三 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任何一门学问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否则就不称其为学问。汉民族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究竟有什么学术意义和价值?对此,人们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有一个逐步实现文化自觉的过程。
(一)对汉民族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笔者曾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上发表了《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一文,认为在历史学、民族学和民族理论学科中,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看,汉民族研究的地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无以取代的。1996年初,笔者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就“汉民族研究的人类学意义”作了专题发言,当时乔健先生评议说:“您现在提倡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创始人,在方法论上是不是要有创新?”与此同时,他还就汉民族研究与汉学研究,与汉人社区研究在方法论上之不同提出了问题。乔先生是我十分敬佩的人类学家,这次他中肯而又明确地提出开展汉民族研究首先要解决好方法论的问题,对我启发很大,仔细想来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包含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汉民族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区别是什么?与汉人社区的研究有什么不一样?关于汉民族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区别,我认为所谓海外汉学是外国人以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称之为“Sinology”。海外汉学与汉民族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前者以中国文化(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汉民族为研究对象。1993年3月,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汉民族研究与中国文化”为题讲学时,曾与到会的学者讨论过汉民族研究与海外汉学的关系,本来“汉民族研究”可以称为“汉学”,但是这与国际上通行的“海外汉学”一词雷同,虽然国际上通用的“海外汉学”实际上应为“中国学”,《辞海》也称“今译为‘中国学’”。但人们已习惯称中国学问的研究为“海外汉学”,称研究中国学问的学者为“汉学家”。所以为了避免混淆两者的区别,还是主张用“汉民族研究”来区别于“海外汉学”。
关于汉民族研究与汉人社区研究的区别,主要在于我们所做的汉民族研究最早是从民族学的角度切入的,主张对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规律,及其特征和文化进行民族学的研究,而汉人社区研究则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对社会学所表述的特定空间社会关系的概念——社区,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和揭示汉人社会的一般规律,同时与宏观的社会分析相得益彰,以指导现时代的社会变革。这里很清楚地显示出汉民族研究注重宏观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而汉人社区研究则注重微观的、现实的、社会生活的研究,可见两者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目的都是不同的。
二是汉民族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汉民族研究作为运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的学问,其自身的研究方法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笔者最初开始进行汉民族研究,确定的课题是“汉民族史”,所以研究方法基本上主要运用民族形成和发展规律的理论,以及史学的方法,对文献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概括出汉民族起源、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规律。后为了具体勾勒汉民族的形象,又运用文化学和民俗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文献资料以及自身对主位文化的亲身感受和体验,探讨了汉民族特征、民族性格和文化。当笔者转向研究当代汉民族的时候,就感到仅仅运用文献资料的分析综合,以及凭个人对主位文化的感受和体验的方法就远远不够了,所以需要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对当代汉民族进行研究,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现实中的动态的研究对象,必须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如参与观察法、问卷法,同时也要对族谱资料、语言等进行研究,如学者对客家人的研究、对闽台惠东人的研究等。总之,回顾笔者汉民族研究方法论的发展轨迹,可以说是从史学方法入门,逐步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到最近强调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体现出汉民族研究方法论具有累加性和综合性两个特点。在综合运用各不同学科的方法时,它们之间虽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并互动互补,相得益彰。
综上所述,正因为汉民族研究运用了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汉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结构、特征、文化,以及与其他民族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宏观和微观的系统研究,所以汉民族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是一门探讨汉民族发展规律的学问。
(二)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历史是一面镜子,又是一本说明书。从汉民族研究的历史来看,其展示出了汉民族研究的丰富内涵,也显示出了汉民族研究在中国民族史和中国通史中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
1.中外学者的观察和考量
1987年,在广西民族学院召开的中国首届汉民族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发表论文阐述了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陈永龄在《探索汉族民族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说:“汉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共同体,历来是世界学术研究的热点,但迄今仍有许多难点和疑点,甚至还是个‘谜’,有待于探索其规律性。”因此,“作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对汉民族自身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的研究,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与此同时,“研究汉民族现代化生活中残存的旧社会形态的沉淀,看看它们在现代化生活中究竟起什么作用,这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推进很有关系”。
黄淑娉在《大力开展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中,指出了汉民族研究对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的意义,她说:“我国各民族长期以来共同生存,互相影响,汉民族无论在历史上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从民族学方面研究汉民族,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只有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才能深入地进行少数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也只有开展汉族的民族学研究,民族学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因此,“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建立中国的民族学理论体系,要使民族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用科学的作用,致力于研究现实问题,都必须开展汉民族研究”。
张正明认为,汉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她在夷夏相激相汇中形成,在夷夏交流交融中壮大”,汉民族“声名文物,震古烁今,其生命之顽强,创造力之旺盛,堪称卓绝。把她作为一个民族来研究,对于我们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无疑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张敦安在《应该开展对汉民族的民族学研究》中认为,要加深民族学研究,必须加强对汉民族的研究,这是因为:探讨民族的发展规律迫切需要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建立中国民族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开展对汉民族的研究;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也必须把汉民族研究提到应有的地位;汉民族自身的发展,需要对其从民族学角度作纵向和横向探讨,以期在世界民族之林永葆青春活力。
贺国安在《刘克甫对汉民族研究与民族理论》中介绍了苏联学者刘克甫(克留科夫)对汉民族研究理论意义的看法,他说,“在苏联民族学发展现阶段,对汉民族的研究比对其他民族的研究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过去,苏联的民族学研究有一个缺点:重民族志而轻理论,写某个民族的历史民族学概论成了风气。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民族理论问题开始重视了,诸如民族的定义、特点、类型、发展规律等问题,成了民族学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但是,理论研究总要结合具体民族的研究,才能总结出带普遍性的规律。有的民族(如美利坚民族)历史较短,也有的民族(如印度人)历史虽长,但缺乏文献、史料,不可能研究得很具体。汉族在这两方面都具备有利条件。第一,它历史悠久而且连续性强,其发展的链条始终没有中断。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埃及,古代埃及人与现代埃及人差别就非常大。第二,汉族的历史文献和考古材料极为丰富,史料的时代也很清楚。在这一点上又不同于印度,印度的古代文献年代不够清楚,往往一差就是几百年,这就影响了它们的价值。而中国自古就很重视年代学。这样,时间长,史料多,年代清,就便于抓住一些规律。因此,研究汉民族的发展史不仅对汉族本身重要,而且对研究整个民族形成和演变的规律具有很大意义” 。刘克甫的看法,把汉民族研究放在世界民族发展规律的高度去观察、去考量,发人深省。
总之,中外学者对汉民族研究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观察和考量认为:汉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研究她的意义是全方向的、多层次的,既有学术意义、理论意义,又有历史意义、现实意义;还有经济意义、政治意义。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民族理论等学科,无论从哪一个方面,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去研究汉民族,都可以丰富和发展本学科,汉民族研究实在是一个硕大无比的学术宝库。
2.对汉民族研究意义和价值认识的动态轨迹
笔者对汉民族研究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观察和考量有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汉民族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停留在历史学和民族理论层面上。1986年,笔者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了《试论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认为:
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由于汉民族有悠久的历史,经历了多种社会形态,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唯一从未中断过历史的一个古老民族,因此,无论是中国民族史,还是中国通史,乃至世界民族史和世界通史,汉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都是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
其次,从民族学的角度来说,汉民族研究更是一座价值无比的学术宝库。民族学是研究现代各民族发展规律的社会科学,即研究民族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地理分布、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等的特点和规律。如上所述,由于汉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特征稳定,因此,无论从民族学的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次、哪一个方面去研究,汉民族研究的内容都是异常丰富,非常多彩的。
再次,从民族理论学科的角度来说,在中国,要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规律,要正确处理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忽视或不重视对汉民族的研究也是不行的。汉民族从起源、形成、发展到今天,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其整个历史过程一脉相承,从未中断,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研究这样一个民族的发展规律是其他任何民族所不可替代的,因此,汉民族研究在民族理论学科中的地位也是无可替代的。
20世纪90年代后,笔者受人类学的熏陶和启发,对汉民族研究的学术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感悟。1999年初,新华社记者孟凡夏在对笔者的专访中曾问:“汉民族研究为人们打开了一座内涵丰富的学术宝库。在理论上,汉民族研究最主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笔者的回答是:
1.进行汉民族研究是汉民族认识自我的需要。 众所周知,民族学是以民族这个特定的历史范畴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中国民族学以谁为研究对象呢?早在1956年费孝通、林耀华两位先生在他们主编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就明确指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在中国的范围里,不但要研究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但是,事物的发展有时会给人开一个玩笑,1956年在中国的民族学界对中国的少数民族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后,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了少数民族身上,竟然形成了“民族”就是指少数民族的片面观点,最突出的是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有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的任务,也有研究世界民族的任务,唯独没有研究汉民族的任务,似乎汉民族超然于民族之外,汉民族研究几乎被排除在民族学研究范围之外。
2.汉民族研究是研究少数民族以及认识中华民族的需要。 “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这是对中国各民族几千年来民族关系的高度概括。这种关系延伸到学术研究上来看也完全如此,即研究汉民族离不开对少数民族的研究,研究少数民族也离不开对汉民族的研究。譬如,我们研究汉民族的历史深知汉民族从起源到形成到发展,无一不是多元的。在汉民族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均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加入,如在汉民族的起源时期,不仅有炎黄和东夷两个集团作主源,还有苗蛮、百越、戎狄作支源;在汉民族的形成时期,不仅有夏、商、周、楚、越诸族的融合,也融合了部分蛮、夷、戎、狄;在汉民族的发展时期,不仅同化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乌丸、党项、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也同化了部分南方的俚、僚、蛮等少数民族。试想,在研究汉民族时如果不研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少数民族,汉民族的研究如何才能获得真谛?研究当代汉民族也莫不如此,譬如广西的平话人,据有的学者研究是北宋时狄青镇压侬智高的部队屯守广西后与壮族妇女通婚,吸收了大量的壮文化后形成的。试想,研究平话人,如果不研究宋代的壮族,恐怕对平话人的研究很难取得有价值的成果。还有研究粤语的学者提出汉语粤方言与百越越语的渊源关系。试想,如果研究粤方言不研究百越,尤其是南越的历史、语言和文化,恐怕也很难取得新的成果。凡此等等,不胜枚举。
3.汉民族研究是发展人类学的需要。 人类学是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是一门培养通才的基础学科和领头学科,国外许多大学都设有人类学系,大多数大学都开设人类学课,几乎所有知识分子都了解人类学知识,人类学的应用和传播也极为普遍,不仅政府的行政、外交和对外开发机构聘请人类学家参与工作,而且卫生、教育、精神健康、工业关系机构等也聘请人类学家作顾问,甚至主持工作,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类学的兴起,以及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在西方学术土壤中萌芽、发展起来的。汉民族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学术宝库,无论你从哪一个学科进入这个宝库都可以得到丰硕的成果。港台著名的人类学家乔健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中就指出:“由于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从小型的、简单的语言即较原始的社会中发展出来的,能否有效地应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中国这么博大、悠久的复杂社会,是个极具挑战性的方法论问题。”因此,“现有人类学方法不足以有效的研究中国社会”。我觉得这段话对我的启发非常大。因为我们汉民族有许多事情,我们仔细去审视它、考察它、研究它都会觉得无论是民族学的理论和方法或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可能还无法进行解释,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考虑和提升它。比如说,汉民族的历史连绵不断,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历史最悠久的民族。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没有中断过的就是我们中国的汉族。这样一个汉民族,哪怕是在灭顶之灾的情况下,它照样能够妙手回春。对这种独特的历史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去解释它,也有不少的解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那么透彻,还可以作许多新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汉民族的语言,那实在是太复杂了。我跟日本学者谷口房男先生交往,他老是讲“an no”“an no”如何如何,我说:“an no”是不是“我”的意思。他说:“是呀!”刚好,武义方言“我”即为“an no”。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方言的情况去划分的话,可以说不知道有多少民族,多少国家。但是恰恰这个汉民族不管语言怎样不能交流,但是文字是相通的,汉字在这里起的作用太大了。因此,没有汉字就没有汉民族。但是用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去解释它,你能解释得通吗?是不是需要我们重新加以提升?由此可见,对汉民族作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除了能对汉民族社会的本质提供新的、实证的和客观的说明外,还能对人类学的许多基本命题,如比较鉴别、文化相对性、传统与濡化、文化涵化、民族形式与国际化等命题用新的案例来确认和诠释;或可能提出新的质疑而发掘出新的命题来,把汉民族的认知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提炼出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民族学,从而使我们不只对汉民族的文化,甚至整个中国文化,乃至对整个人类文化变迁的历程有一个更全面、更清楚、更准确的认识,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在当代汉民族的研究中受到一次洗礼,不仅可以加速人类学民族学的本土化,而且会使现代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升到一个高度,从而更具有国际性。我想这也应该是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笔者20世纪90年代对汉民族研究意义和价值的这些认识,与80年代的认识相比,尤其是在人类学的层面上,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有所提高,但仍然有一个很大的局限,即仅就汉民族本身论汉民族,既缺乏整体观,也缺乏整合性。到了21世纪10年代,笔者在推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和中华民族研究中有了新的顿悟,笔者在《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后记中记录了这个感悟:
我对我的这本《从多元走向一体——中华民族论》是十分看重的。从1961年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师从岑家梧等老师学习以来,先后学习和从事民族研究近48年,特别是自1979年底开始进行汉民族研究以来,积30多年汉民族的研究成果,我提出了关于汉民族研究的雪球理论;又自2000年获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开展“中国民族团结研究”以来,在对全国5个自治区、2个民族省(云南、青海)、一个非民族省、两个大城市(上海、深圳)10个田野点进行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民族团结”的口号理论化、实证化了,在该项目的最终成果——《中国民族团结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中国民族团结的磐石理论。这两个研究项目的交汇和互动,使我逐渐把学术思路集中到了中华民族身上。
为什么会把学术思路集中到了中华民族身上呢?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学术感悟:
一是汉民族这个“雪球”在滚动中形成,在滚动中发展。那么,这个雪球滚动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呢?长期思考的结果,汉民族这个“雪球”滚动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民族就是民族与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形成的民族融合阶段性成果。从汉民族的案例中,可以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
二是中国民族团结的这块“磐石”在冲突、磨合和整合中凝结而成。那么,这块磐石的最终用途是什么呢?在一次学术顿悟中,我感到其将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奠基石。中国民族团结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可见汉民族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是:汉民族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阶段性成果,一个成功的案例。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规律的大趋势、大方向。
确实,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看汉族,它不仅仅是一个民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案例,即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案例。为什么现在西方学者对中国汉民族感到不可思议,因为在他们当中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民族,13亿人口;也没有这样历史悠久的一个民族,上下六千余年,美国仅上下二百年;即使是欧洲、法国,也仅有上下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现在最悠久、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中世纪。我们到法国图鲁兹时别人介绍说这房子是中世纪的,他们都觉得很了不起。如果跑去安阳的话,很多考古发现是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
这样一个汉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世界上无不可及。我们的历史是连续的、没有间断地发展的,不像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都有中断过,现在的埃及人和古代的埃及人是两回事,现在的印度人和古代的印度人也不一样。汉族历史延绵,人种延绵,人口越来越多,高度认同,各美其美,百花齐放。这样一个民族,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世界的高度,一个全球的高度去看它的话,它不正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本吗?
民族发展的规律是从多元走向一体。我们看欧洲在走向一体,之前称之为欧联,现在的欧盟,逐渐从政治一体走向经济一体。此外,文化也是比较一体的。我们把汉族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里,在人类或者是世界民族关系史上,且不讲世界史,仅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来看的话,它正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案例、一个样本。
强调中华文化认同,弘扬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胡锦涛同志在2009年第五届全国民族表彰大会上讲道:“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指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第一次说出民族的发展史,同时又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最后还强调“大力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更重要的是,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国家博物馆,在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后,对中华民族复兴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进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说出了中华民族的心声,是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最强烈、最明确的表达。确实,对中华民族认同的问题现在正处在关键的时期。从学术层面上来看,笔者之所以觉得现在把汉族作为一个案例来思考,是因为它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走到今天,在认同上没有任何问题,这种高度的归属感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来的。由此可见,汉族认同已经为中华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样本。
从汉民族本身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是从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高度去看待汉民族,能够看得更清楚,汉民族提供了一个样本,它恰恰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它恰恰是人类民族共同体、民族过程的最基本规律的体现,这个规律就是从多元走向一体。单独一个氏族、一个部落,是不能成为民族的,任何民族的发展都是从多元发展而来的,只是多元的数量多少而已,所以从这个角度,汉民族研究意义重大。我们过去把汉族仅仅作为汉族去研究,学术的境界较低,等于就汉族研究汉族。现在我们了解汉民族是从多元走向一体过程的一个案例样本,对于我们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是非常有价值的。
近期赵杰发表文章提出了“多流一原”的观点,他认为:“多元一体指和而不同的内在建构,多流一原指一个中原向周边的多向互流。因此,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原华夏人还是周边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人,都有一种用中原统一周围的意识,即使不在中原也要入主中原再统一全国……实现由中原中央集权发号施令的中华民族意志。”为此,他还进一步阐述说:
汉族(把汉朝核心地的人们称为“汉人”,这是周边少数民族叫出来的。)实际上是中原诸族统一体的后裔。历史上,有众多的少数民族从东北、西北进入中原地区并建立了政权,后来又因融入汉族而消失于史乘之中。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既有刀光剑影、桴鼓相攻的一面,也有经济文化交流、互通婚娶,最后融合为一体的一面。可以说,研究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是了解中国历史上民族精神融合与交流的一个窗口。
汉族的血统里融入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血液。今天的山西太原就有匈奴人的后裔,已被众人周知。河南洛阳又有北魏鲜卑人的后裔,是孝文帝迁都洛阳率鲜卑人改俗汉化所致。比如今河南浚县等地尚有匈奴连氏的后裔,宁夏的贺兰山之“贺兰”与河南浚县的“赫连”氏是同源音变,同为匈奴人的语言所留之痕迹,但除此之外,匈奴人的任何外在表象特征已很难寻觅。汉族的形成其实就是中原主流民族的形成,标明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强有力的凝聚核心。
赵杰的多流一原说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大趋势。总之,从汉民族这个案例样本中,我们既可以把汉民族当作中国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也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的未来将如何在发展中实现“多元一体”。这就是汉民族研究最重要、最有价值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