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
一、从乡土“差序格局”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费孝通观察1940年代的中国乡村,提出乡土中国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以‘己’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每个人都是其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 乡土中国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孝通观察的是中国1940年代的乡村,当时封闭的乡土社会还没有被卷入城市化的进程。
贺雪锋(2003)的《新乡土中国》承继了“乡土中国”的说法,他观察到从2000年开始中国农村在三个层面发生的巨大改变。一是2006年国家取消了延续千年的农业税,这是国家与农村关系的巨变。二是乡村社会基础结构之变。之前一直构成农村内生秩序基础的农村社会基础结构(比如宗族和农民家庭),在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双重冲击下,快速解体,形成了农村基础结构之变。三是一直构成农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的传宗接代观念开始丧失,出现了农民价值之变。这样,可以在一个更具体的时空下理解新的“乡土中国”。正是中国农民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稳定器和蓄水池,正是“乡土中国”为“市场中国”提供了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陆益龙(2017)的《后乡土中国》沿用了“乡土中国”一词,此书还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成果文库。陆益龙认为后乡土性的意义是,乡村社会在经历现代社会转型与变迁之后所显现出的乡土性特征,亦即转型与变迁之后的乡土性。乡土性的特征以不同形式和形态维系着,构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社会变迁与发展经验。后乡土性的转换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封闭稳定的村落共同体已转换为“流动的村庄”;第二,依靠土地、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模式已转换为农业+副业的兼业模式;第三,乡土文化在与现代性文化的交汇融合中走向分化和多元化。陆益龙(2010)在其著作《农民中国:后乡土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研究》中认为,后乡土性特征是指在乡土结构依然保存的情况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的特征和行为都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渗透。这主要表现在村落从低流动性进入极高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状态以及熟人社会网络的延伸和运用等。
周立(2021)提出,“城乡中国”的说法才更加符合中国实际。他认为乡村发展问题要从新经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城乡中国时代的到来,使生产要素从由乡到城的单向流动,转变为由城到乡的反向流动,再到城乡要素双向互动。 从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贺雪锋的《新乡土中国》再到陆益龙的《后乡土中国》、周立的“城乡中国”,从传统的乡土到流变的乡土,从村落的熟人社会到互联网时代的新社会网络,随时代变化的语境带来话语表述的更迭。
三农问题的演进,跟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策的演变和变迁高度相关。1978年是启动农村发展、激发活力的重要年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分田到户以后,农户有了经营自主权,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被调动起来,收入和农业效率都显著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基础的村民自治,由村民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1982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5个三农一号文件,拉开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序幕。1987年后六年,中央一号文件从三农转移到其他议题。
2002年,党中央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始不断调整政策。2003年三农问题被定为全国的重中之重。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动后来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为有关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于推进社会主义农村建设。2006年,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
这期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促进社会稳定的政策。例如,2014年提出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2014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我国城乡居民统一实施居住证制度;2015年,国家通过精准扶贫实行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提出2020年消除贫困;2016年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互促共进。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战略写入党章,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国家战略性、方向性调整从顶层设计导向到实践推进,有效改善了三农处境,动员多元行动者的力量,为中国乡村发展注入了活力。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到,“发挥好农民主体作用。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激励、教育引导,把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服务群众贯穿乡村振兴全过程”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聚焦三农,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2021年2月21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发布,指出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 2021年2月25日,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2021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一系列规划建议,层层递进,不断完善,这也是在向外界传递信号: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任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由之路。
自2004年到2022年,中共中央连续发布聚焦“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进一步凸显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压舱石”的作用与地位。中国发展转型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从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中提炼出新的整合方案和核心价值,即从“人民当家作主”到“社会共同富裕”。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脱贫攻坚行动的深入,我们举全党全社会之力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022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特别强调“稳”字,稳住农业基本盘,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提出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此一号文件继续锚定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全面部署2022年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
二、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 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到: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开篇即提出“促进共同富裕”,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内涵统一。乡村振兴是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20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最后落在“生活富裕”上。实现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抓手。《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明确将数字乡村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建设不断深化,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民数字素养,赋能乡村治理工作,不仅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动力,也为促进共同富裕带来了更多创新路径。
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城乡差距是我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居民收入偏低、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等局面,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面对城乡资源不平衡的“数字鸿沟”,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源均衡配置,丰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实际需求的数字化应用,从而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从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到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智慧农业、智慧水利、智能电网等建设,充分发挥信息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引领作用,可以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重要一环。一些地方探索数字化惠民建设新模式,围绕农民电商、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不断丰富满足广大农民群众实际需求的数字化应用,推动优质资源共享,提升服务效能。此外,数字乡村建设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将大数据与乡村振兴进行深度融合,发挥大数据的“助推器”作用,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农业经营管理高效化、农业信息便捷化等。一些地方建立了农业大数据平台,通过建立农业农村主要指标数据库,可提供决策参考,提升乡村振兴的质量和水平,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步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如今,各地农村“智慧党建”、“雪亮工程”、乡村治理数字化管理平台等举措不断,通过物联网等技术实现乡村管理现代化。“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健康”“互联网+公共法律服务”等公共服务模式不断涌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着眼于解决农民实际问题,不仅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便捷性,还进一步促进乡村治理精细化,提升效率,服务便民,畅通政民沟通的渠道,助推乡村社会治理监督创新,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
乡村治理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要聚合各类人才资源,引导农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如今,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氛围中,“新农人”的媒介实践嵌入行动逻辑,以“在地情结”为驱动力推动乡村再组织化,从而在乡村振兴工作中扮演新型主力角色,在乡村协同治理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数字技术的互联互通中,社会系统中的微观和宏观力量都被媒介赋能,彼此勾连成为社会网络。在行动者网络中,数字时代的“新农人”媒介实践带来赋能乡村振兴的力量,要充分挖掘其共建、共治、共享的内生动力。
数字技术逐渐嵌入乡村治理各领域,政府和企业可以与“新农人”联合行动,“新农人”协助基层管理者进行政策传播和产品宣传。例如广西“巧妇9妹”不但带领村民组建合作社,为村民捐资、修路、建文化馆,还帮政府宣传抗疫,为当地滞销的水果做宣传,发起大学生资助计划,帮警察宣传安全知识,联合妇联扶持留守妇女创业。村书记李君在四川岫云村新媒介实践中首创的“以购代捐”的扶贫模式,被写进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河北张家口玉狗梁村驻村书记卢文震,带领组织村里的留守老人练习瑜伽,发布短视频,吸引了众多粉丝。国家体育总局授予玉狗梁村“中国瑜伽示范村”等称号。驻村书记增强凝聚村民的团结动力,村里的藜麦种植等产业也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数字赋能扩展了基层治理的空间,为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提供了有力支撑,让农民在乡村善治中不断提升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共同富裕是党的初心,共同富裕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内涵,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考虑进来。大力发展数字乡村建设,推进和完善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数字赋能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我国将离共同富裕的目标越来越近。由此,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替节点落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方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真正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