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社会语境变迁与农民话语表达
一、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
“话语”一词源自英文的“discourse”,由语言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哈里斯(Zellig Harris)首次提出。话语是实践中的语言活动,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联系的中介,具有信息和社会互动的双重功能。信息功能是信息的传播环节,而社会互动功能侧重人际交往互动,是实践环节。话语是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通过话语的信息和社会互动功能,社会意识形态得以传播,并走进民众的生活实践,从而内化为民众的价值认知。
话语,可以说是思想意识走向民众的关键,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转变为民众内在价值观念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话语分析是一门从语言学、文学、人类学、符号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言语传播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交叉学科。话语分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话语结构在不同公共语境中的劝服效应。
1952年哈里斯的《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一文发表,话语分析这一术语诞生,推动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由静态的词或者句子过渡到以动态交流为特征的话语的研究。1981年梵·迪克(van Dijk)主编的《语篇》(
Text
)和弗理德(Roy O.Freedle)主编的《话语过程》(
Discourse Process
)专业学术杂志出版,标志着话语分析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年,伯格兰德与德莱斯勒(Beaugrande & Dressler)提出了话语分析的三个方面——作为语言的话语、话语参与者、话语情景,并在此基础上针对书面话语提出了话语性的七个标准,分别是衔接、连贯、意图性、可接受性、信息性、情景性、互文性。
梵·迪克于1985年出版的《话语分析手册》(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被誉为“这门新的跨学科的独立和自我体系形成的标志”。在话语的话题结构研究方面,梵·迪克提出了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假设。他认为一个序列的话题蕴含于序列的一系列命题之中,话题的作用是对语义信息的简化、组织和分类。宏观结构即通常所说的主题或话题结构,可分为若干层面,每个层面由一个命题序列组成。话语的整体结构决定话语中句子之间的关系和连贯。话语的局部限制和总体限制由话语的主要和次要话题决定。具体来说,话语的微观结构是话语局部的“命题集合”,即命题与命题之间的组合关系。然而,这种观点的局限是缺乏考虑话题建构的动态过程。基于此,克拉克(Clark)于1996年提出“话题是在互动过程中确立的”,话题的确立有赖于交谈双方的互动,一方提出话题,另一方予以确认。
这种观点,进一步强调了主体的互动和动态调整可能。
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和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的框架是“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作为社会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是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而社会文化实践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
荷兰学者梵·迪克在其著作《作为话语的新闻》中提出,话语分析的两个视角,一个是文本视角,一个是语境视角。前者是对各个层次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后者是把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考察。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把话语分析与结构主义范式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结构主义是理论,是活动,也是一种方法。结构主义者把真实的东西取来,予以分解,然后重新予以组合。1945年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发表了《语言学的结构分析与人类学》,第一次将结构主义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运用到人类学上,随后结构主义又衍生出了后结构主义或者说解构主义,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的德里达在1966年撰写了《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一文,对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加以质疑,认为存在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问题。
随后,乔纳森·波特推进了“话语建构主义”,他概括话语分析的三个基本原理,分别是:话语是行动取向的,话语是情境性的,话语是建构性的。第一,话语分析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和文本分析,要把话语看作行动与实践问题。尤其从微观互动层面来看,话语过程是一类社会互动现象。第二,话语是情境性的。从会话分析方面来看,话语是应景性的,即谈话和文本嵌入在互动序列之中;从修辞学方面来看,话语是情境性的,即人们对其行动的说明受情境的影响会有不同的表达方式。第三,话语是建构性的。话语是通过词语、习语和各种修辞方式建构起来的,话语也建构和形成关于世界的看法。
由此,话语建构具有两个含义: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
话语权力研究也是话语研究的重要方向。法国著名学者福柯透过话语研究,揭示了隐藏在其后的深层结构与权力关系。以《话语的秩序》为标志,福柯从研究话语规则转向话语的生成。他认为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受到一定程序的选择、控制、组织的,这些程序的目的在于消除话语的危险,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福柯抛弃了此前所说的“话语是自主性的”观点,提出话语是被建构的,这种建构,与真理、知识及权力密不可分。
具体来说,权力生产于话语的建构及真理化之中,而话语又充当工具为权力所用,话语言说的实质就是权力的运用。
在福柯看来,话语实践和语言符号系统都是既定社会秩序的产物和表现。
同样是从权力关系视角看话语实践,布迪厄则通过揭示权力赖以合法实施的内在结构,揭示话语权力在社会系统中的象征功能。他认为,当权力或资本具有了符号性,并施加统治效果的时候,就形成了象征权力。这也是观念的权力,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以隐形的方式施加影响,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起双重作用。一方面,象征权力的生产和传播,可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及社会价值认同;另一方面,也可能被用于意识形态或文化层面的抵抗,以挑战强势群体对社会意识的主导。
布尔迪厄认为,话语权是通过话语生产进行社会控制,其关键问题就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谁说或写什么?谁能接近不同形式或流派的话语或者话语生产手段?有权力的群体及其成员对话语的作用、流派、场合、风格实施着越来越广泛的控制。他们控制着公共话语的主动权,为公共话语设定基调和话题,为文本或谈话设定风格,决定话语的参与者和接受者。
二、社会变迁与农民话语权
话语是联系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中介,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农民主体”话语作为一种价值形态,释放出顶层信号,反映出新时代发展中的三农工作的需求和实践方向。话语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和社会具有内在关联性。费尔克拉夫在《话语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提出,话语分析的三个向度的框架是“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作为社会实践重要组成部分的话语既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文本偏向语言学,话语实践是文本的生产和消费,而社会文化实践是解释话语实践的基础。
三农话语沿革与社会变迁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也建构着新的社会实践。
从社会转型变迁角度看,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的农村政策轨迹和路径不断变迁。1978年是启动中国农村发展、激发活力的重要年份,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下发五个三农一号文件,拉开中国农村经济繁荣的序幕。从1987年到2003年,一号文件从三农转移到其他议题,在改革重心向城市和工业转移的同时,也出现了抗税抗粮等基层矛盾事件,敲响了警钟。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个统筹”之首。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促进农民增收为主题,推动后来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战略。2006年国家彻底取消农业税。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在此过程中,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影响着农民话语权的实现程度。
农民话语权是指农民作为一个利益群体,以话语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作为影响他人乃至政府决策的权力、手段。
农民话语权经历了动态的变化过程,不容忽视的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下,中国乡村裹挟入“城市目标导向”逻辑框架下的现代化洪流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温铁军提出三农问题是“一个因人口膨胀而资源短缺的农民国家追求工业化的发展问题”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强大阻尼,当中国乡村与强势的“城市中国”狭路相逢时,农民话语处于弱势地位。
农民话语权的缺失,体现在农民意识观念保守落后、经济收入低、社会权益保障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组织性不强等方面。三农问题的突显以及呈现出的后果,也促使我国关于乡村发展的路线图不断改进并逐渐清晰明朗。随着国家三农相关政策的改进,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乡村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农民的负担减轻,各项权益扩大,中央一号文件不断突出“农民主体”的地位,增强了农民的话语权,使乡村话语在国家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不断占据话语权高地。
话语权的概念有两层含义:一是作为权力的话语权,二是作为权利的话语权。权力是通过话语来体现的,话语也可以成为权利实现的工具。
话语把抽象的文化和价值形态以具体的方式呈现出来,使意义内容得以生动体现。个体在与群体成员交际互动的过程中,借助话语的陈述与表达,完成对群体文化的甄别与认定。
话语权的概念被应用到人文社科领域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农民话语权。
话语和社会既互相构成、互相制约,又相互影响,话语既是被建构的,也是建构性的。要通过保障农民平等充分的话语权来增权赋能,用积极的话语实践建构主流价值观的信仰体系。农民主体性缺失造成社会权力中心偏差、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不容忽视的是,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不少学者通过文本分析等方法来具体研究此问题。
李仕权在其博士论文《“三农”报道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考察与分析(2004—2009)》中写到:作为三农主体的农民的主体地位在媒体资源中没有被充分尊重和表现,这体现在农民常是报道的配角,主角则多是政策文件和工作成绩。三农报道资源在播出时间和刊载版面上被边缘化,三农报道记者在整个记者群体中的地位和待遇被边缘化,存在年龄老化、结构僵化等问题,此外三农报道的受众群体和传播效果也出现边缘化的状况。吴麟通过选取2012年以“新生代农民工”为标题关键词的379篇有效新闻报道文本,从“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报道主角”“话语引述”等方面进行内容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呈现出“主体性表达缺失”的图景。
李均德2014年在其博士论文《社会转型背景下“三农”报道研究:以新华社“三农”报道为例》中写到:本应成为三农报道话语主体的农民,却存在着严重的话语权缺失问题。
消息直接来源中农民的比重不大。各级党政机关及其职能部门的会议、政策发布文件、政策的贯彻落实情况,占据了三农报道的大部分内容,直接来自农民或网络等空间的消息所占比例不足10%。从报道基调上看,反映农民呼声、诉求和三农工作中存在问题的报道不多。从报道主题上看,反映农村方针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报道多,真正反映农民艰苦奋斗精神和风貌的报道不多。
这些研究重视新闻图谱中的农民话语表达,探索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原因和现实问题。
相比“工农联盟”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的重要地位,现实中的农民群体作为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其利益表达常常处于失语状态。正如安东尼·吉登斯在阐释其重要概念“社会排斥”时所指出的:“排斥性这一概念所涉及的不是社会等级的划分,而是把属于某些群体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的机制”,普通人和边缘化群体在大众传媒中的缺席,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社会成员沟通和交流程度的低下,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整合的降低,并且进一步加剧对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的无力感和疏离状态。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促进了不同利益主体的觉醒,制度安排如何将大多数利益表达纳入体制化渠道,促进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尤为重要。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事业中,农民是否有足够的话语权,农民的话语权表达水平和实现程度,关系到其自身基本权利的维护、利益诉求的满足,关系到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农民主体性缺失是历史和现实的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农民主体性的发展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农民主体性的培育和发展是涉及“自构”和“他构”的系统工程,需要价值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努力。
提升农民话语权,需要培养农民话语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通过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产生影响力。
刘国普认为农民话语权缺失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农民自身能力素质有限等方面,提升农民话语权,需要培养农民话语表达的主体性意识与能力,完善和创新保障农民话语权的制度机制,通过增强农民话语权对政府决策输入产生影响力。
主体性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由行、自觉性和超越性。农民主体性的建构,分为自构和他构。所谓自构是农民从时代发展需要出发,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并朝着全面自由发展的人的方向前进的过程。
话语能力的培养,涉及主体发展和能力建设。对此乡村振兴战略也提到了具体实践的方向,例如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支持新型职业农民通过弹性学制参加中高等农业职业教育,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等等。农民这些都有助于农民话语表达能力的提高,以及媒介素养的提升。
提升农民话语权,除了自构层面上自身认知发展能力的提高,同时需要他构层面的努力,例如话语表达渠道的畅通。以国家和乡村传播者为中心的乡村传播机制,要对传播理念、内容与方法进行改革,加强农民的参与,注重传播过程中的协作与会话,促进知识的传播转化为农民认知行为能力的提高。
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的话语生产格局带来话语生产方式的革新,传统权威不再是话语权的垄断主体,在各种社交平台中诞生了不少新型农民“意见领袖”,让三农信息传播生态更平等多元,促进城乡互动,满足农民日益多元化的信息需求,构建信息平等流动的舆论场域。
三、传统媒体语境中的农民话语建构
荷兰学者梵·迪克在《作为话语的新闻》一书中提出,话语分析大体分为文本视角和语境视角。“文本视角对各个层次上的话语结构进行描述。语境视角则把对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的各种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加以考察。”
具体来说,语境视角,是把这些结构的描述与语境特征如认知过程、再现、社会文化因素等联系起来考察。媒体话语是指媒体在传播活动中运用的语言表述及相关的传播活动。这既包括语言文字、图像声音,也包括蕴含于背后的传播模式、隐含的媒体价值判断、态度选择等,彰显着媒体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价值立场。媒体传播是记录人类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互动的重要载体,也是记录和促进社会变迁的动力。
媒体话语的变化折射着社会的变化,媒体话语也总是与时代的发展如影随形。
新闻话语是社会话语系统的重要部分。学者杨击认为,从话语机制的角度看,新闻业界的报道方式、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方式以及党政部门的政策条例的叙事方式都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社会整个“新生阶层话语”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话语在本质上是社会的,是社会上不同的个人、集团、阶层以及社会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展开对话的场所。苏联学者巴赫金认为,话语本身就是对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符号,是不同意识形态争斗的舞台。新闻媒体不只是“传递信息”的工具,还是各社会权力团体争取“意义解释权”的意识形态战场。新闻话语这种建构知识的功能,费斯克称之为“游唱功能”,其最终目的是把社会意念、社会政策和社会价值即主流意识形态具象化为众人参与的仪式活动,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及价值判准。
学者戴扬和卡茨认为,社会存在一个“神圣中心”(sacred center),媒介事件强化并维系这一神圣中心,最终整合社会。他们认为“神圣中心”是一种价值体系,作为文化传统而存在。媒体通过传播和协商有关“神圣”或“渎神”的符号参与建构“神圣中心”的内涵。库尔德里指出,媒体与社会的关系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一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什么神圣中心,但为了让人们相信神圣中心的存在,媒体不惜变为其代言人,作为符号性权力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借媒介仪式使人们相信媒体建构的神圣中心,形成“媒介化中心的神话”。通过维系这一神话,媒体实现了对社会秩序建构的合法化。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大众传播媒介使用门槛降低,互联网在农民群体中的普及率大大提高,农民通过声音、图像获得有关新事物、新模式、新生活方式的形象化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理流动带来的缺陷,有利于把社会流动和变革的思想传播给其他成员。大众传播媒介因其特有的快速大量传递信息的作用,而被称为发展过程中的“奇妙的放大器”。
在当代多元化的大众传播社会中,媒介话语具有最快速和最广域的扩散力度,借此人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媒介话语表达权,这就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其实际效应就是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的大幅提升,并由此获得自身需求的各种利益资源。有效利用媒介已成为现代社会各种利益阶层更好生存和发展的要件。
因此,新闻话语分析的语境视角,不是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观照,新闻话语既是社会语境的动态反映,也在调整和构建着新的社会语境。
社会转型不仅仅包括经济的发展,还包括社会文明程度、政治开放程度等各方面的进步和转化。社会转型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兼具耳目喉舌与社会公器职能的传媒,在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同时,自身也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社会构建理论认为,现实不是独立于人类自身之外的一系列客观的排列与组合,而是在各个集体、社群和文化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构建起来的。罗宾·潘曼认为知识是语境化的。人们给事件赋予的意义是从特定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下的交流中派生出来的。
新闻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的一部分。作为持续广泛的社会叙述活动,新闻报道不断介入、参与、编织着社会生活,并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着自身的叙述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媒体和社会发展之间是一种社会互构共变关系,社会构建理论和社会结构范式、个体主义范式不同,社会结构范式强调外部因素在迁移中的作用,但忽视了个人的主动性;个体主义范式注重个人能动性的发挥,但没有看到个体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纯粹的不受任何干涉的个体意志是不存在的。
我国的社会转型影响传媒发展,传媒发展也促进社会转型。媒体人的主动性、媒体机构的舆论导向都和社会发展形成互构关系。在此背景下,媒体关于涉农报道的话语,以及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营造良好氛围,有利于推动和促进社会成功转型,社会互构视角也为新闻话语分析提供了全新的角度。
媒体话语不但呈现着人们的社会实践,而且积极建构着社会舆论环境和情景身份,以话语实践表达着社会的规范、价值观和目标。例如,高金萍的著作《“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阐述新闻话语反映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实践的功能。在知识分析层面,是从话语分析、语用学等角度分析主流媒体的特点以及反映建构社会实践的方式;在理性分析层面,围绕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反映和“明灯”式指引功能展开;在文化分析层面,侧重分析主流媒体话语和社会实践互塑过程呈现的文化价值维度。
这种研究思路,以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作为探察媒介传播与社会变迁关系的窗口,拓展了新闻话语分析的研究思路。
如今,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迅速崛起引发传媒格局的重大变化与调整,给三农话语的表达带来了机遇。新媒介环境中的三农新话语生产,也带来话语形态的革新。主流媒体关于乡村振兴议题的节目比重增加,不仅在走基层倡导下深入乡村,贴近农民,还在报道方式和语态上努力回归人民中心,体现农民主体意识,挖掘乡村内生力。例如《记住乡愁》《扶贫周记》《脱贫大决战》等契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媒体内容生产,通过典型农民的故事,把呈现农民脱贫攻坚的不懈意志和行动努力作为文本的重点,展示农民投入乡村建设的积极能动性。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的瞭望者,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中,要紧跟国家政策,加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我国新闻媒体的舆论导向一直在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是在革命斗争中诞生的,革命胜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的主要空间在农村,所以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报纸、通讯社、广播大量报道了红区、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农民的生产生活和喜怒哀乐是党的重要关注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都对党的媒体的宗旨、内容和工作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重视农村发展、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农民科学文化教育水平,成了这些讲话以及其他重要文献的重要内容。在延安时期,党的媒体就大量报道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树立劳动模范的典型,推广劳动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体又大量深入农村,报道了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等时期涌现的新农民典型和农村农业建设高潮。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非常重视党的新闻工作发展和舆论导向,特别强调了群众路线和基层工作的重要性。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此后小岗村农民的尝试变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改革。1980年,中共中央下发文件,把以包产到户为核心内容的安徽改革经验推向全国。在此背景下,《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也重点报道国家有关三农的相关新政策方针。
从穆青关于兰考县好书记焦裕禄的采访报道到乡村振兴战略下扶贫攻坚系列报道,从“走转改”到“脱贫攻坚”,新闻记者扎根基层,深入乡土,直面现实问题,很多优秀报道涌现,推动了社会发展。1995年,中央电视台少儿·军事·农业·科技频道正式开播。早期电视节目谈“富”多,谈“贫”少,主要介绍各地的新技术、新经验。2005年左右,一些乡土栏目转向“游戏化”“娱乐化”。
部分地方电视台乡村频道局部推进,没有形成规模。2011年“走转改”活动开展,媒体走基层纷纷深入乡土。2017年主流媒体开始了“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有关基层乡村、脱贫攻坚题材的新闻报道越来越受到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领域激发的活力也推动了新闻领域的创新改革。在中央政策的支持下,农民获得充分的经营自主权,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农村社会都孕育着新生机、新希望,这也反映在涉农报道的议题和价值取向上,新闻媒体的政策宣传和内容设置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以下根据不同时期的典型报道内容和媒体报道特征,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涉农报道演进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初始酝酿期(1978—1991):生产力变革,三农报道复苏。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启了新闻媒体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大幕,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一号文件,强烈肯定、推动了农村和农业的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又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这个阶段涌现出了涉农报道的名篇,其中很多是新闻媒体人的成名作,比如,刘云山的《夜宿车马店》、南振中的《沂蒙山书简》《政策牵动故乡情》、穆青的《风帆起珠江》、范敬宜的《莫把开头当过头》等。当时的一些媒体在涉农报道上沿袭经济成就报道的套路,报喜不报忧,忽视了群众的意见,不了解乡村的真实状况,单一化呈现农村改革成绩反而脱离了人民群众。在这种背景下,范敬宜正视多种意见的复杂性,其报道让人耳目一新,也为他后来的新闻生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转发了时任《辽宁日报》记者范敬宜的文章,名为《莫把开头当过头》。文章从一些地方干部抱怨生产队自主权让“下面不听指挥”的现象,层层剖析,提出“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是保证生产队自主权正确行使的关键”。编者按写道:“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向范敬宜同志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范敬宜回忆,1978年秋天,他结束了“文革”十年的下放生活到《辽宁日报》工作,凭着多年基层生活的感受,他意识到全会制定的政策能够解放生产力,是真正符合广大农民愿望的。然而一些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舆论甚嚣尘上,他决定去到农村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从1969年到1978年,他在辽宁西部贫困的建昌县度过10年的艰难岁月,跑遍了全县300多个大队,结识了一批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这些人向他说真话和实话。农民的说法是:“活起来了,农民有希望了。”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看到《辽宁日报》的这篇评论,敏锐判断其价值并决定转载。此后,范敬宜在《辽宁日报》写了一系列正本清源的评论文章,如《“回头路”辩》《“单干”辩》《“方向”辩》,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改革中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起到了一定作用。
以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为代表的中央主流新闻媒体单位,积极报道农民创新建设的积极性,为“大包干”正名,为改革鼓与呼,对支持、推动并深化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包干”“万元户”“专业户”“乡镇企业”等成为这一时期“三农”报道的热词。与此同时,农业类媒体的发展也进入了繁荣发展期。有资料显示,到1985年,主要面向农村、农民的农民报达到430种,占全国报纸总数的25%。这430家农民报,每期发行总量达到2000万份,占全国报纸每期发行总量的20%,成为中国报刊发展史的奇迹。
王辰瑶认为,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后,成就报道的逻辑开始发生本质性变化,逐渐摆脱原来的叙述模式,在具体的、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寻找经济成就的“推动力”。例如会用经济建设领域的实际成效去验证具体的经济决策或检验政策落实情况,有成就的就介绍获取成就的具体原因和先进经验,有问题的则分析在决策制定或执行环节有什么缺陷。改革开放以来,新闻报道从对宏大社会全景的深层思辨、激情表述转变为对每一个社会个体的客观平衡报道,新闻叙述风格从20世纪80年代的追求深刻转变为90年代的追求趣味,这和社会接受心理和新闻体制的深刻转型有关,包括媒体对市场的依赖度。
在变化的现实环境中,媒体涉农报道的关注重点、报道方式、叙事风格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调整和改进,从原来对农村问题的单一理解,例如认为包产到户是完美解决办法等,到真正用事实说话,用深入采访挖掘到的细节呈现真实状况,体现了媒体的与时俱进。
二是改革兴起期(1992—2004):市场经济兴起,三农报道繁荣。
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之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建设驶入快车道,不拘一格的改革创新精神备受推崇。1993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开播,被认为是中国电视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新闻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1995年11月30日,中央电视台七套少儿·军事·科技·农业频道正式开播,由农业部与央视主办,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办。20世纪90年代,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文化的强劲作用下,观众的文化喜好和审美趣味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成为媒体在形态上调整、改进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电视节目的生产重心从对总体性价值的追求过渡到充分重视对不同性别、年龄、地域乃至受教育程度的观众的细分。
不容忽视的是,在市场经济观念影响下,媒体对商业经济利益的追求也导致农村类报纸的发行量和影响力急剧下降。随着改革重心向城市的转移,农村改革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在这一时期,与三农发展息息相关的农村类报纸也开始走向衰落和边缘化。资料显示,到1994年,省市级以上农村类报纸只剩下十几家。这些勉强坚持下来的“幸存者”也大多是惨淡经营,有的甚至长期处于亏损状态,整体处于低落和边缘化的境地。在市场经济大潮推动下,资金、技术、人才等传媒生产要素纷纷流出三农报道领域和农村类报纸产业,而向强势的城市类报纸产业及时政、财经、社会等报道领域流入。
农村劳动力、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工业和城市。农村土地被大量占用,留守老人和儿童的“空心村”问题凸显。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问题。现实乡土的棘手问题和媒体机构兴起的深度报道风潮有机结合在一起,媒体的深度报道也把目光投向农民等弱势群体的现实苦难上,尤其强调对人文关怀的彰显。从央视《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到《中国青年报》“冰点”的“告别精英,回归平民视角”,都体现了这点。在这一时期,“减负”“三提五统”等成为涉农报道热词,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一些条款的制定。2003年10月24日,重庆农民熊德明遇见当时正在当地考察的温家宝总理,反映了自己被拖欠工钱的事情。新华社随后刊发《总理为农民追讨工钱》的新闻,众多媒体跟进报道,各地纷纷出台措施,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这些报道,促进全社会反思,最后形成推动相关部门修订制度的社会动力。
三是乡土转型期(2005—2012):乡村发展与矛盾并存,报道多元。
2004年,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系于农村的关键时刻,中央一号文件重新回归三农问题。随着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涉农报道也开始逐渐升温,“免征农业税”“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号文件”“农民工”“种粮直补”“城乡统筹”“全面小康”“家庭农场”等成为三农报道的热词。
其中,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被媒体纷纷从各种角度报道,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报道《沅水序曲:沅水市农村综合改革试点见闻》提到取消农业税后的新问题,如变相向农民收费等,提出应重视系列配套改革问题。
2009年,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央视七套节目的无线覆盖人口超过9亿人,这样的覆盖力度让更多农民观众看到了农业节目。
此外,很多省市开设了专门的乡村频道,例如2005年开办的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2006年开办的河南电视台新农村频道、2009年开办的湖北省荆州电视台垄上频道。对农电视频道满足农民信息需求,发挥建设性作用,可以促进农民深层观念的变革,构建以农民为传播主体的大众传媒利益表达渠道,致力于推进农民阶层的主体意识的认知转型,促使其成为推动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一种动力因素。
其中也有一些问题出现,以乡土电视节目为例,早期电视节目谈“富”多,谈“贫”少,主要介绍各地的新技术、新经验,似乎谈“富”就是帮“贫”。如《金土地》《致富经》《乡村发现》等,这些电视栏目因为率先将镜头对准了农村而获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地域发展存在差异以及观众获取信息渠道的增多,简单介绍技术经验的做法难以持续赢得观众认可。自2005年开始,一些电视栏目被迫转向“游戏化”“娱乐化”。如《金土地》直接被《乡村俱乐部》取代,《乡村发现》也在制造“快乐”的名义下多次停播改版。欢声笑语遮蔽了现实的贫困现象,游戏娱乐代替了对贫困问题的讨论。
2010年11月2日到5日,《新京报》推出“新圈地运动”系列专题报道,披露各地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名,变相掠夺农民土地的行为。第一篇报道当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接受了《新京报》专访。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当晚,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严厉批评一些地方政府伤害农民利益的做法。随后,国土资源部做出修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的决定。
2011年中宣部等五部门提倡“走转改”,各媒体记者纷纷走基层采访,也对媒体的精英化、低俗化、娱乐化等问题的解决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以央视新闻频道走基层报道为例,一系列涉三农题材的节目让观众印象深刻。在《新疆皮里村蹲点日记》里,记者实地体验边远农村孩子的惊险上学路;在《马子硕的求医路》中,记者在北京儿童医院蹲点记录乡村家庭求医故事;《杨立学讨薪记》关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些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棘手问题,通过记者真实而细腻的记录和体验,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推动舆论关注,引发全民讨论和政策跟进。
2012年是“走转改”活动硕果累累的一年。例如,新华社紧紧抓住“首开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开发扶贫”这一重大选题,深入基层采访,在历时两个月、行程1.1万公里、途径20多个市区县、采访近200人、整理采访笔记约50万字、查阅资料300余万字的基础上,十二易其稿,推出9400字的《“三西”扶贫记》,分“山水记”“寻富记”“求学记”“追梦记”四个章节,从各个横切面生动深刻、全景式地再现“三西”地区30年开发扶贫这部充满苦难、抗争、奋斗、进步的历史。
从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看,“走转改”题材的作品比例大大增加,如新华社的《守望精神家园的太行人——红旗渠精神当代传奇》和《在痛定思痛中浴火重生——从瓮安之乱到瓮安之变警示录》、解放军报社的《红山嘴,大雪即将封山》、中央电视台的《走基层·塔县皮里村蹲点日记》(7集)。
新闻媒体“走转改”活动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要使其成为新闻工作的一种理念、一种机制,使其成为广大新闻工作者的自觉坚守和工作常态,让基层意识和群众观点始终成为新闻报道的不竭源泉和思想动力。
“走转改”不仅是方法论,更是价值观,即重新树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把人民群众作为报道主体、服务对象,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报道效果的重要标准。
四是平台整合期(2013年至今):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三农报道拓展。
自从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役在全国展开以来,我国主流媒体的扶贫报道大量涌现。以党报、电台电视台、重点网站等主流媒体为代表,与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相关题材的节目应运而生。2014年2月,广西电视台率先创办《第一书记》栏目,聚焦农村扶贫工作,随后,青岛电视台《乡村合伙人》、河南电视台《脱贫大决战》、中央电视台《决不掉队》等一系列电视栏目纷纷亮相,直面农村现实问题,以动员社会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户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
2017年4月底,全国新闻媒体“精准扶贫驻村调研采访活动”开始,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光明日报、中国新闻社、经济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妇女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的130名记者奔赴脱贫攻坚第一线,深入110个贫困村,每天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体验当地的生活,并展开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蹲点采访调研。
扶贫类节目,通过环节设置,穿插国家政策的影像展示,强化党的十九大的乡村振兴、脱贫扶贫政策内容,对具体条款进行精细化解读,对热点难点问题深入研究。河南卫视《脱贫大决战》聚焦于扶贫干部和贫困农民的脱贫努力,把国家扶贫的细节条款融入探访故事中。东方卫视《我们在行动》着力探寻精准扶贫的精准路径。央视《大国农道》以现场互动为主,邀请农业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讨论和讲解农业知识、农村政策等,帮助农民了解政策,打通信息渠道,体现出政策扶贫。
其中央视农业节目《扶贫周记》很有代表性,摄制组深入革命老区——广西田东县深度贫困地区,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节目蹲点记录,立体式、全方位地呈现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异地搬迁、建档立卡精准识别、驻村书记、文化建设等各个层面。例如,《大山深处有人家》讲述异地搬迁脱贫,关于“异地搬迁”,记者解说到,全国“十三五”异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五年推动1000万贫困人口搬迁脱贫,搬迁对象主要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地区,迁出重点区域包括深山石山、边远高寒、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且水土、光热条件难以满足日常生活生产需要,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的地区。
在互联网时代,媒体融合拓展了传播渠道,扶贫节目和涉农企业、公益机构联合,与新媒体电商联动,搭建线上线下平台,与网络销售对接,通过产品研发、订货会推广、社区推广等方式,帮贫困农民致富。2017年5月,央视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驻村蹲点看脱贫》等系列报道,以记者蹲点现场报道、移动新闻客户端现场直播等形式,讲述了一个个鲜活的脱贫攻坚故事。湖南卫视《扫码扶贫》通过让观众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和组织一些线下活动,免费推介贫困地区滞销的农产品以及山区特色村寨旅游,滞销的农产品一经报道便销售一空,特色村落的游客量明显上升。河北农民频道的《非常帮助》栏目特设活动团队,推出贯穿全年、覆盖全省的大型线下活动“帮大哥赶大集”。湖北垄上频道的《垄上行》每年都举办大量活动,将线上节目与线下活动相结合,将节目与服务结合起来。
扶贫报道形式越来越丰富,多元行动主体参与其中,契合国家战略,结合智能时代的现代视听手段创新发展,发挥更大效力。
从党的十八大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到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报道成为涉农新闻的重要议题,正如前文对媒体扶贫报道的梳理和分析,贫困是多元复杂的问题,扶贫报道对不同地域差异性问题的展示,通过多元叙事话语和价值建构,让人们看到针对地域、文化、传统等差异而因情施策的实际效果。2018年,《新闻调查》开设系列扶贫节目《决胜:最后的贫困村》,贯穿全年时间段,多路记者奔赴云南、四川等有代表性的多个贫困地区,跟踪记录当地的扶贫努力和遇到的问题。主流媒体扶贫报道自然巧妙地表现了政府在消灭贫困、解决民生问题、实现中国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等方面的责任与担当。
媒体要响应国家政策的号召,不应仅做单向思维的正面宣传,在促进政策创新扩散、调动社会资源并与政策互动之外,还要通过信息反馈,促使有关部门因地制宜优化扶贫策略,新闻叙事视角、叙事符号语言以及叙事模式都关系到传播效果。《新闻调查》有一期节目关注云南哈尼族的一碗水村,面对着19万亩仙境般美妙的梯田景观,节目叙事先提出了二元对立的现实问题:一边是新建房屋与保护风貌两者矛盾突出的危房改造问题,一边是年轻一代外出务工与耕作劳动力缺乏的矛盾,当地政府在快速脱贫与梯田保护之间要如何权衡、力求双赢?然后节目提出脱贫的“修复”契机:当地打造的“稻鱼鸭”能否在经济收入上破局?又能否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这些现实问题,很多是扶贫政策难以包揽的,问题的解决过程也考验着政策如何进一步应对和优化,从而真正维护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
在传统模式的新闻报道当中,农民往往被刻板地塑造为沉默老实、文化水平不高的形象,农村干部则被极少数有关贪污腐败的报道污名化。而在走基层和脱贫攻坚的好节目中,被报道、采访的农民和农村干部形象,回归到和“你、我、他”一样的血肉之躯,他们情感真挚,有智慧,有干劲,媒体实现了叙事视角的转换。《新闻调查》系列节目《决胜:最后的贫困村》第七集《进城》,关注山西吕梁地区的异地扶贫搬迁安置故事。节目不回避村民们难舍故土、忧虑未来的矛盾心理,编导还跟踪了一个刚搬到楼房的村民,该村民面对这些感到不适应,因担心生计而直接去找镇长求助。在摄像镜头前,镇长耐心接待,问询他的心理症结,并出谋划策。在脱贫攻坚工作中,基层干部是关键的政策执行人,节目中的这些场景,有助于农民身份感的提升,让农民身份得以“翻转”和“提升”,化解不同等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传递着扶贫干部真实饱满、平易近人的形象,也在建构人们对扶贫工作中官民关系的新认知。
媒体扶贫类报道的实际效果,与选题策划、报道重点、叙事策略和意义建构都有紧密关系,扶贫报道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剖析落后问题,反思扶贫教训,分享先进经验,为决策者和政策实施者提供基层视角,也建构着人们对扶贫攻坚工作复杂性、艰巨性等现实的认知。《新闻调查》系列节目《决胜:最后的贫困村》每集贫困村庄的选择,既考虑到贫困原因各不相同的历史地域特殊性,也在扶贫方式、产业发展、农民观念等问题上各有侧重。例如,云南佤族贫困村王莫村一集,关注产业发展困境与破局。当地2016年成立养牛专业合作社。企业、合作社、村集体与农户四方合作,企业经营管理,农户持股分红。然而一个新情况是,云南一家动物科学研究院31年的研究成果,是培育一种能长出雪花牛肉的云岭牛,是否采用此项目也考验着当地人的智慧。扶贫的原因各不相同,脱贫方式也各有侧重。《决胜:最后的贫困村》有一集关注中国最发达省份的贫困村——广东葛坪村。这里的一个特殊状况是因病、因残致贫比例高。村里没有主导产业,沿海打工的便利致使很多人去电子厂打工,工伤致贫等问题也随之出现。《决胜:最后的贫困村》还关注了宁夏最贫困的西海固。当地贫困的痛点是缺水,管道老化等问题影响供水保障。扶贫的村第一书记从完善基础公共服务、解决水问题开始,成立土地专业合作社,机械化规模种植马铃薯等作物。这些不同视角的呈现也体现了贫困问题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需要思考的是:扶贫报道究竟是给谁看的?对于以城镇居民为代表的观众来说,基层贫困状况和贫困农民的精神特质,以及节目传递的农村景观陌生感会成为观看的吸引力。而对于农村的受众而言,媒体对贫困问题的呈现和参与行动,是否体现他们的心声,让他们接受,产生亲切感、认同感,是巨大的挑战。贫困群众爱看,扶贫报道才会真正在“脱贫”上发挥作用,媒体的扶贫议题设置有利于宣传和解读国家的扶贫政策,也可以对政策的实施起到监督和建言的作用。
从媒体格局的变化来看,互联网时代新闻业的行动者及其生态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新媒体生态对于生产方式进行了重塑,新闻生产的书写规则不断变迁。制度转型和社会变迁决定了公众信息需求的变化,也必然要求新闻报道和媒体功能有所变化,这给记者角色、话语建构、新闻生产生态、知识生产机制等都带来新的命题。在后真相时代,碎片信息、假新闻泛滥,事实与假象间的边界逐渐模糊,商业化的侵袭也给深度报道从业者带来更多的挑战,一批优秀的深度报道记者转型进入其他行业,深度报道记者人才出现流失。与此同时,互联网平台的新闻“作坊”——自媒体也开始通过非虚构写作等形式,涉足深度报道领域,“新闻游侠”生产了一些爆款文章,例如关于魏则西事件、权健事件等的文章。新平台空间开拓了深度报道边界,也出现了鱼目混珠、违背新闻伦理的情况。例如“咪蒙”旗下公众号关于“寒门状元之死”的文章,引发各界讨伐。新媒体语境下的深度报道要守正创新,积极拓宽媒体融合思维,不盲从流量,报道要有高度、有深度、有温度,重视民生民情和涉及人民利益的选题,深入人民,深入基层,穿越迷雾,探寻真相,让深度报道不仅是“明镜”记录,更发挥“明灯”的照亮功能。
在传统的媒体报道框架中,农民常常呈现“他者”“弱者”形象,缺乏主体性,被刻板印象化现象严重,自身利益表达平台少,媒介话语权弱。农民常成为被刻板化的报道对象,或者被动的受众,成为“边缘群体”。媒体要重新发现农民的主体性,重新发现被遮蔽的主体。
如今,乡村振兴战略的精神原则突显了乡村的主体性,涉农传播也要凝聚乡土主体性发展的核心价值取向。理解乡村的核心就是理解作为乡村主体的人,解决“以人的福祉为终极关怀的发展模式”也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乡村秩序。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决定性因素,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原则之一。新闻记者去除精英主义的成名想象,回归乡土,深入基层,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要求,也是力量源泉。新闻记者是新闻生产中的核心驱动主体,优秀记者因为有过硬的新闻素养、专业精神和受众号召力,其新闻角色、职业发展和专业建构之路更有借鉴意义。而对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认识,以及对“人民性”的重申,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群众路线的精神溯源,即“不要因为走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背景下,要秉持人民性的群众路线,用有温度、有深度的三农报道好作品,来助力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