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很久之前,范敬宜先生的《浣溪沙·夏锄》就被我抄在本子上,我喜欢那种亲近土地、豪爽又灵趣的气质。但是我对于乡村的关注和研究,却是后知后觉。
我出生在河南郏县的小山村,父亲通过1977年高考之路,毕业后进城,让我脱离了农民的身份。尽管在我心中一直萦绕着“地方之爱”的乡愁,但是默默无闻的村庄、亲切而模糊的乡亲并未真正被我重视。一直念着自己的新闻梦想,从中国传媒大学硕士毕业后,我如愿到央视新闻评论部当了一名记者。此后,我才体悟到自己的某种“注意力”,是对于乡土新闻的格外关注。从在《新闻调查》报道广西“砍手党村”,到《新闻1+1》采访四川大凉山落后村,再到担任《新闻漩涡后的村庄》总导演,我体悟着美好的复杂性和丑陋的合理性,看到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乡村世界。此后,我的采访实践和学术兴趣,慢慢集中到涉农新闻和乡村传播上。
曾经,“乡村衰败”的叙事充满疮痍、怜悯与迷思,而我们不该忽略村庄觉醒者,他们是有主体性、有反思力的农民,从尘埃中开拓绿色。村庄不是新闻消费的灰烬,命运共同体里的人们也在重整秩序。乡村振兴战略利国利民,多元行动者则为中国乡村发展注入了更多力量。这些年,我走访了中国数十个基层村庄,发起探村博士联盟,和志同道合者一起用脚丈量真实的乡土中国,与一张张滚烫鲜活的村庄脸庞相遇。在《新闻漩涡后的村庄》系列中,我跟踪记录“砍手党村”“盲井村”等地的变化。在《春节博士返乡直播》中,我加入老家的卡车司机协会组织微信群,研究他们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媒介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成为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互联网技术的普及重塑了农村的信息环境,新型互联网平台在乡村振兴的系统性工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带来数字乡村传播的新特征。
如果说以前是知识分子从外视角“看见”乡村,如今在汹涌澎湃的互联网浪潮中,短视频、直播平台的技术赋权,则将真实的农民媒介话语推向前台,大大提高了乡村的“可见度”,推动乡村社会关系的深刻变革。2021年,我探访中国多省村庄的“网红”,包括广西灵山县苏屋塘村村民“巧妇9妹”甘有琴,“第一瑜伽村”河北张家口玉狗梁村驻村书记卢文震,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广元市岫云村村支书李君等,他们发挥新媒介的力量,调动农民的主体性,充分挖掘村庄价值,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创新基层组织形式,成为乡村振兴多元行动网络中的中坚力量。
变革中的中国乡村,正在绘就波澜壮阔的画卷。在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技术赋权的双重背景下,本书关注数字乡村传播的实践和特点。在数字技术的互联互通中,社会系统中的微观和宏观力量被媒介赋能,信息技术成为新生产要素,互联网成为新农具,越来越多的农民借助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展示乡村生产生活,弘扬乡村特色文化,重塑农产品产业价值,他们成为互联网主动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打破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渠道,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培育数字素养,成为积极主动的传播者,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具体来说,本书分为以下七章:
第一章在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关注数字乡村传播的趋势和特点。从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如今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互联网重塑三农信息传播的格局,带来信息传播主体的拓展、信息传播方式的多元以及信息传播功能的延伸。农民自媒体人通过短视频、直播等实践,开启了个体的叙事重构时代,激活了乡村日常生活的“可见性”,他们成为互联网主动的生产者、创造者和建设者,体现了对资源配置的“去中心化”。与此同时,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需要加强。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2021年报告显示,城乡居民数字素养差距达37.5%,亟待弥补“数字鸿沟”。乡村振兴需要调动各方力量,多元媒介主体的数字实践嵌入乡村传播,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的力量。
第二章结合话语理论,关注社会发展与农民媒介话语的变迁。在国家、媒体、市场、民间的话语互构中,农民媒介话语的生产特点、功能、价值取向在不断变迁,不同语境的媒介话语也影响着农民媒介形象的建构。从社会建构和媒介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社会阶层变迁中的农民地位与话语表达、社会政策和乡村发展、媒体报道与乡村问题、舆论导向与涉农传播关系等问题。结合国家重要政策文件,从社会、经济、文化等维度分析乡村振兴战略下三农主体话语的文本变迁和新语态,并分析互联网时代农民媒介形象建构的变迁。
第三章分析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与话语呈现。农民自媒体人成为主动的视觉生产者,他们在技术赋权下拓展话语权的同时,也在自我主体表达、新“身体叙事”、商业逻辑“异化”之间博弈和调适。通过“转译”,政府、媒体、市场、民间等多元行动主体的实践交相辉映,协商对话。打破自上而下的信息生产方式,农民自媒体生产可以和主流媒体、县级融媒体建设有机融合,发挥“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功能,在国家、媒体、市场、民间信息传播的话语互构中,行动者多重力量增值,打通“最后一公里”,消除信息“知识沟”区隔,挖掘乡村内生力,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从而构建合理有序的三农舆论场域。
第四章关注脱贫攻坚语境下的多元媒介话语与参与式行动。脱贫攻坚是乡村振兴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组织前提,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多元传播主体为扶贫行动提供了更多资源和机会。在对贫困内涵和问题精准化认识的基础上,发挥新媒体技术和视觉文化传播的优势,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扶贫行动可以通过资源共享、整合配置、价值链接的合作来挖掘内生力,通过“仪式召唤”的启动、“赋权赋能”的驱动,达到“地方再造”的效果。主流媒体和农民自媒体共生融合,拓宽新思路,打破单向的传播关系,让扶贫政策框架、媒体议题、市场利益、农民需求相互融合,不同角色之间形成有机互动循环的传播关系,从而推动城乡传播格局打破不平衡的信息系统,提高扶贫信息传播的精确性。
第五章关注网络直播与农民媒介话语呈现。如今,涉农议题的电商直播拓宽了农民媒介话语呈现渠道。网络直播场域的即时性、开放性、互动性,推进了舆论场景的创新和舆论场的生态优化,可以充分挖掘网络直播在乡村振兴中的潜力。直播在话语聚合、媒介行动、情感互动等层面发挥舆论功能,促进舆论生态系统优化,为乡村振兴战略赋能。以返乡直播为例,知识分子主导的“返乡书写”、媒体策划的“返乡类视频直播”和农民主动自发的网络视频直播,可以有机结合起来,让信息、资源循环流动和有机互动,凝聚地方共同体经验,从建设性层面建构丰富立体的乡村传播系统。
第六章聚焦于数字时代的农民工新媒介实践。随着时代变迁,工人作为劳动群体的内部结构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依靠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数字劳动形式越来越普遍。数字时代的新媒介配置成为“媒介支持系统”,为农民工组织化带来了赋权的功能。平台化发展带来“零工经济”的新业态,基于团结互助、维护权益等需求,农民工形成了各类网络自组织。从脱嵌到再嵌,通过情感共同体的网络动员,尝试建构从“虚拟团结”到“实用团结”的新型团结经济。在新媒介实践中,农民工的文化资源动员与话语建构能力也在不断进步。
第七章关注农民媒介话语表达的主体与客体。乡村振兴战略下的知识分子与农民话语融合出现了新的特征,从外视角观察到嵌入式行动,从中心化返乡叙事到农民新媒介话语融合,从个体参与到发挥协同治理的力量,近年来知识分子的返乡实践逐渐呈现出新特点。笔者作为长期跟踪报道乡村、研究乡村传播议题的前记者和学者,从自我民族志的角度,梳理生命历程视野的涉农报道实践。从文本话语、记者实践、组织影响等层面,重新思考农民话语的媒介呈现问题:看与被看、主体与客体、农民话语是如何被外界建构的?新媒介平台的农民话语表达又是怎样影响其话语可见度的?最后总结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民主体话语价值。
由于笔者个人理论学习和经验总结的局限性,此书难免挂一漏万,请读者朋友多多批评。在写作中,有个小故事特别想和您分享。2019年10月26日,我收到第七届范敬宜新闻教育奖获奖的通知邮件。10月26日,一个蕴含我新闻生涯密码的日子,多年前也是10月26日,时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老师介绍我去央视实习,他是《东方时空·生活空间》的创始人。记得博士论文完成时正是清明节,我抱着一大束花,站在天寿陵园陈虻墓碑前,看望这位照耀我生命的职业领路人。墓碑上刻着“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盯着这句话,我眼眶湿润。当我蚂蚁搬家般写完近20万字的博士论文《建构人民中心:涉农深度报道的话语变迁》时,猛然发现,原来我博士论文的主旨、价值观深处的情感源泉,不就蕴含在陈虻这句话中吗?也正如范敬宜先生所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乡村赋予我太多的滋养力量。第七届范敬宜新闻奖颁奖词是:“刘楠的目光始终没有脱离中国的乡村与人民。高光与侧影共生,冷静与温情并存,知识与情怀交织。刘楠的乡村书写,用独到视角记录真实世界,以知识精英承担新闻责任。”因为返乡文章,我还获得了“爱故乡非虚构写作大赛”的“年度故事奖”,我内心羞愧,脸庞滚烫,因为这个奖应该颁给大地上的乡亲们。
延续范敬宜先生、陈虻老师的力量,2020年我到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任教后,组建了学生实践项目“大地传媒坊”,口号就是“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做接地气的传媒人”,希望同学们从田野中寻找传媒的新脉。特别有仪式感的是,“大地传媒坊”第一次开动员会的2020年11月13日,正是范敬宜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那晚月色静美,我给同学们讲范先生的故事,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泛着一道道光。如今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传媒学子义不容辞。从走基层到践行“四力”,“大地传媒坊”盼望播洒一束光,汇聚其中。我们希冀搭筑起学术、传媒和大地的桥梁,让学术田野的“深描”与“民族志新闻”交相辉映。他们怀揣热情和理想,用脚步、目光、汗珠求索真相,深入田野,了解基层,与时代同频共振,闪耀出一道道光。
《诗经》里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乡村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作为一个游子重新打量故乡,端详我的乡亲们。我曾经忽略的家乡郏县,是大文豪苏轼的埋骨地,郏县还有广阔天地博物馆,见证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口号的诞生。梁鸿老师曾说,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决定着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当下,乡村价值被前所未有地凸显,中国乡村,大有可为,我们可以发挥更多行动者的力量。
最后,特别感谢我在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导刘京林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导周小普教授、公派留学的联合博导赵月枝教授,她们的学术指导和精神引领,给予我太多生命的能量。感谢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感谢乡村传播研究领域郭建斌、李红艳、孙信茹、郑素侠、杨萌芽、沙垚等老师给我的指导,有太多要感谢的老师,原谅我无法一一列举,他们的良善人品和丰厚学养都是浇灌我心灵的力量。
范敬宜先生曾说,正是他沉到社会最底层的那些年,才让他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民情,才让他懂得了“广大人民群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盼望什么、担心什么、接受什么、拒绝什么”。范敬宜先生经历人生磨难,到40岁重启新闻生涯。“自怜去日多虚掷,再乞华年二十龄”,他用诗句表达只争朝夕的决心,我又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努力呢?未来,希望自己能继续把论文写在大地上,在乡村传播领域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