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拒绝死亡的恐惧:从《克利同篇》谈起
一、坚持灵魂不朽是苏格拉底身陷囹圄不逃避死刑的根本原因
读过苏格拉底《克利同篇》的读者都知道,苏格拉底在死前一直谈论的核心话题就是关于死亡的问题。克利同劝苏格拉底越狱逃避死刑,而苏格拉底坚决不逃避自己面临的死亡。他做了很多解释,但基本有以下六种解释:
第一种,不想牵连自己的朋友。如果苏格拉底逃跑了,将有人告发克利同等帮苏格拉底逃跑的相关人。可能导致朋友遭受财产和其他更严重的损失或者危险。苏格拉底本人也承认这一理由:“是的,克利同,你提到的正是我担心的事之一。”
第二种,逃避死刑是不正义的事情。花钱买通狱卒放走苏格拉底是可能的事,而且也有不少朋友和学生愿意为苏格拉底去冒险,但是苏格拉底认为,这样不好。因为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违背了苏格拉底向来做人的原则。他自己也认为做不正当的事不光彩,那是邪恶的、可耻的。苏格拉底在与克利同的对话中反诘道:“如果以恶报恶,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 可以肯定,克利同选择了后半部分回答,即“不正当”。
第三种,维护雅典城邦的法律权威。苏格拉底认为,逃跑就是背离国家和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必须听从这个国家的一切安排。因为出生在这个国家,如果违背这个国家的法律就是撕毁双方签订的协议。
第四种,活够了。苏格拉底入狱时正好 70 岁,在古代这种年纪也算长寿了。他认为这把年纪去逃跑,躲避死亡是不道德的。这个年纪的人难道还要忍受这种羞辱之言?难道要活在别人的羞辱之中?一辈子卑躬屈膝地生活是不值得的。苏格拉底自言自语:“像你这把年纪老头,为了多活日子还要把最神圣的法律踩在脚下吗?”
第五种,神的旨意。苏格拉底之所以如此坦然赴死,而不愿意接受克利同的说服,有个很主要的原因是他是有神论者。他认为神在召唤他,所以他不得不离开此岸世界。他认为他好像听到了神笛,神笛如雷贯耳,从而使自己听不进其他话语。最后,苏格拉底说:“好吧,克利同,我们就照这样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
第六种,相信人死后灵魂不朽。苏格拉底在狱中好多天一直与朋友和学生争论关于灵魂的问题,特别是关于灵魂转世的问题。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就阐述了死亡后的两种可能:一种是死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一了百了,没有任何知觉;另一种是死后灵魂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从后面的《克利同篇》和《斐多篇》中苏格拉底的对话来看,实际上他更相信灵魂不朽。因此他才可以如此坦荡地喝下毒药,在毒药发作时他也不展露一丝痛苦。这明显是一种强大的心理力量在支撑他的灵魂不朽的观点。苏格拉底说,灵魂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肉体死去的灵魂跑到另一个地方,可以看到心目中很多当年早就去到另一个地方的英雄。例如,荷马、俄耳甫斯、赫西俄德等。辩论到最后,苏格拉底提醒说:“离开的时辰到了,我们各自走我们自己的路——我死去,你们将活下来。谁的命运更好,只有神知道。”
《斐多篇》展示了苏格拉底赴死前一天的讨论情况,主要围绕灵魂在人出生前是否存在,以及灵魂在肉体死亡后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当时苏格拉底主要是让辛弥亚和格贝相信灵魂不朽。这部分内容占据《斐多篇》的大部分内容。最后在场的所有朋友和学生都已经认可了苏格拉底的观点,即灵魂不朽,它在一个人的生前存在,并在一个人死后还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即将执行死刑的时候,苏格拉底还在规劝在场的朋友,要大家多给灵魂打气,拒绝肉体的享受,肉体的享受对自己有害无利。只有一心追求知识的快乐,不用外在的饰物装饰自己的灵魂,而需要用自己特有的东西去装饰自己的灵魂,例如用理智、自由、真实、公正这些东西,也就是与心灵有关的东西。这些东西看不到也摸不到,恰恰是真实的、可靠的。在《斐多篇》结尾的地方,斐多是这样写的:“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间,是最明智、最善良、最公正的人。”
那么在这些原因中,哪个原因是最主要的?笔者认为,第六种是苏格拉底不逃狱的最主要原因。《申辩篇》最后强调的是神的召唤,这里已经预示着苏格拉底不可能向审判团低头获得苟且的机会;《克利同篇》整个论辩都是循循善诱告诉克利同不要规劝苏格拉底逃跑,苏格拉底用递进的方式推进他不逃避的原因。先是说自己不想牵连朋友和学生,然后说逃跑本身就是不正义的事情,接着说自己生是雅典城邦的人,死也交给雅典了,需要维护雅典的法律和制度,不应该违背雅典人民的意志。后面又强调自己年纪也大,毕竟 70 岁的人,何必在生死方面看不开呢?顺着上面,苏格拉底说神的旨意在召唤他的离去,没有必要再留恋世间生活。最后苏格拉底强调灵魂不朽,所以不惧怕死亡,因为死后灵魂还在。而且苏格拉底认为,人死后灵魂还在,只是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人的灵魂脱离了肉体去到另一世界是很美妙的事情,因为没有肉体的羁绊,灵魂更加纯洁、更加明朗、更加干净。这时的灵魂是自由的灵魂,是最自在的灵魂,也是最高贵的灵魂。何乐而不为呢?死有何惧哉?苏格拉底能够欣然赴死是有充分准备的,根本不是一时冲动的行为,这是合乎他的一生爱智慧的言行。
苏格拉底一生穷困潦倒,他的身边随时有很多仰慕者追随他,跟他一起探讨智慧,追寻知识。但是苏格拉底并不像智者学派,智者学派为了经济利益,可以不讲原则地颠倒是非,只要给钱就可以为你辩护打官司。苏格拉底不是为了经济利益去与他人讨论和探讨智慧的,他只是为了智慧而讨论智慧。所以他与别人的对话完全是为了搞清楚知识问题,例如美德、英雄、正义、美、善等概念。对这种普遍性问题的探寻就是苏格拉底一生的主要行为,这就是他认为的“爱智慧”。这种爱智慧行为是纯粹的、没有功利性的,是对人世间基本问题的探讨,是对希腊早期自然哲学的背离。苏格拉底开始把哲学的对象从自然转向人自身,转向人的意义和价值问题,转向一系列终极价值问题。例如,关于灵魂不朽的探寻和证明、关于正义本身的讨论与寻求。
问题就在这里,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毕其一生以人的德性和正义等问题为探讨的对象,普通人看来很难理解,但这恰恰证明了苏格拉底的伟大之处。没有强大的定力和信仰,是不可能会持之以恒去坚持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关于死亡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避谈死亡问题。儒家强调的是人伦道德,道家强调的是自然无为,他们对超自然的现象并无兴趣,或者表现为存而不论。儒家代表孔子曾经表示“未知生,焉知死”,其更关注的是当下生命的修炼,即如何使人生变得有“礼”且有“仁”,对于死亡问题包括死后的灵魂问题,表示了不愿意或不必要去关注。因为现实人们对于修身立身之本还没有搞清楚,何谈死亡之事,谈超越之事就是奢谈了。孟子对于死亡问题的谈论基本与孔子相似,孟子关注内圣外王之道,实际就是关注人的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系,基本排除了对死亡问题的探讨。例如,孟子就认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这里的“大任”实际还是人世间的事情,即个体命运与国家治理之道相关。这里的“天”也没有超越之意,不像西方有宗教文化背景的超越寓意的上帝。
儒家文化在整体上关注的是个体与国家命运的双向黏合,基本排除对生死观的关心。难怪傅伟勋先生说:“儒家的生死观完全排除个体不朽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儒家型任务的‘硬心肠’。”
道家代表老子的“道法自然”基本展现了道家的核心思想,即“自然无为”。这里的“自然”实际就是自然界的自然,世界万物包括人都源于自然,复归于自然。所以老子的“各归其根”表明了世间万物都归于其来源,其实就是天道之本。死亡如生命一样是自然现象,都是天道轮回,是自然循环的景象而已,如果对死亡这种自然现象产生恐惧,本身就是背离自然的行为。
所以道家在生死问题上不认可儒家的回避行为,因为儒家实际上是在回避死亡,而没有去体验死亡。庄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先不避讳谈死亡的代表,他对于生死看得很淡,所以他直面生死,不避讳,直接体验。庄子曾经说过“人之生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其实就是把生死看作自然循环,没有必要惊恐,也没有必要回避。庄子曾经也说过“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这样的话,很多人把这些话语解读为相对主义或不可知论,这是错误的解读,用了西方形而上学思维的解读方法,机械地看待道家思想的精髓。实际上,庄子的思想更看重自由和超越,反对固定的“仁义礼智信”等同一性概念状态。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庄子面对妻子的离世,却“鼓盆而歌”,不是他不敬妻子,而是对生死看得很淡。
由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潮,所以儒家的生死观必然影响中国人的生死观,从整体来看,儒家思想是入世的,不看重超越的一面。当然,不少学者认为儒学具有超越性层面,不过不像西方文化的超越性。西方文化的超越性是一种外在超越性,提倡人之外有一个高不可攀的绝对实体即上帝。这个上帝在不同时代学者那里有不同的能指,在苏格拉底那里是“神”,人们永远达不到神的智慧,所以“我知我无知”,人生只是爱智的过程,我们无法得到真知,只有神才掌握真理。人不能与神相媲美。到了柏拉图,他认为“理念”是世界的本质,一切现象都是模仿了理念,不是真实的,理念才是真实的世界。举个例子,各种具体的杯子不是真实的存在,恰恰那个共性的杯子才是真正的杯子本身。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这个超越性指的是上帝,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一切来源于上帝,一切复归于上帝。天国才是真实的生活,人间是虚幻的,人的一生就是不断努力修炼,使未来彼岸的世界更好。到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终极力量来自绝对精神,历史是绝对精神的运动,现实的人恰恰是绝对精神的工具,为了实现绝对精神的目的,历史中的人只是历史精神力量的体现,其实质是历史的绝对精神运动,不是人的运动,人的运动是绝对精神的手段,这种手段推进历史的外在化,即人的对象化是在绝对精神的命令中实现的。进入哲学后现代时期,西方哲学的超越性并没有丢弃,虽然上帝理念有些动摇,但是绝对的超越性不可能消失。经过尼采的“上帝已死”,到福柯的“人已经死亡”,最终我们发现,上帝的超越性在西方文化中还是一种至关重要的文化实体现象。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内在超越性,作为内在超越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宇宙本体为本原,以道德为本位,它不提倡绝对的外超越性,也就是不提倡把绝对外在的上帝等精神实体作为超越性,但是主张道德人格意义上的超越性。儒家就重视对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探索,主张人生需要主动融入当下的制度化体制中,以彰显“修、齐、治、平”的本色。离开了当下的现实世界,谈论超越性是没有意义的。
总之,外在超越强调人无法达至的制高点,人永远也不可能成为神,永远有他的缺点甚至原罪。这样人就有一条边界,这条边界恰恰体现了人的谦逊和温和。内在超越实际上提倡人的自我修炼可以达至圣人,天人不分,达到人与天同体,与宇宙同在,从而达到完善人格。这是何等的理想?
三、对死亡问题的一点感悟
海德格尔说过“人是向死的存在”,说明了人的出生就意味着已经伴随着死亡,这种死亡是必然的,是人的存在的一部分,也是偶然的,因为它的到来是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时。我们经常说人是平等的,也许在死亡面前,人真正是平等的,因为任何人都将面临死亡。我们说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离去,实际上前一个赤裸裸还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人出生在富贵之家,也有人出生在贫穷之家。后一个赤裸裸的确是最公平的,因为确实带不走什么。人去世的时候,物质世界的一切东西都得留下。死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一定有这一天的到来。
另外一个内涵是,死亡只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没有谁能够代替你的死亡,靠个体单独去面对。所以死亡是孤独的事情,不是热热闹闹的事情。在死亡面前,人要么孤独无助地离去,要么恬静自然地离开。难怪苏格拉底认为人生就是练习死亡。
因此练习死亡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要练习死亡真不容易,不经过哲学或者宗教上的苦练是难以达到的。因为苏格拉底相信灵魂不朽,而其相信的灵魂不朽不是一朝一夕得来,而是经过其一生爱智慧的体验和实际操作得来。关于死亡的大智慧是需要人生的苦苦思索和体会才能得到的,所以哲学就是练习死亡。不学习哲学和宗教学知识,不去体验爱智慧的辛苦和幸福是得不到关于死亡的洞见的。
面对死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不同的超越。一般而言,普通人为了生计,投身于忙忙碌碌的日常操劳中,过着算计、琐碎、简单循环的日子。往往没有时间和心态去谈论和思索死亡问题。所以最简单不过的是投身于这种大众生活,爱别人所爱,恨别人所恨,做别人所做,思别人所思。正如人们常说的“熙熙攘攘,皆为利忙”。这种状态的人最容易忘记死亡,也就不谈论死亡。只有到了亲人或者朋友死去了,他们的心灵才会产生一丝痛心或怜悯,在一般情况下,死亡还没到,就不用担心。其实这种情况严格意义上不叫对死亡的超越,至多是对死亡的回避。就像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哲学,他认为人们没有必要担忧死亡,因为“当死亡来临时你已经不在了,当死亡没来到时你还活着”,所以不用担心死亡。过好每一天,快快乐乐的多好!伊壁鸠鲁认为人生快乐的两个条件是“身体无痛苦,心灵无纷扰”。
我们经常说,顺其自然,干该干的事,想该想的事。活着好好活,死的时候让它去,不必强求,心平气和地对待自己和他人的死亡。这种常态的人就是海德格尔强调的“常人”。实际上,常人就是平均常态的人,他们热衷于当下,一切顺其自然,面对死亡不强求不抗争。
哲人面对死亡有其不同的超越方法。苏格拉底说,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这里讲的哲人,主要是西方希腊以来的占主流的观念论哲学家从事的哲学思辨事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指沿着苏格拉底、柏拉图所从事的事业不断推进的哲学事业者。面对死亡,这些哲学家有一个共同的志趣:灵魂不朽。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坚信灵魂在人死前存在,在死后也继续存在。所以我们的知识在人出生之前已经存在某个灵魂上,当我们出生时,灵魂已经附在肉体上了。所以,知识不是学习得来,而是回忆得来的。因为灵魂转世后,需要一段时间回忆才可得到过去的知识,人的灵魂在肉体死后还继续存在,不过存在其他地方。正义的人死后灵魂会存在一个正义的地方,邪恶的人灵魂变成邪恶之人的灵魂。
因此,对于一个正义的人,其死后灵魂不死,他的灵魂将到达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未来将又变成一个正义人的灵魂。苏格拉底等哲学家之所以面对死亡很淡定,而且坚持原则和正义,不卑躬屈膝求生,关键在于一生练就了强大的灵魂,可以积极面对生死问题。
一个不直面死亡的人,往往是惧怕和恐惧死亡,因为其贪婪现实的物欲和感官的快乐。有些没有自觉死亡意识的人往往执着现实的可感之物不能自拔,太多的挂念让他回避死亡,拒绝谈论死亡,也不敢直面死亡问题。柏拉图曾经说过,有无自觉的死亡意识是鉴别真假哲学家的试金石。杨足仪认为:“只有超脱个别事物、看破生死界限、树立自觉死亡意识的人才能摆脱肉体牢笼的囚禁,克服感官的障碍,步入神圣的理念世界,获得哲学知识。”
道家超脱死亡的方式很特别,实际上就是庄子提倡的“逍遥”和“坐忘”。这里的逍遥就是消解一切执念,忘却人世间的物化现象,从而达至超越状态,这种超越状态即自由。虽然道家的自由与西方哲学强调的主体自我的自由有些区别,但是道家的自由应该可以理解为“超脱”。这种超脱在有些学者看来是一种消极避世的还没有主体意识的状态,但笔者认为,超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的一种高级忘我状态,恰恰是在刻意消解主体性情况下的一种状态。这种自由是一种作为人的至高状态。庄子提倡的逍遥主要指不局限于形,从形中超拔出来,远离现实的物的繁忙,使心灵达到远离现实的物形,使心灵独立于物而自由和强大,从而克服死的纠缠。杨足仪说:“也只有这样的心灵,才能真正摆脱凡间尘世的千沟万壑,才能根本打破套在我们肉体和心灵上的种种枷锁,去掉各种累赘,达到逍遥。”
庄子的坐忘指什么呢?难道是指忘记一切,自我陶醉吗?显然不是,因为作为道家经典代表人物的思想不可能这等浅薄。《庄子》里是这样描写的,“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是从形式到实质的状态,忘是指超越了世俗当下的一种无挂碍、虚静状态,所以它不是指逃避和自我陶醉,而是一种人为地退回到内心,保持内心的虚静和定力,这样才能看穿世间万物、人生冷暖。在人生哲学层面,坐忘有忘却死亡之忧的内涵。
所以不管是逍遥还是坐忘,庄子展现的道家精神就是一种超越精神,一种超越生死的精神倾向,这种倾向不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内心的强大,一种顺应自然状态的天人合一。达到这种状态的人才能轻松驾驭自我灵魂的指向,而不被现实变幻莫测的世界所掩蔽和模糊。看清世间冷暖,直觉世界纷繁,内心具有强大的定力和超然。只有这样,才能看清世间芜杂,弄清社会真情。也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内心脉络,不为外物所动,这样,人的怯弱和茫然就自然褪去。
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科技发达、医学昌盛,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时代。随着历史继续推进,人的寿命也会越来越长。现在最可怕的是,当人的寿命越来越长的时候,我们不得不直面一个严峻问题,即健康的长寿如何可能?生活质量提高的同时能否推进生命的质量,特别是死亡的质量?
当下,随着中国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和生命质量问题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死亡问题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重视。有尊严的死亡被学界和社会关注。
当前,全世界工业化国家有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面对人的死亡也是采取工业化流程:疾病—送往医院—死亡—殡仪馆—墓地,这个流程完全按照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推进,对死亡的处理如此现代模式,以至让人感觉缺乏点什么。特别是缺乏宗教信仰的国家,对于濒死人的临终关怀甚是缺乏,基本上就是工业管理模式处理,把死去的人的身体只是当作尸体处理,亲人只是负责缴费走完流程即可。
在中国的城市,在处理死亡事情方面与西方工业化国家几近相同,在农村,由于城市化速度的加快,留守老人群体的扩大,患重大疾病概率不断增加,中国人面对的死亡问题也显得越来越严峻。例如,临终关怀、安乐死、死亡尊严等问题越来越凸显。一个奇怪现象,在中国绝大多数城市,现代化设施的小区建设得越来越豪华和壮观,小区配套的幼儿园也越来越好,但就是很难找到与配套幼儿园一样的配套老年疗养院;在农村,年轻人住宿条件越来越好,钢筋水泥楼越来越坚固结实,但是老人越来越边缘化到住进 20 世纪的砖瓦房甚至危房中。这其实就是对死亡的忘却,对老年人生命关怀缺失的活生生的表现。
当人们目睹一位亲人或者友人在病榻上遭受绝症折磨而痛不欲生的时候,一定会从内心呼唤着死亡尊严和临终关怀等制度化、人性化体制。
所以,在此,笔者不仅提倡一种超越生死的内心哲学,还呼吁一种面对死亡的制度化的关怀模式。不为其他,就凭海德格尔的“人是向死的存在”。当人人都会面临死亡时,当谁都逃不掉的时候,生命价值和死亡尊严问题迟早会进入每个正常人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