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遇不安:
创造真正的“第一阶”
我不怕让别人失望,生活更不怕让我失望。折腾了几个月,工作始终没有眉目。
一筹莫展中,一年已经终了,我带着全家去了厦门跨年。厦门是我的福地,我的好朋友粲然在那儿等着我们。
粲然,就是前边说到的《@所有人》里我的演讲队友。粲然早先也是电视人,现在是著名的童书作家、阅读推广人,创办了一家很有特色的教育机构——三五锄教育。我和她是在微博上认识的,相同的育儿理念,相同的三观,让我们从线上走到线下,既成了生命中的挚友,也成了事业的合伙人。在她的邀请下,我拿出自己的私房钱,成为三五锄教育的天使投资人,我不懂投资,但是我懂得识人。就在她准备发力的时候,疫情来了,加上政策调整,对线下教培类的创业公司,真是致命一击。好在,如今的三五锄教育已经从三年疫情中挺过来,基于传统文化、结合现代教育体系的线上人文素养项目,赢得国内外成千上万家庭的认可。三五锄教育没有在变革中死去,是因为始终坚持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据说后来有同行打听:“你们怎么知道素质教育可以活下来,是不是小萌有什么内幕消息?”粲然和我真是快要笑出眼泪了,一个初心的坚持也被阴谋论了。我们从不把人文素养看成得分工具,人文素养是一个人生命的基石,我们当然要走素质教育路线。
厦门的碧海蓝天,闽南人的热情质朴,温暖着我,治愈着我。我在厦门休养生息,还获得了意外的转机。
知道我正在经历着什么,因此粲然对我们安排得格外细致,行程丰富。呼朋引伴,迎来送往,我每天都身陷热闹之中。跨年那天,我们还跑到距离厦门50公里的山重村,在“千年古村落,山水花中游”的美景中,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元旦。一大屋子人,男女老少,对那时的我来说,人声是特别宝贵的。跨年的饺子宴,我妈妈,一个平时那么羞涩的老太太,竟然率领着20多个大人小孩,拌馅儿,和面,捏饺子,颇有一种大家长的风范。这热闹的人声,大人小孩的围绕,也驱散了妈妈心中为我不安的阴霾吧。
想起那天的情景,我脑海中的画面是个大全景:人小小一个,灯火星星点点,老房古树的暗影,潮湿清冷的空气。我不确定那晚有没有放焰火,但我的记忆里是有的。我望向夜空,眼下的焦灼、思绪的纠缠,都随着那璀璨焰火在古村落上空的绽放而消散,心中只剩下空灵和静寂。
这梦幻般的体验,让我发现,生活不会像你以为的那样一直滑向深不见底的深渊,不会一直向下,也不会没有尽头。只要你让自己维持基本的呼吸、进食、睡眠、与人交谈,那么每一天都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只要你跟自己反复说四个字——“会过去的”,反复说,那么你下滑的速度一定会减慢,你一定可以触底,你一定能够反弹。
厦门带给我的这份热闹,让以前完全不与人分享心事的我感受到,人在低谷时,不管你是跟一群人在一起,还是只与三两挚友倾谈,这种生命体之间的热辐射可以治愈人心。这种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的力量,是过去一贯独行的我不曾体会的。独行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强大,而是我始终把对内的求索看作人生唯一重要的动力,我更希望能自己解决问题,我甚至不相信真的可以得到赤诚的友谊和帮助。但是,古山重的烟火气打开了我,原来与他人连接竟如此美好。
奥普拉·温弗瑞在《你经历了什么?》一书中提到了一个词:社会关系贫困。书中说: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中,我们真正“看到”的人越来越少,即使我们和别人接触,彼此交谈,我们也没有真正地倾听对方。没有真正和对方在一起。这种与他人情感联系的中断使得我们更加脆弱。这种关系贫困意味着,当我们真正遭受压力时,缓冲能力会更弱。对于一个关系贫困的人,独自一人承受痛苦的体验,会让人神经变得敏感,导致出现与创伤一样的生理和心理影响。
我很庆幸自己虽然没有刻意经营人脉资源网络,但因为秉性相近,近些年一直有自然而然走在一起的挚友,这无形中给我自己搭建了一个相对有利的社会支持系统;我也庆幸自己顺应本能,在关键时刻敢于袒露自己,接受朋友的善意,主动寻求归属感和抚慰。这种本能和勇气,成了我缓冲压力、疗愈创伤的关键。仔细想想,这些关键时刻跳出来对我施以援手的“女侠”们,大多是我有了女儿以后慢慢结交下来的。记得我在《东方之子》的同事说,觉得和我很难走得近,说我太客气了。为什么呢?
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一个筒子楼大杂院里,妈妈很不喜欢我和院子里的孩子一起疯玩。有一年初夏,我和小伙伴一起偷吃了树上采下来的槐花,妈妈很生气,强行给我吃了黄连素,更严禁我下楼了。我一直对黄连素耿耿于怀。说来也奇怪,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全班乃至全校住得离学校最远的孩子,小学是6站公交,初中更夸张,离家25公里。形单影只,贯穿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期。
哈佛大学一个横跨70年的研究项目指出,一个人的幸福指数,最终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与他人的连接越丰富、越紧密、越健康,幸福指数越高。
我不想让女儿再体会我的孤单,我要为她的幸福指数提升做力所能及的努力。从她两岁开始,我就身体力行地带着她和同龄的小孩社交,告诉她,随着长大,情投意合的好朋友比妈妈的陪伴还重要。如今,11岁的她,已经有了关系很铁的闺蜜群。我想,在鼓励女儿与他人建立连接的同时,我也渐渐打开自己,在关键时刻帮助了自己。
朋友给予我的不只是精神上的陪伴和支持,更有真金白银的帮助,当然,授予我的不是“鱼”,而是“渔”。
我在厦门畅游了一个月,马上就要收拾心情回北京时,粲然拉住我,问我下一步到底有什么打算。
“你缺不缺钱?”
“当然缺了。”
“那你有什么想做的节目吗?”她忽闪着一双像鹿一样的眼睛,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其实折腾了这几个月,安静下来,我也开始反思一个问题:什么是我的热情所在?正像我跟李伦说的,离职三年,我最关心、最感兴趣、一直在学习的领域就是养育的命题。从怀孕开始,我阅读了大量关于亲子、育儿、成长的书,还有大量心理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的著作和前沿文章,我思考的问题也紧紧围绕着如何重新看待和梳理亲密关系。我越来越清晰地知道,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除了父母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经验外,更扎实的科学研究和更广阔的视野将让“从儿童利益出发的养育”成为可能。我有个朋友笑话我说,她每关注一个育儿博主,就会发现我在她之前已经关注了。每当身边有朋友怀孕,我也不管人家是不是会看,就会选10本养育类的书寄过去,心想哪怕她只读了其中一本或一段也是好的,在未来的某一瞬间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对待,那就值得。
在拓展认知地图新边界的同时,我也把当今学术界达成共识的科学观点投射在自己的成长之路上,我感受到自己肉眼可见的成长和放松。而且因为《@所有人》的影响力很大,越来越多的机构、论坛、节目邀请我做公益的亲子教育演讲,我得以和更多的父母面对面交流,那么多深爱孩子的父母,在新旧养育观的纠缠下无所适从,我希望能给予他们一点点助力。
这一切复杂的思考、观察,就像一根根线,我把它们放在手掌心里,揉搓,捻转,我要把它们拧成一股绳,变成一张网。
所以,面对粲然忽闪的大眼睛,我脑袋里冒出来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做一档亲子教育类的访谈节目,专门探讨当时大热的话题:丧偶式育儿与父亲角色。
“那咱们走一趟福州,去找我师兄,他那么欣赏你。”
粲然性格温柔和顺,做事却沉着坚决,一点儿不拖泥带水。当天晚上,她就和团队鼓捣出来一份图文并茂、数据翔实的PPT——我的形象照、职业履历、自媒体影响力,以及“爸爸访谈”节目的框架。我一边感叹她的古道热肠和执行力,一边暗暗羡慕她有自己的团队。第二天一早,我们俩就坐着动车从厦门去了福州,去拜会粲然的师兄,时任东南卫视总监的陈加伟,他和我并非陌生人。
我们的初见是在2015年,加伟兄因为欣赏我作为一个新闻人的节目和立场,听说我辞职了,很快就来北京跟我谈。我还记得,那天为了方便送孩子上幼儿园,我把他约在了幼儿园附近的一个咖啡厅,他开门见山:“跟我们干吧,广告、招商各方面条件我们都给你最好的。”当时我一心想着回家带娃,缺少马上投入一份新工作的动力,磨磨蹭蹭地喝着咖啡。加伟看出我的心思,似笑非笑地说:“你可以仔细想想,如果现在没有想好,那我们约定,不管你什么时候想复出,第一个跟我合作。”
三年后福州相见,加伟,还是那个柔中带刚的典型福建男人,还是似笑非笑的表情,他有着大海一样的性格,宠辱不惊,看透世事。而坐在他对面的我,已经是另外一个李小萌了,从一个别人眼中事业有成、养尊处优的全职太太,走向一个正在蜕变、略显敏感焦虑,但神色决绝的女人。加伟的待客之道是亲手给你泡上一杯功夫茶,他在娴熟的洗茶、冲茶、泡茶、斟茶的腾挪中,逐渐对局面了然于胸。他像三年前一样开门见山:“不用看PPT,这个节目想法不错,可以做,也符合我们东南卫视以言论、谈话节目立台的定位。条件还是像当年说的,按照我们能给的最佳条件给你。你回北京搭建团队去吧。”他甚至都没有叫来内容负责人,只叫上了广告部的两个同事来判断这个节目的广告好不好卖。
说实话,对于他三年前的承诺,我毫无理由寄予任何除客套之外的期望。然而,他却真的将只言片语当成一诺千金。
这次行色匆匆的会面,是我离开央视三年来第一次正式回到工作台前,提报方案,陈述想法,规划进度。几许生疏,又有几许熟稔,仿佛一只冬眠了很久的熊,终于被春的气息和生命的躁动唤醒,虽说睡眼惺忪,伸着懒腰,但已做好了为生存觅食的准备。
实际上,不管是创业还是作为节目出品人、制片人,都是我很多年一直刻意回避的工作选择,因为不想受累,不想劳心,因为习惯了“被安排”的那份轻巧劲儿。其实,人类一直以来的演化,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个“逃离”的物种。人类离开树林逃到非洲大草原,再逃离到欧亚大陆,一直在寻找新的选择。社会学者吴伯凡老师在和我讨论2023年我的首场女性大型演讲时说,要在逃离与迎头抗击两种状态之间,建立3B原则——扭曲(bending)、破局(breaking)、融合(blending)。扭曲是指改变眼下的目标和手段,随后进入第二阶段的寻求破局,最后到达第三阶段的逐步融合。整个过程中,忍让不是委“屈”,而是委“曲”,从来没有长且直的河流,都是走势蜿蜒,万折必东不回头。
脑海里一直有一个画面。全职在家期间,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女儿,在教室门口无所事事、东张西望地等孩子下课。这时进来一个妈妈,职场打扮,肩上是女式斜挎包,手里是电脑包。她风风火火地赶来,到了教室门口,找个椅子一屁股坐下来,掏出电脑,噼里啪啦地开始处理工作,根本不朝教室门口张望,只等着孩子来找自己。知道她很投入,不用担心她发现我的窥视,所以忍不住多盯了她几眼,看了又看,在我眼里,她浑身发光。
这个寻常的画面在我脑海里停留时间之久,显得没有道理。现在我明白了,它对于那时的我的意味,不亚于一个嘴馋的小孩在看橱窗里的冰激凌。
辞职做全职妈妈是我的主动选择,照看女儿、陪她成长的确非常有价值,我也很享受我们彼此的陪伴。但我毕竟是一个在职场多年、有工作惯性的人,回归家庭后,照看孩子只占用我一小半的精力。我还有一多半精力是浪费的,无处安放的。全职妈妈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容易,要想找到价值感,比起在职场打拼反而更难。琐碎、复杂,会做不会做都得做,分内分外都是分内,时间一长,这片狭小的天地,有点儿容不下我了。就像是吃惯了粗茶淡饭,现在突然变成大鱼大肉,开始几顿还行,但吃着吃着,还是会想念原来的味道。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刻”的一个演讲,主讲人是一位女性,在分享她的创业故事。她开了一家高端定制的旅游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演讲最后,她说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今天能够站在这儿,要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孩子的家庭教师、我的司机,所有这些家里人帮我把孩子照顾好,让我能够全心全意去做我的事业。”说这段话时,她脸上没有对孩子的愧疚,只有主动选择后的自信和满足。
她这段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是因为她的演讲令我心生羡慕——我似乎不应该是那个被感谢照顾家、照顾孩子的人,我应该是感谢家人支持、打拼事业的人。
然而在家那几年,我的状态是什么样呢?不再注意形象,长头发随便在脑后挽一个发髻,也不再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脸上挂着若有若无的浅笑,情绪没有大开大合。我的一个朋友说:“你的眼睛里没有了以前的那种光。”是的,我自己也意识到了。如果以前我的生命热度是55℃、微微冒着热气的话,现在可能只有30℃,成了不温不凉的白开水。不是因为没有聚光灯让我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生活降了温,而是因为我跟社会的连接变弱了,我对他人的价值在消失,我的信念感在消退。
所以,这次和东南卫视的协作谈判,似乎给我递了一把重新定义自我的梯子。其实,现在回过头看,没有《你好,爸爸》怎么会有后来的《你好,妈妈》《你好,小孩》,还有即将举行的《你好,我们》超级演讲?怎么会有现在我自己的团队?怎么会有全网3000万粉丝矩阵?正如吴伯凡老师所说:“脚下的道路如同河流,不断前行会‘导’向新的方位;从第一个台阶不断向上,会把我们继续‘导’向前方。”无论是产品开发、商业模式创新,抑或是这段人生,成功的方法论莫过于此。
在《小马过河》的故事里,面对横亘在眼前的河流,水牛认为它很浅,可以轻松过去;松鼠认为它很深,有葬身其中的危险。每当耳边有一种观点出现,我们一定要关注是谁在发声——水牛身体庞大、水性极佳;松鼠个头很小,栖息树上,二者本质不同。要学会将意见转化为事实,像小马过河一样主动尝试,服从“第一阶”原理的指引。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在“摸索”与“淹死”之间找到第三选择,它不是逃避、折中和委屈,而是超常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从惯性地想要打一份工,到追随自己的内心,迈出敢于拒绝的一步;从别无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到发现自己的热情所在,带着使命出发,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步几回头,我终于坚定了自己的方向。我的人生曾经被动,但自此转向了被迫的主动,我把它叫作随遇不安。但愿,我可以从“被迫的主动”跳转到“主动的主动”,最终与自己相遇,一生不虚此行。
小萌说
人在低谷时,不管你是跟一群人在一起,还是只与三两挚友倾谈,这种生命体之间的热辐射可以治愈人心。
忍让不是委“屈”,而是委“曲”,从来没有长且直的河流,都是走势蜿蜒,万折必东不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