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本控制下的生命逻辑及其展望
历史进入大规模商品经济时代,也就是资本主义时代,好像一切都是商品,因此可以用来买卖和交换。所谓最高价值的人,也经常像商品一样,可以用来买卖。当然用来买卖的是人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或者说人之为人难道与其他商品无异?在资本控制下的人们好像是活生生的木偶任人摆布,或许还有其他希望?在历史长河中,人类创造了一个媒介——货币,货币成为资本后变成规训人的魔王,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好像人是资本的主人,实际上有多少人能够逃脱资本的控制和规训?马克思主义给人类指出了逃离资本支配生命的逻辑。
一、资本逻辑的神秘与祛魅
商品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细胞,要了解商品,必须搞清楚的是商品的两个基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即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看得到摸得到的,并在使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有用性”。而价值就不同了,价值是包含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所谓无差别的劳动即劳动者的精力,包括体力、脑力的综合,它指商品的抽象性和社会性。如果用社会财富展现商品的使用价值,而用货币体现价值,那么商品的内在矛盾即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就体现为货币和商品的外在矛盾。要获得任何商品必须付出价值符号即货币,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价值规律的内涵,一切商品的交换必须按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而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因此,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在某种意义上,商品交换即劳动的交换,劳动要能够交换,其实意味着劳动力要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条件。
只有劳动力大规模地进行买卖的社会,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货币成为资本的时代。等价物的货币只是流通媒介和价值尺度,但是当这种货币用来购买劳动力,用来促使劳动力创造比劳动力价值更大价值的时候,货币才成为资本。所以,笔者的直观表述是,资本主义就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社会。当劳动力成为商品,人的所谓价值如何界定?在资本主义社会,人只不过是商品,人不比其他商品高贵。所以,在资本主义形态的社会,“资本的增值就是人的贬值”。在这种形态的社会,教育无论被抬高得多么高尚,实际就是培养适应资本和生产资料配置的劳动力商品而已。人的受教育过程就是使劳动力商品增值的过程,找工作的过程就是寻找商品买家的过程,人的地位就是一般商品的地位,因此所谓人的至高无上性体现在哪里?
当某一商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货币出现了。由于成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就成了万能的商品,它可以充当一切商品,因为任何商品都可以折算成货币量,然后再用货币去兑换其他商品。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变成了神秘物。人们对商品的追寻和消费首先要获得一定额度的货币量。表现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表面是在寻找货币,其实就是在寻求商品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货币的神秘性也就展现出来了。
劳动力成为商品,商品需要货币来展现,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人的价值可以用货币来体现,人的价值有什么高于其他商品的地方吗?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抽象出“商品”这个细胞,从商品抽象出“货币”这个概念,再从货币抽象出“资本”这个概念,资本的逻辑终于破茧而出。从复杂的资本主义形态找到研究资本主义逻辑起点即商品概念,在显微镜下寻找到货币这个等价物,然后再从货币符号中探寻到资本的神秘。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早期的商品拜物教,又展示了资本主义中期的货币拜物教,最后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资本拜物教过程。
在传统社会,人们头脑中有一个人格意义的神,把神当成万能的存在;在现代社会早期,由于早期启蒙运动的兴起,人们打破了上帝的支配,看透了上帝的面纱,也就是费尔巴哈所看到的“宗教是人的自我异化”;再到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风起云涌,“人格神”的神秘性宣告失效,但是另外一个神逐渐抬头,也就是非神圣性的神圣性——“商品”,以及商品的符号货币的神圣性,到最后资本的神圣性也就产生了。从商品拜物教到货币拜物教,再到资本拜物教的出现,人类的命运已经递交给了另外一个宗教——资本。资本主义这个概念逻辑就是这样得到的。
为了经济利益,必须获得资本,资本是资本主义的中心词汇。资本给社会带来了灾难,社会异化为追求价值符号的机器,恰恰忽略了人的真正价值本身。托马斯·莫尔批判资本原始积累“你们的绵羊本来很驯服,吃一点点就满足,现在变得很贪婪,甚至要把人吃掉……” ;傅立叶控诉资本主义“所谓文明制度,一切都是倒行逆施,一切都是恶性循环,一切都是相互欺诈” ;圣西门把资本主义法国当成“没有才能的统治有才能的,道德败坏的人支配善良的公民,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在欧文眼中,“现实生活中的劳动阶级遭受着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深重的灾难”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 是卢梭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经典批判;而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当成“没有系上锁链的罗马奴隶”,“资本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里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如果有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 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 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 100%的利润,它就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 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二、资本控制下生命的异化
(一)异化劳动与资本家的异化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也就是马克思描绘的早期资本主义历史是资本控制下的资本增值与人的生命异化的历史。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切人都被资本所控制,而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工人生命的异化非常严重。为了生存、服务于资本的增值,工人必须不断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自己和家庭的生活资料。工人劳动产出得越多,资本家得到的就越多,工人被剥削得越多,资本家拥有的资本就越多,拥有继续雇佣和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就越多。因为所谓资本的来源不外乎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所以,工人的劳动在不断积累资本的力量,同时资本不断用来继续强化对工人的剥夺,工人将失去的更多。因此资本对于工人而言是一种外化和疏远化的存在,也就是马克思描绘的“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导致工人把劳动当成痛苦、当成负担,当成只是为了活命的基础,他们在劳动中得不到快乐,也没有激情的释放,他们的身心都遭到摧残。工人把劳动当作瘟疫一样进行逃避。
异化劳动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此私有制的强化,又增强了资本异化的力量。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就是资本的物化,因此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必然产生对工人劳动的异化。工人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具,即满足资本增值的手段。因为工人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一部分,活劳动的来源即劳动力。劳动力是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重要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是资本增值的源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称呼工人的劳动力是“可变资本”,也就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因为不变资本只是生产创造剩余价值的辅助资料,它们在生产中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并不增加新值。但是劳动力就不同了,它能够创造出工人劳动力的价值,还创造出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即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剩余价值增强了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手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如此反复运转。
资本对于工人产生了劳动的异化,那么资本主义对于资本家是否存在异化现象呢?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资本在控制工人命运的同时,照样把其他群体置于这种支配之下,任何人都无法摆脱资本的强制与奴役。
资本家受制于资本增值的逻辑,也被资本增值的逻辑所操控。追求和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满足于无节制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生产惯性和周期,资本必须周而复始地循环,同时不断实现增值,让单个资本的私人劳动变成满足社会需求的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只有实现了社会劳动,资本家才能继续扩大生产并继续追求剩余价值,否则,资本的运动就会结束,资本家的命运就会很惨。服务于资本增值的目的,资本家只能不断扩大生产,化剩余价值为资本,不断推进资本积累和资本循环。因此,资本家也像工人,被束缚在资本增值的循环扣上而不能自拔。马克思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 ,高度概括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命现状,即异化的命运。
资本家之所以被称为资本家,其实就是资本的人格化,因为他也是为了完成资本增值的工具而已。资本家在资本增值过程中,充当了资本增值的主导者和管理者的功能,而工人处于资本增值的下层,就是直接与生产资料相连接的劳动者,他们的本质一样。资本家对资本的管理和控制不是出于其自身的主观意志,而是服务于遵守资本运行的基本规律。所以,资本家实际上也是受到资本驱使的,只是资本雇佣的“宦官”,也是不自由的。
(二)资本支配下生命的全面异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异化阶段。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由于部分时间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即美国,他们敏锐地察觉到资本控制下生命遭受的控制和欺骗。在资本主义晚期,服务于资本增值的需要,精英文化式微、大众文化高歌猛进,不断取代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表面看来是文化的民主化过程,也是文化的平等化推进,因为平民也可以平等享受声光化电式文化的喧嚣和狂欢,但是这种文化表现出平面化和碎片化,它不能很好地促进人们进行理性思维和反思,而是涣散了人们的沉思,让人们陷入表面的热闹和喧嚣。在众声喧哗之中,人们的生命失去了更深层的思维,留下了热闹后散落一地的失落和无聊。在法兰克福不少思想者那里,大众文化就是执行了资本主义的欺骗和操控职能,它让人们“爱人所爱,恨人所恨,喜欢人所喜欢,讨厌人之所讨厌”,人们缺乏批判思维,留下的就是认可和承认。好像“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现实的”是千真万确的绝对真理。实际上,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进行思考,不难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振聋发聩的批判是不失其真理性的。虽然大众文化给予人们一些开心和快感,但是往往让人们陷入平淡和浅薄。大众文化仅仅是大众的文化吗?不,其实大众文化深层次包含了资本家追求资本理论的欲望。资本贪婪的目光看中的是资本所追求的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人们的快乐。快乐只是一种延伸品,甚至大众文化带来的快乐不一定就是幸福,因为快乐与幸福是不尽相同的。在马尔库塞的理论中,大众文化就是对人的欺骗。它让人们陶醉在欢快之中不能自拔,也忽视了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反思和批判。人们肯定资本主义当下的一切,默默认可现实,默默接受当下。被大众文化汪洋大海包围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批判性一面,落入一个向度,即“单向度”之中。
在现代广告传媒的大肆宣传和侵入下,人们已经产生了审美疲劳,已经不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以至于在现代资本提供的丰富物质服务下没有了东西南北,没有方向,更没有了返回内心的静思。在晚期资本主义,到处是琳琅满目的商品,到处是广告,到处是大卖场,到处是闪烁的灯光工程,到处是整洁干净的交叉路口和交通信号灯,一切显得如此充裕和富足!而在马尔库塞等思想者眼里,这一切却是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而已。现象背后却是让人深思的本质,拨云见日,除去遮蔽本质的杂多的现象,人们发现这一切实际是一场十足的骗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消费文化已经异化了。资本主义传媒下的消费文化已经沦落为“虚假消费”,相对于虚假消费的“真实消费”即满足身体基本需要的消费,如果超过这个量就是虚假消费。虽然真假需求很难准确定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确存在虚假消费现象:炫耀性消费和奢侈性消费就是典型。炫耀性消费就是把消费物品当成符号,当成炫耀的标志。资本家为了满足消费者的炫耀性消费,特地把商品划分成一个系列,让产品自身体现层次,从而让商品变成不同身份的符号。例如,德国大众集团奥迪公司生产了两个奥迪系列,它们分别是奥迪Q1、Q3、Q5、Q7,奥迪A4、A6、A8,两个系列都是数字越大,层次越高,价格越高,拥有人的身份不同。虽然人们不能对不同系列奥迪车质量指手画脚,但是这些系列的确是为了不同层次的需要,到底质量有多大差距不重要,其对消费者的身份意识非常重要。消费者对于高层次的符号追求明显高于低层次追求,可以肯定的是,奥迪汽车公司销售商和生产商有很高的消费心理学素养,他们摸透了当下资本控制下人们的消费心理,因为没有多少人能够逃过炫耀性需求。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异化了。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张经济人,主张利益最大化,所以在经济活动中,只强调利益,强调竞争,甚至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思想主张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即“你所得即我所失,我所得即你所失”。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思想,这种利己主义如果在经济领域可行的话,那么在社会领域将导致灾难。试想如果社会也根据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的“丛林法则”生存,那么弱者如何存在?当经济利益法则推广到整个社会,当人们把经济利益当成衡量成功标准的时候,人的价值显然太狭隘,人的片面性就显得非常突出。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把人利益化的思想进行了攻击;西方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人性的异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当人际关系商品化,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膨胀,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到处盛行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出了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由于经济活动的产生出现了衡量商品的货币,最后货币成了衡量人际关系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社会的异化问题就已经相当严重。当男女感情用货币利益来衡量的时候,爱情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爱情了;当人与人的友情在金钱面前被击得粉碎的时候,友情已经走到了尽头;当家庭温情被金钱算计的时候,家庭亲情也就出现了危机;当一个高校完全以金钱来衡量科研分数,并依据科研数量对教师进行奖惩的时候,或者当一个教师做科研是为了完成科研任务而不至于扣罚绩效奖金的时候,这种科研也将走向没落;同样,当一个高校的教学改革只是为了通过经济利益差距来刺激教师上好一堂课,那么这种改革的结果将事与愿违。一句话,利益不是人生的全部,甚至不是人的生命最重要的部分。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甚至死亡都面临着资本的操控。出生是人生的开始,死亡是生命的终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死亡不能被替代,死亡是重大的哲学问题。柏拉图认为“哲学就是练习死亡”;海德格尔认为,人的一生就是“向死而生”。哲学层面的死亡探讨比较抽象,但是现实层面的人们不断面临死亡,亲人的离世,朋友的离去,伟人的逝世,这些不能不让人们茫然、伤心和悲痛。有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当一个绝症患者躺在病榻上接受现代医疗技术干预,而医生和家属都知道患者已经无力回天的时候,人们是愿意把患者接回家还是让医生继续进行毫无意义的治疗,让患者身上插满管子接受这种毫无希望的所谓先进医疗?如果建议继续治疗的是主治医生,人们怀疑是医疗资本逻辑使然,如果是家属坚持,往往是背后伦理道德观念的支撑。在医疗事业出现市场化趋向的国家,面对濒死绝症患者的过度治疗还是比较常见的现象,这就是医疗资本侵入死亡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体系下,一个人从生到死的整个过程都受到资本的操控。即使到了濒死时刻,医院、殡仪馆、火葬场和墓地,都是一个个资本项目渗入的工程。在资本主义当代,死亡已经是一整套工业化管理和操作流程。人作为崇高价值的存在和作为人的最一般的尊严,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淡去。
三、自由生命的开启与追寻
人不同于动物,按照赫拉克利特的观点,人是逻各斯的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人是理性和城邦的动物。在中世纪,人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下面,享受到上帝羽翼的庇护。近代,笛卡尔的“我思”开启了人的主体地位,让人与物彻底分开;康德把“意志自由”赋予独立的个体,使人有了道德意义上的至上存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把人的理性赋予为“绝对”。人的理性代替了“上帝”,这是人的张狂。海德格尔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反叛,展示了“此在”从而彰显存在的价值;萨特干脆高呼“存在先于本质”。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是黑格尔的学生,他一方面强调人的自由全面的存在;另一方面,他突破了唯心主义的窠臼,始终把人的自由放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关系之中,不是空乏、抽象地探讨人的自由。可见,西方文明从一开始就酝酿了“自由”人的开显。
(一)作为自由意志语境下人的自由
古希腊哲学早就开始了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柏拉图是典型的代表,柏拉图开启的在场形而上学强调看不见的理念,贬低实实在在的现象,这种哲学强调现实的具体来源于虚幻的精神实体,而且这种哲学思想抬高了超越性,压抑了现实具体的“存在”,这种哲学还不懂得具体人的自由。基督教哲学与柏拉图哲学有同源性,也是张扬超越的上帝,而压抑了现实人的生活,让人生指向了虚无的上帝实体。近代笛卡尔开创的主体哲学好像关注到主体的核心地位,其实这个主体只是抽象客体的抽象对象。近代哲学的主体就像中世纪的上帝那样,空洞无物,却至高无上,因此近代哲学并没有真正把具体人抬出来,也没有把人的“自由”问题当成思想的核心话题。黑格尔是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张扬了主体的本质性,这个本质就是绝对观念,而具体的人恰恰变成了历史的工具,被绝对精神牵着跑,历史变成了精神运动。表面看来,黑格尔重视人的自由,其实他把人变成了被阉割的没有精神的边缘化的存在者,真正的存在者是“大写的”绝对精神存在。康德站在道义论伦理学基础上,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响亮口号,但是康德的伦理学缺少现实生活的支撑,如果运用于现实会经常产生悖论。康德对自由的理解是联系“自由意志”来探讨的,“自由意志”有深刻的唯心主义踪迹,最终没有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羁绊。
立足传统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倒过来进行思考。如果说传统形而上学重视存在,贬低存在者,海德格尔却倒过来思维,他的研究恰恰从存在者出发研究存在。实际上,传统形而上学表面重视存在的本体论,实际他们探讨的恰恰是一个个存在者,并没有找到研究存在的突破口。表面看来他们重视“存在论”,其实只是停留在“存在者”上,成为无根的存在论,海德格尔批评道:“‘存在着’这个词究竟是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不。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这一意义问题。” 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需要存在者来展现,存在者有无数,但是能够体验到自己存在的存在者只有“此在”,“此在”就是活生生的当下行为的一个个具体的人;通过探讨具体的“此在”来开显“存在”才是哲学需要走的路,过去的哲学走了一条没有结果的弯路;存在是一种可能性,人是一种向死的存在者,存在总是人的存在,存在是人在劳作中的“无蔽”状态。因此海德格尔是一个现象学存在主义者,他开显了人的本真存在,揭示了本真存在的自由状态,对沉沦的存在进行了去蔽。
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代表是萨特,萨特研究存在是通过与“本质”进行对立研究的。萨特认为,传统哲学的核心是“本质先于存在”,因为他们先入为主预设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如柏拉图的理念,经院哲学的上帝,笛卡尔的主体,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有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等,传统哲学预设了一个人的本质,这个本质不变,然后把其他特征往本质上面贴。萨特说,实际上,人的本质是自己在绝对自由中体现出来的,即人的本质是“做”出来的,不是静止不动的。萨特提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在人的自由之中。因此我们称为自由的东西是不可能区别于‘人的实在’之存在(êre)的。” 萨特还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自由是人的命运。
有人说萨特是错误的,举个例子,人有杀人的自由吗?其实按照萨特的理念,人有杀人的自由,因为杀人和不杀人都是你的自由,杀人需要承担责任,承担责任本身也是一种自由。若不能自由承担责任,没有承担责任的义务,还是人吗?其实萨特的思想是有合理之处的。当然,无论海德格尔还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存在主义毕竟是一种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哲学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根基,显得苍白和无力。在资本控制的社会,人道主义的悲愤和唠叨可以激起一些民愤,但始终难以成为一种持久的现实力量。
(二)马克思对未来自由生命社会的描画
马克思主义对自由的探讨接续了黑格尔的自由思想,黑格尔的自由观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即“自由就是对必然的掌握”。经典马克思主义者也主张“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是一种盲目的状态,是一种没有认识世界奥秘状态下的迷茫和无知。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必然争取自由,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目标。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对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 人类认识自然规律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人类改造自然界获得的真理也是不断深入的,真理是相对的,因此自由也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可见,马克思主义探究的自由不是近现代西方学者所理解的自由,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自由,这种自由是逐步深入的。而西方学者提倡的自由是“意志自由”,意志自由当然具有绝对性,思想总是烂漫的,理念总是超越的,自由总是任其高远。回归现实生活,立足人类的世界历史,马克思主义发现,自由其实就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自由只有相对性,没有绝对性。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通过阶级斗争,形成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党宣言》中有一句经典概括:“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概括性地指出了人类历史的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还强调了人类历史三种社会形态的延续,即人的依赖社会、物的依赖社会及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 在“人的依赖社会”,由于生产力落后,人们在狭小的范围内进行生产,人们之间为了生存,在孤立的地点上进行活动;在“物的依赖社会”,人们形成了普遍的交往并发生了普遍的物质交换,商品范围扩展为几乎所有物品,人类也提升了自身的能力体系;在未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消除了旧式分工,人们摆脱了为了生存的奴隶式分工,新的社会分工不是对人的限制。在未来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人的自由时间大大扩展。不但服务于创造物质资料的劳动时间缩短,人们还有足够的时间从事科学、文艺等活动。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变成了第一需要,劳动是人生快乐的源泉,当然,未来社会的劳动不是纯粹的消遣和娱乐,同时是紧张和严肃的事情,比如音乐创作。
未来自由社会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的人从全面异化的异己力量中解放出来,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了按需分配,人们之间摆脱了资本的控制;人际间的关系高度和谐,精神境界有极大的提升,所谓阶级社会的军队、法庭、监狱都将失去作用,战争不复存在,三大差别也将消失,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将达成高度和谐。
共产主义社会是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是“真正的共同体”。在阶级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些关系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人对自然的狭隘理解必然导致人对人的狭隘理解”。
四、结论
资本逻辑就是人的命运逻辑,资本控制的逻辑就是人被制约和规训的社会,资本逻辑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互反对的逻辑,资本的逻辑就是人性异化、关系对抗、精神枯萎、金钱至上、幸福标准单一的社会和发展逻辑。问题是,根据辩证法,任何事情都有“自反性”,资本的控制逻辑也包含了资本的解放逻辑。
资本主义社会毕竟还存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资本主义还有其发展的空间。虽然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两个必然”,但是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两个决不会”,当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能容纳其生产力发展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显然不会那么早就退出历史舞台。吊诡的是,由于历史进程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率先产生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产生于落后的带有严重封建性的社会,无论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没有预料到的。落后国家率先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就带来了两个非常大的历史课题——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问题。由于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非常落后,特别是生产力,在这种情况下,搞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不提高生产力水平,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落后国家可以跳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这个痛苦阶段,但是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跳过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否则就无法建设好社会主义。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跨越不了生产力发展阶段,没有生产力的快速健康发展,没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苏联和东欧的制度质变的确有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因素,但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出问题的根本原因还是内因。当它们放弃了公有制,放弃了共同富裕两个基本原则的时候,离剧变就不远了。简而言之,东欧剧变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存在问题,恰恰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时还机械地照搬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德赛指出:“让我们回忆一下马克思勉强做出的关于资本主义之后应该出现什么社会的预言吧!它将是社会主义,这段时间之后接着是共产主义。但是,它会怎样到来,是个什么样子以及它如何运作,这些都是他所没有触及的问题。” 德赛认为东欧剧变的原因是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自己出了问题,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导致“马克思的复仇”。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步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改革开放 40 多年,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各项事业进行了全面深化改革,立足“五位一体”的整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整体上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使古老的中国站起来了,而且正迈着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步伐。
这一切之所以发生,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同时能够与时俱进地推进各项改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看到了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的艰难,所以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果断放弃了苏联模式,借鉴了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不断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就是对资本逻辑反思的结果,共产党的思路就是——既要运用资本发展经济的效率,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遏制资本对生命的控制逻辑,发挥资本的自反性,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说现代性是从西方社会开始的,特别是西方 18 世纪启蒙运动推动了现代性的步伐,那么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代性有自己的特色。理性主义、现代官僚主义管理模式、经济理性、经济人等推进了资本控制的逻辑形成,特别是在以知性化、计算化、利益化为中心的现代性思维支配下,人的感性生命也就逐渐走向枯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的现代性正在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条道路就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性。这条现代性道路将推进中国人民不断走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