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
胡适曾经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成员,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究竟是以怎样的思想基础和政治目的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他在这个运动中所宣扬的学术观点和政治思想应该怎样分析?胡适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又如何?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思想基础与政治态度
要弄清楚胡适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以及他留学美国期间的政治态度,应依据最基本的材料——《藏晖室札记》(即《胡适留学日记》)。
1891年胡适出生于官僚地主商人家庭,少年时期在家乡接受过九年的封建教育。1904年他来上海读书,开始接触“新学”,信奉进化论。1910年至1917年留美期间,胡适偏重学习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方面的课程,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由此逐步发展。胡适后来追述说,当时他“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 。通观胡适的全部留学日记,所谓“为中国的民主辩护”虽属炫耀之词,但“注意世界的政治”确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开始了对自己少年时代所接受的封建思想的反叛。例如在辛亥革命前,当他听说“美国今日尚有某校以某君倡言‘天演论’致被辞退”,觉得是“怪事”;当他听人作“孔教之效果”的讲演,为之“耻笑”,又听人“大称朱子之功”,则感到“如芒在背焉”。 当时胡适还认为自己“所关心之问题”为:“一、泰西之考据学,二、致用哲学,三、天赋人权说之沿革。”他还确信:“今日吾国急需之三术”为:“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进化的观念”。
应该说,以上是胡适留美时期的基本思想,也是他日后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其核心乃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胡适后来自己总结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 这里的“科学方法”,在“五四”之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思想界,不失为较之封建主义思想进步的新学说,同《新青年》所提倡的“赛先生”是一致的。
正是由于胡适具有上述思想基础,因而他在当时还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教育救国”的观念。胡适认为:“欲以增兵备救中国”,“非根本之计”,“根本之计奈何?兴吾教育,开我地藏,进吾文明,治吾内政”。 他还认为:“国无海军,不足耻也;国无陆军,不足耻也!国无大学,无公共藏书楼,无博物馆,无美术馆,乃可耻耳。” 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胡适(也不仅仅是胡适)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这套“教育救国”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但他这种思想,却是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仍由封建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这一可悲的局面不相容的。胡适反封建的要求,表现在政治上,是反对北洋军阀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摧残和压制,他说:“党禁一日不开,国民自由一日不复,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即“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革命终不能免”,“否则政府自取败之耳”。 在这里,胡适所强调的“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无疑具有改良主义的性质,但却与当时其他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等人对袁世凯政府的态度大体相仿。
胡适留美期间的其他一些表现也值得分析。例如,一方面,他从“执笔报国”的立场出发,拒绝参加留美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集会;另一方面,1915年2月,当有人以“支那一友”的署名发表文章,鼓吹“日本之在中国占优胜,未始非中国之福”,“中国共和已完全失败,中国人不适于自治,日本之干涉,可使中国有良政府”的谬论时,胡适立即作文予以驳斥。 当胡适听说“东京及祖国书来,皆言抵制日货颇见实行”,也感到“可喜” ;他还从“译书须择其与国人心理接近者先译之” 的主张出发,翻译了法国爱国主义作家都德的著名短篇小说《最后一课》(译文改题为《割地》)。同时,1917年4月,当胡适得知俄国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的消息后,写了一首充满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激情的词《沁园春·新俄万岁》。词曰:
客子何思,冻雪层冰,北国名都。想乌衣蓝帽,轩昂年少,指挥杀贼,万众欢呼。去独夫“沙”,张自由帜,此意如今果不虚。论代价,有百年文字,多少头颅。
冰天十万囚徒,一万里飞来大赦书。本为自由来,今同他去;与民贼战,毕竟谁输!拍手高歌,“新俄万岁!”狂态君休笑老胡。从今后,看这般快事,后起谁欤?
这首通俗易懂的词,是他对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崇和对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斗士的称赞。
胡适是留美期间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他说:“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制造之新文学可言。” 他又在《沁园春·誓诗》中宣称:“文章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诗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驱驰。” 在这前后,胡适开始了他对文学革命的意见的酝酿和白话诗的创作尝试。著名的《寄陈独秀》(1916年10月)和《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就是胡适留美时写的。
上述情况表明,尽管在留美期间的胡适身上存在着多种矛盾的现象,但就此不能简单地断言他已经是一个“卖国”的“洋奴”。事实上,他是抱着爱国热情和文化事业上的抱负,参加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的,后来他继续投入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也绝不是偶然的。
1917年7月,胡适回国后,去北大任教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直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据他自己说:“船到横滨,便听见张勋复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 显然,胡适参加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动机有回避正面的政治斗争的消极面,但是应该说,这也是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点。因为《新青年》创刊号的《记者答王庸工书》一文,曾宣布“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即是说,仅仅承认以思想文化方面的革新而不是强调政治改革为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的。《新青年》只是在1919年12月发表包括胡适在内的《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后,才主张涉及政治问题。
总之,留美时期的胡适是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基础是在当时对中国思想界尚有进步作用的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由于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才使胡适作为一个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第一个打出文学革命的旗号,在早期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我们认为,关于胡适最初就是怀着篡夺革命果实的野心混入新文化阵营中的“大奸细”的说法,未必正确。
厘清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与历史地位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是什么?又如何评价他在这个运动中的历史地位呢?
在胡适看来,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至少有十个方面,即:对孔教的揭露、批判;提倡文学改革;提倡白话(即“国语统一”);提倡妇女解放;批判封建贞操观;批判旧礼教;提倡教育改良,否定封建教育的制度、思想、方法;反对封建婚姻;反对封建父子关系;反对旧戏,提倡戏剧改良等等。 在上述各个方面,胡适同新文化运动的其他领导人一样,基本上是全面参战的,并且在某些方面有突出的贡献。
首先,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鼓吹白话文,并付诸创作实践(除写白话诗外,尚写白话小说和话剧,他的《尝试集》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1916年10月,胡适致信陈独秀,首先提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人手”,即著名的“八不主义”。 次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正式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重申了“八不主义”。同年五月,胡适又发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强调“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到1918年4月,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提出“十个大字”的“唯一宗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且把“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将“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变为“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 稍后,胡适用充满鼓动性的语言说:“现在我们来替他正式发讣文,报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两千年了!你们爱举哀的,请举哀吧!爱庆祝的,也请庆祝吧’。” 正是在胡适首先发难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高潮中,从1918年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出现了四百多份白话报刊。同时,以鲁迅为代表的优秀白话小说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优秀新诗也开始出现于中国的文坛。陈独秀说:“文学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这个同时代的人的评论是符合事实的。
关于包括胡适在内的一班新人物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意义,我们认为应作充分的估价,不能仅仅看成是“文学形式的改良”。不错,胡适确有改良主义其症,例如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没有如同后来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样深刻,而且即使在他们提出了更深刻更进步的文学革命主张后,胡适也没有改进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在胡适倡导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之前,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是“桐城谬种,选学妖孽”,胡适冲决这一罗网首先发难,难道应该多作苛求吗?再说,胡适最初提出“八不主义”时,也并非完全从形式上着眼的。例如他把“八不主义”中的“不作无病之呻吟;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我在;须言之有物”称作为“精神上之革命”。 所谓“精神上之革命”,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改革文风,我们难道能够把文风的改革排斥于内容之外吗?胡适还说:“我提到‘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不作无病之呻吟’都是文学内容的问题。” 从胡适本人的创作来看,也的确如此。
其次,胡适反对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宣传易卜生主义,提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提倡个性解放,这在当时也是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的。
胡适激烈地反对孔教,特别是对吴虞的工作表示极大的支持和推崇,高度赞扬“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用担来的清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满腔热情地向人们“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这就扩大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的影响。胡适还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准则激烈地反对封建的贞操说,痛斥“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腐朽教条,他说:“以近世人道主义的眼光看来,褒扬烈妇烈女杀身殉夫,都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 胡适在宣传易卜生主义时,大声疾呼:“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 我们知道,辛亥革命将皇帝推翻以后,中国的政治局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其间甚至夹着张勋复辟和“洪宪皇帝”登基的丑剧。文化思想上的复古主义更是甚嚣尘上,郊天祀礼、尊孔读经,宣扬封建道德的旧势力极端顽固。胡适宣传个人自由,强调“自主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依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作事” ,在实际意义上,的确“是指示个人的解放”,是“对独断、对孔教、对盲从、对迷信的一种抗议” ,这无疑是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观点,具有反封建的作用。胡适后来说,他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人生观”,“在民国七八年间所以能有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为它所提倡的个人主义在当日确是最新鲜又最需要的一针注射” 。这虽是自诩之词,但不能据此否定它有顺应历史潮流的合理因素。因此,对当时胡适的反孔问题和提倡个性自由问题,都应按照历史主义原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既不要回避前者,又不必全盘否定后者。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另一项突出的活动,就是宣传实验主义。从哲学上来说,实验主义是马赫主义即经验批判主义的一个分支,是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立的。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兴起的时候,封建主义的思想在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还占着优势,极端腐朽的封建教条还具有法律的效力,不容人们怀疑和反对。胡适宣传实验主义,根据尼采哲学思想,主张“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强调“评判的态度” ,他说:“实验主义决不承认我们所谓‘真理’就是永永不变的天理” ,“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更好、更有理、更有益的吗?’” 显然,这种实验主义的怀疑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可以充当资产阶级怀疑、批判和否定旧传统、旧思想的武器,它否认任何真理的绝对性,客观上也起着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封建教条挑战的作用,因而的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潮之一,虽然这是资产阶级的思潮。
应当指出的是,胡适留美时专门学过实验主义的课程,在“五四”前的不少文章中就已宣传过实验主义的某些观点,《实验主义》一文本是胡适在1919年春天的讲演。至于李大钊同志在1918年就开始宣传马列主义,这是事实。但我们知道,五四前后新文化阵营中的各种代表人物都很活跃,思想敞开,马克思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哲学、罗素哲学、易卜生主义和进化论等主张,都在广泛宣传,大有百家争鸣之势。在这种以宣传科学和民主、反对封建文化为主要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中,由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三部人组成的统一战线,在“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的旗帜下共同战斗,而这个“公共意见”也是明确地承认宣扬实验主义的:“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且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抛弃此等旧观念”,“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因此,认为《实验主义》一文是为了对抗“五四”运动和“六·三”以后开始的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治运动,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理由是不充分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所作的贡献不应该抹杀,不能认为胡适同当时抱有青春理想而追求西方真理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丝毫没有共同之点。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称,毛泽东同志曾经说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当然,胡适当时也宣扬过许多错误的东西,直到今天都是应该批判的,这除了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原因外,还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属于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点。因为新文化运动中所宣传的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 。
至于胡适自己后来说:“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知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能不能据此认为,胡适自己也招供,他在新文化运动中并没有反过封建呢?不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判断一个人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而是主要看他的实际行动。胡适的这番话只是表明他后来背叛了自己早先的反封建的立场,翻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案。这样分析问题,胡适从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堕落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奴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退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
那么,胡适是从什么时候,又是怎样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来并堕落为反动分子的呢?
瞿秋白认为“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 毛泽东同志也指出:新文化阵营中胡适一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第二个时期(引者按:指1921年到1927年),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就和敌人妥协,站在反动方面了” 。这都只是划了一条粗线索。我们认为,胡适的堕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阶级斗争和政治形势相适应,胡适的思想言行也呈现出扑朔迷离的样子,尽管他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反动东西逐步抬头,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后期新文化运动的盟友。胡适完全成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走狗”,似应以1925年2月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和同年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机构)的名誉秘书为标志,而不是1919年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20年反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或者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胡适前后总共写了三篇文章 。文章的基本观点是: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承认“一切主义、一切学理”固然“都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主义“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为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为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总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胡适辩解说:“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绝不是这样一个抽象的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国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据此,我们可以认为胡适提出“问题与主义”有两方面的目的:一方面为了反对亲日的北京政府及其安福系的“高谈主义”的政客,另一方面根据实验主义否认任何绝对真理的错误观点来反对刚刚传播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第一方面,应该承认,“五四”运动后,北京政府虽然被迫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的职务,但并未改变其卖国政策。而安福系的政客趁着五四运动高涨起来的新思潮也高谈起主义来,针对这种情况,胡适说:“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胡适主张研究的问题有“大总统的权限”和“安福系如何解散”等,显然是针对反动的北京政府的。关于第二方面,胡适竭力鼓吹“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这在中国思想界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形势下,的确起了对抗的恶劣作用。这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裂是必不可避免的。
关于反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1920年12月,胡适致信陈独秀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胡适还说:“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苏俄’杂志)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 从《新青年》的“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以及该意见发表后刊登的文章来看,政治色彩还是比较浓的,再从胡适本人来看,他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不也是谈政治问题么?既然如此,所谓恢复“戒约”云云,岂非蛮不讲理?显然,胡适这时候挑起事端,反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攻击《新青年》成了“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目的仍是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这表明他的改良主义立场与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但是,由于当时新文化运动仍然受到封建复古主义者(如林纾和“学衡”派)的攻击,因此,胡适还没有公开从新文化阵营中分裂出去。这段时间里,胡适虽然继续在《新青年》发表作品(到一九二二年七月九卷六期上的两首诗为止),却主要是局限于语言文学方面的。
1922年5月,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应该说,在这之后胡适反对中国革命和投降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思想才开始集中地暴露出来。因为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口号,而胡适却在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出了许多错误和反动的观点。概括说来,第一,否认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事实。他认为:说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 这种掩盖帝国主义侵略的辩护词,从根本上否认了中国民主革命反帝斗争的极端必要性。第二,提倡“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胡适说:“中国不适宜于单一的国家组织”,并提倡“增加地方权限”,实行“省自治的联邦制” ,这就容忍和支持了军阀的武装割据、长期内战。如果说上面这些还只是言论,那么胡适于1925年2月参加段祺瑞政府为抵制孙中山北上而召开的“善后会议”,同年又出任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机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实际上是控制教育基金的),就完全倒向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动阵营一边,继而成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
纵观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他曾经满怀激情地赞颂俄国资产阶级的二月革命,却不可能像李大钊那样热烈拥护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一度发出许多妙语横生的议论,勇敢地向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旧文化挑战,但始终摆脱不了封建传统的羁绊,更不能在反帝问题上迈出一步;他可以成为前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却不能继续追随这个运动前进,以至最后从新文化运动中分化出去。这个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教育熏陶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虽然登上过新文化运动的舞台,但又逐步向他所属阶级的右翼转化,最后终于沦为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文人。这种可悲的结局,并不是他个人的罪孽,应该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中去寻找其最终的原因。
胡适无疑是一个过大于功的历史人物。根据唯物史观,对胡适这类人物的评定,应该从事实和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功则功,过则过,不要以其后半生的堕落与反动来否定其前半生的某些功绩,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爱之者欲其生,恨之者欲其死”,都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点是:“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6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今天仍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研究“五四”人物,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