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商业革命”与扩张
在农业和工商业发展的基础上,中世纪早期行将结束时,西欧开始进入扩张。其商业活动范围通过军事、政治或开发市场等手段不断扩大,在贸易技巧、经商手段上出现一系列重要创新并不断发展演变,这就是所谓的“中世纪的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与其他性质的扩张是同时进行的。商业发展本身是一种扩张,还有军事、政治、领土的扩张。“商业革命”与这些扩张几乎同时进行,相辅相成或互相促进。从地域上看,又可分为在欧洲各地(包括东欧)的扩张,在地中海上的扩张,往北非、西非沿岸和大西洋岛屿的扩张。扩张的方式有商业、武力或非武力,如发动十字军或派出传教士等。他们还往东欧殖民,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非建立各种形式的殖民地和“租界”。14世纪开始,西欧人又逐渐展开对大西洋群岛的征服和殖民,并在15世纪后期形成了所谓的“大西洋地中海”。西方学者大都注意到了基督教西欧文明的扩张性。布洛克曼说:“11世纪,西方各地普遍开始出现扩张之势”。 [44] 本内特也说:“欧洲的扩张在11世纪时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曾经“被围困的欧洲”已经演变成“膨胀中的欧洲”。因为就在几百年间,它不仅加强了“内部”的整合,即所谓“内部文化的同质化”,而且还通过对外征服与殖民,使西欧基督教世界的面积“几乎翻了一倍”。 [45]
到中世纪末,西欧已经形成发动地理大发现的制度基础和积聚起相关的知识、技术和物质条件。这是一种有能力支撑世界扩张的体制,如果没有这种体制,西欧的扩张就可能像中世纪许多游牧民族的扩张一样,或者如我国的郑和航行一样,短暂地辉煌一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一、“中世纪的商业革命”
洛佩斯提出的所谓“中世纪的商业革命”,指的是从约950—1350年的400年间西欧商业贸易迅速发展,并在商业运行模式上出现一系列创新。我们先看看这一“革命”的概况。
“商业革命”概况
商业繁荣是社会走向相对安定,农业、手工业较快发展的产物,同时商品经济活动反过来也促进整个生产的发展。但是不是任何时代人类社会或其商业相对迅速的发展都可称之为革命呢?洛佩斯承认,从人猿分手以来,人类就在发展,新石器时代的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旧石器时代,古代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文明的进步又是其前的文明无法相比的,而且中世纪西欧商业发展的速度与近代工业革命相比也要远远慢得多,但为什么之前的那些快速发展都不称“革命”而单独称欧洲中世纪的商业繁荣为“革命”?他的依据是:中世纪以前的所有发展阶段都要碰到天花板,即使中世纪穆斯林的工商业也是这样,他们在扩张时期虽然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他们未能为城市带来自由和权力,而这是他们进一步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结果在军事和土地贵族强有力的控制下,他们的商业发展动力消失了,失败了。在这段时期内,只有西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地发展起一种低度发达的(underdeveloped)社会”,而且这种发展“大半是靠自己的努力”。其特点是:虽然增长速度不是很快,但它“完全是不可逆转的”,在“一千年间实际上为不间断的增长创造了不可替代的物质和道德条件,而且以不止一种方式仍与我们共存。”由此,他认为“欧洲的商业革命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是中世纪经济的“伟大转折点”。 [46] 也就是说,洛佩斯认为,西欧中世纪盛期的商业繁荣,已经具有某种现代发展的特点,只有这种发展形式才能称之为“革命”。在其所参与编写的《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二卷中,洛佩斯关于这次商业革命有一个简洁而全面的说明:
从10世纪中期到14世纪中期,南欧的令人惊奇的经济生活浪潮在西方文明史中标志着一个巨大而不可逆转的转折的发生。这是一个漫长的把欧洲从不发达转变为充分发达的过程的第一个时期,它把人均生活水平提高到超过罗马顶峰的时期,财富分配也较以前更为平等。在最低的社会阶层,它解放了本国的基督教奴隶,也给予农奴政治上的权利。虽然矛盾但并非毫无逻辑的是,它在这里给了城市自治以力量,在那儿又加强了君主制下的统一。它影响法律和宗教、文学和艺术,促进了各个阶层的教育和交流,在它的极盛时期,它使它的一些商人在从英格兰到中国的整个欧亚大陆上有做生意的自由。
……这样就开始了4个世纪的农业增长。农业是基本的,是绝大部分人口的职业和收入的来源。但是单单它的进步难以打破在旧时建立起来的经济限制,除非经济发展的领导权从那些喜欢消费而不喜欢投资的人手中转到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愿意推迟消费的人手中。商人没有必要比富有的地主更贪婪,但通常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更专一、更专业,商人成为可被恰当地称为商业革命时代的催化剂。 [47]
这段话可看成是他对中世纪西欧经济发展成就及商人或贸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经典表述。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革命”的大体情况。在洛佩斯之前,亨利·皮朗对此有过相当全面的介绍。皮朗认为地中海的东西方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来自东方的香料,直到中世纪晚期,香料的这种重要性始终未变。其基本历程是:阿拉伯和印度等地的商人把香料运到叙利亚,西方商人把香料从叙利亚运往意大利各个港口,再从这些港口转运往欧洲各地。输入欧洲的还有米、橘、杏、无花果、葡萄干、香粉、药剂,还有来自印度的苏木、洋红、明矾等染料。此外还有棉花、生丝及各种制成品,如大马士革的缎子、巴格达的神龛、摩苏尔的纱布、加沙的棉纱。英语中的长椅、市场、野菜、菠菜、茵陈蒿、橘子、壁橱、武库、壶、仓库、糖浆、线缎、箭筈豌豆、关税等名词,法语中的关税、港口、盐税、沥青、女衬衣、暗礁等词汇,均是通过意大利人从阿拉伯语转译过来的,说明它们开始时都来自东方。
西欧输出的主要有木料和武器,一段时间内威尼斯还输出奴隶,不久后纺织品成为主要输出品。最初是意大利织造的麻织品,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是在香槟集市上购买的佛兰德和法国北部生产的呢绒。在热那亚的发展过程中,“呢绒确实起着巨大的作用”。其留存下来的档案表明,在13世纪初叶以前,热那亚输出的呢绒制品来自西欧北部的阿拉斯(Arras)、里尔(Lille)、根特(Ghent)、伊普尔(Ypres)、杜埃(Douai)、亚眠(Amiens)、博韦(Beauvais)、康布雷(Cambrai)、图尔奈(Tournai)、普罗万(Provins)、蒙特勒伊(Montreuil)等地。13世纪以后意大利商人凭其雄厚的资本垄断了佛兰德往南方的出口。香槟集市衰落后,意大利的大商业公司在布鲁日设立代办处,经办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出口的呢绒批发销售,发货时用铅质签条说明其价格和质量。佛罗伦萨商人订购大批未经最后整修的呢绒,放在自己的城市内加工整修,然后出口。随着穿过直布罗陀海峡的航线开通,14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北部到意大利的运输不再依赖陆上道路,布鲁日成为北部最重要的转运港口。布鲁日在北方的重要性是从12世纪开始的。这时德国的城市控制了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对“布鲁日的财富产生了极大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布鲁日成了西欧南北海上贸易的交汇点。从13世纪下半叶起,汉萨商人在布鲁日建立国外支行,直到中世纪末布鲁日“一直是他们在德国境外所占有的最重要的支行”。 [48]
上面的叙述,可能除了个别细节,至今基本上仍是可信的。下面是皮朗对13世纪极盛时期西欧对外贸易的全景图式的描绘,这种描述在他的时代是开创性的:
13世纪时期,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从大西洋到俄罗斯,整个欧洲都敞开着国际贸易的大门。国际贸易从在北方的尼德兰和在南方的意大利这两个中心,延展到海岸,由海岸再逐渐深入到大陆腹地,如果考虑到国际贸易所必需克服的一切困难:惨淡的销路、不完备的交通工具、普遍的不安全、缺乏组织的货币制度,就不能不佩服中世纪国际贸易的巨大成果……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成就,只能归功于商人本身的精力、主动性与创造性。在这方面充当欧洲领袖的意大利人,无疑从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那里学习了很多东西。拜占庭人和伊斯兰教徒的先进文明对意大利人的影响,与埃及、波斯对古代希腊的影响一样……他们建立了商业公会、组织了信用机构、恢复了货币,并把他们的经济措施传播到北欧……。 [49]
后来的杜比也有这么一幅全景图式的描述:
从西班牙到黑海沿岸,欧洲西北部的产品找到了新的销路。热那亚、比萨以及紧随其后的加泰罗尼亚及阿拉贡城市,都在马格里布海岸广设商栈。已有一些定期商队航行到亚历山大。从塞浦路斯到巴利阿里群岛,所有地中海岛屿很快都落入了基督徒手中,因为威尼斯改变了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的征途,在拜占庭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殖民帝国,控制诸海峡并进入黑海。意大利诸城市在大量进口东方商品的同时,也注意发展自身的手工业,并派遣水手和商人前往新的市场。在13世纪中叶之前,配备艉柱舵和三角帆的热那亚船只已经在西班牙沿岸航行,它们在那里碰到了比斯开湾的水手,后者来自森通热和布列塔尼,其业务是向英国和佛兰德的港口转运铁、葡萄酒和盐,而与此同时,锡耶纳、阿斯蒂和卢卡的商人则同阿图瓦和佛兰德的呢绒商在巴黎到洛林之间的市场上会面了。 [50]
这些描述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中期西欧对外贸易的盛况,及其外贸与其内部各国间贸易的关系,也使我们感受到了那时西欧商人的主动精神和创造能力。
如果说,上面的介绍都是宏观层次上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个微观层次的例子,一个叫贝内代托·扎卡里亚(Benedetto Zaccaria,约1235—1307)的热那亚人的故事。扎卡里亚是中世纪西欧特别是意大利城市里常见的那种身兼政客、军人、海盗的大商人。他是热那亚子爵的十个兄弟姐妹中的一个,该家族中大多数人都像他一样积极从事商业和政治,体现了当时意大利商业城市中贵族的生活方式。他任过梅罗里亚(Meloria)的司令,热那亚人就是在这儿打败比萨的海军的。他在马尔扎莫萨(Marzamosa)指挥卡斯蒂利亚的海军打败摩洛哥人。他还用风趣的法语起草了对英格兰的“大陆封锁”计划,并帮助法国国王执行这个计划。他征服叙利亚的的黎波里(Tripoli),并目睹埃及重新收复这座城市,然后又有过组织妇女十字军收复它的念头。他还从事各种各样的海盗活动,在各地宫廷中执行过重要的秘密使命。在商业上,他从事香料、餐具、布匹、亚麻、毛皮、盐、谷物和其他商品的贸易,还从事外汇、公债股票(shares of public loans)和房地产投机。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凭自己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从拜占庭皇帝那里得到两处采邑,并加以开发。一处是希俄斯(Chios)岛,另一处是今土耳其的福西亚(Phocaea)。希俄斯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生产黎凡特(Levant)人十分喜欢的乳香(mastic)的地方,年产值16 000热那亚镑。后来的资料表明,他把每年卖不掉的乳香毁掉,以免价格下降,这颇似近代早期荷兰人在香料群岛的做法。更重要的是福西亚的明矾矿的开采。这座矿山由他与他的一个兄弟共同拥有。明矾是染纺织品不可缺少的一种材料,福西亚的明矾是当时西欧人能得到的第二好的明矾。最好的处在小亚细亚北部的科洛尼亚(Koloneia)。但他玩弄政治阴谋竟使科洛尼亚的明矾从市场上消失,然后把科洛尼亚的明矾和他自己开采的明矾放在一起出口。有史料记载的第一次穿过直布罗陀海峡到英格兰的航行是他组织的。1307年他去世前还在准备另一次商业冒险。 [51] 除了意大利,西欧中世纪其他国家都出现过一些类似的大商人。
关于“皮朗命题”
讨论中世纪的“商业革命”,就不能不说一下“皮朗命题”(Pirenne Thesis),它指的是20世纪初皮朗就西欧中世纪城市和国际贸易在当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观点,此后引起激烈争论。
众所周知,皮朗对中世纪西欧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关于这种复苏和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即认为中世纪的商业从一开始就是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看法,“二战”后饱受诟病。西方有学者曾对其观点作过如下概括和评论:
早期中世纪的国际贸易极大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战争和动乱。关于欧洲中世纪城市衰落和发展,是外部条件即国际贸易的衰落和发展造成的。地中海上的国际贸易,特别是与东方的贸易,在日耳曼人入侵后依然存在,所以墨洛温王朝时期城市生活继续存在。但8世纪初,国际贸易衰落了,因为阿拉伯人征服了西地中海,作为手工业和商业中心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消失了。新的城市生活是在10世纪出现的,这里也是由于外部刺激,即贸易复兴导致城市的兴起。10世纪的贸易复兴在皮朗眼中意义重大,他把它作为某种摆脱困境的因素,城市生活由此复兴。这主要表现在通过威尼斯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努力,恢复了与东方的长途贸易。斯堪的纳维亚人一旦从海盗转变为和平的商人,他们的航路也就转变成经商的航线。皮朗关于西欧在10世纪复兴的观点有一个前提,即此前的加洛林时期国际贸易完全中断了,而实际上在8和9世纪围绕着北海有一些国际贸易活动的迹象,其意义难以否定。但皮朗为了强调8世纪阿拉伯人的征服和北欧海盗的侵略造成地中海国际贸易的衰落,把这时期北海的贸易看成只不过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而且它们也在9世纪中期维京人的海盗活动中被扼杀了。 [52]
皮朗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可见于他已经译成中文的几本书:《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穆罕默德和查理曼》。他在这些书中提出的基本观点,王晋新曾作过如下概括:“匈奴和日耳曼各个民族对罗马世界的冲击虽颠覆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是作为罗马世界的最基本的特性:地中海的统一性依旧存在着,并仍旧决定着当时西方社会的基本框架结构。而7世纪以后,来自阿拉伯—伊斯兰教狂飙般的扩张则对西方命运造成了根本性的改变。它使地中海世界被割裂为两大部分:即穆斯林所掌控的西地中海和由拜占庭所支配的东地中海。正是在这种局势的作用下,西方社会首次出现了由地中海向北方地区的转移,并蜗居在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之中,其后果就是墨洛温王朝的垮台和加洛林国家的兴起。由此,西方社会才进入了中世纪时代,新的西方文明方得以诞生。皮朗本人曾以‘倘若没有穆罕默德,查理曼就根本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形象的表述作为自己学术主张的集中表达。” [53] 换言之,没有穆斯林在中近东的扩张,西欧中世纪就不会是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这个样子。
可见,所谓“皮朗命题”,从狭义上看涉及西欧中世纪城市兴起的动力,从广义上看涉及西欧中世纪文明(从而也是近现代文明)形成的原因。当然,把城市兴起或一种文明的形成看成是某种外力作用的结果,很多人觉得难以接受。所以马克垚先生说,这个观点“已为多数史学家所否定”。 [54] 但否定归否定,长期以来还是不断有人撰文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西方和中国均不例外,这里引的王晋新的文章就是中国学者讨论这个问题的一个例子,为什么会这样?
皮朗提出的观点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了,在这个世纪中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全球化进程,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历史学也取得了巨大进步。现在重新来审视他的观点,有的地方确实显得过于简单化了。仅从西欧对外贸易的角度看,当时的穆斯林国家并未有意对基督教西欧实行贸易封锁,西欧和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和经济往来也并未完全中断。皮朗把欧洲中世纪城市的重新兴起都归之于外力即东西方贸易的刺激,中国学者特别不能接受,因为从内因论的观点看,东西地中海贸易的增长必须归之于封建化后西欧内部生产恢复和发展的需要。
但所有这些都不意味着皮朗的观点已经变得一无是处,长期的讨论表明他的观点总是在不断启发人们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比如,埃伦克勒茨在1972年曾提出,关于皮朗命题的争论至少有两个弱点:一个是皮朗观点的错误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对中世纪早期近东穆斯林及其与欧洲的关系的理解,但研究这方面的穆斯林历史的学者很少有人就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另一个是近东引人注目的变化对西欧的影响虽然构成关于皮朗命题争论的主要问题,但从未有人提出过阿拉伯人的胜利对近东本身的经济状况有什么直接影响。由此,他认为今天有必要更多地关注中世纪早期近东经济发展的性质和影响。皮朗命题的争论者应该不是争论阿拉伯人征服后地中海上的贸易问题,而是应该考虑阿拉伯人征服前商业在地中海东方的地位。他还强调:皮朗命题争论中的某些问题,有可能通过研究阿拉伯征服者的经济政策来解决。 [55] 可以想象,不管这种研究成果最终是否定或肯定皮朗的观点,它肯定有助于我们对那时地中海历史的整体理解。
此外,皮朗审视历史的方法也有可取之处。他从更大的范围看历史问题,从这个大范围内各种力量的互动,特别是各种经济力量的互动来看待一个地区的历史,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说:“我力求把这个广阔的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整体来观察,这个地区的各个部分保持着经常的交通;换言之,我采取了一种国际的观点,我最关心的是提出我所描绘的现象的主要特征,而把这些现象在不同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所具有的特殊形态降到附属的地位。” [56] 这种视野在当时是一种极新的也是对以后有重要影响的历史研究方法。还有,充分肯定伊斯兰文明在西欧中世纪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其基本倾向来说也是对的。
关于皮朗命题对西欧中世纪学或对整个历史学的贡献,王晋新强调指出:在思考那些对皮朗命题的批判性意见时,一是要注意在这些批驳中“是否对皮朗学说的主张还有什么赞许肯定之处”;二是在考察、判定这些否定性批驳的学理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皮朗学说的学理价值作一番探讨,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评判其是否对后世史学研究具有某种启发、引导的意义与功用”。 [57] 也就是说,在否定皮朗的一些基本观点时,要重视吸取他的命题中的一些合理之处;该命题的魅力在于不仅其中仍然有一些可取之处,而且它还能不断引发人们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思考。
即使是对他关于西欧中世纪贸易复苏的动力源的观点,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一些学者强调西欧的内驱力,强调欧洲内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渐渐变得相对和平的环境使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和市民)对东方奢侈品的需要不断增加,从而使东西方贸易不断发展。这种观点无疑显得更为全面,但这里也有一个需求促进生产和生产促进需求的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在强调内驱力时也不能完全否定贸易促进消费的一面。特别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水平(实际上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就有什么水平的市场和对外贸易。简言之,在农业社会里,生产发展水平与市场和对外贸易水平并非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所以,在强调生产的决定作用时,不能由此忽视或否定市场本身的反作用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关于这个问题只要看一下中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英国,货币地租那么早就较普遍地发展起来就够了)。杜比曾讲到:1127年后,意大利商人开始在佛兰德的市场上做生意,那时的贸易虽主要涉及高档奢侈品,如呢绒、金银制品、珠宝、珍宝、香料,但“这种贸易产生的反响是深刻的:它刺激了流通的发展”。这是因为封建主为了得到某种货物,把动乱年代贮存在家中或修道院中的贵金属或珠宝投入了市场,这些本来对经济只有潜在作用的贵金属由此被激活,成为刺激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58] 可见,单单用内部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来解释西欧中世纪贸易,特别是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不全面的,虽然这是基础。
二、在欧洲各地的扩张
10世纪以前,基督教实际上并未占领整个欧洲,甚至也未占领整个西欧,它占领的主要是西欧的一些核心地区。10世纪后西欧经济恢复和发展提速时,基督教开始扩张,某种意义上这种扩张是全方位进行的。
在西欧西部和南欧的扩张
中世纪早期,西欧的外围尚未基督教化,许多地区和种族“依然徘徊在这一进程之外”。他们中有控制意大利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希腊人、统治着大部分西班牙的柏柏尔人(穆斯林),还有不列颠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分布相当广泛的凯尔特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 [59] 到中世纪中期前后,这些地区纷纷天主教化,意大利和西班牙是通过武力征服实现的,其他许多地区是通过诺曼人传播的。诺曼人接受天主教后,他们控制的广大地区也天主教化了。这些地方有弗里西亚、诺曼底、英格兰东部、斯塔拉斯克莱德(Strathclyde)的西英格兰王国、大部分爱尔兰、法罗、赫布里底、奥克尼和设得兰群岛、冰岛,还有格陵兰的一些定居点。 [60] 天主教控制的地区极大地扩大了,为其后进一步扩张打下基础。下面着重介绍一下这其中的两件大事。
第一,基督徒收复伊比利亚半岛。这里的“收复”,英语称为“Reconquest”,即“再征服”,以往我们曾音译为“列康吉斯达”运动。8世纪初阿拉伯人占领伊比利亚半岛后,半岛北部形成了一些基督教的小王国,各自抵抗阿拉伯人的北进企图,并试图收复被占领的领土。到11世纪各抵抗力量渐渐形成气候,“全基督教世界,特别是法国的骑士探险家们在11世纪时纷纷向西南进军,希望帮助那里的基督徒从伊斯兰手中‘夺回’伊比利亚”。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教皇发起的往西南的十字军,按照我们以往的理论,这种以收复失地为目的的战争有一定的正义性。1085年,半岛上各基督教王国中最大的卡斯蒂利亚(Castile或 Castilla)王国占领了原由穆斯林占领的大城市托雷多(Toledo),不久该城即成为东方文化及由穆斯林所保存的古典文化传入西欧的重要基地。当然,在收复失地的整个过程中,基督教各派力量并非团结一致,一些“基督徒与穆斯林联合对付另一股基督徒的事也不少见。土地和胜利可比信仰重要多了”。在中世纪最强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1198—1216年),征服过程开始加速。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影响发动宗教战争,卡斯蒂利亚国王依靠从欧洲招募来的大批骑士,打败穆斯林军队,并于1236年收复穆斯林的安达卢斯王国曾经作为首都的科尔多瓦(Córdoba或Cordova)。大体上与此同时,半岛西边的葡萄牙稳健地往南推进,于1250年左右到达现在的葡萄牙南部边境。半岛东部的阿拉贡王国也在这段时间越过富饶的瓦伦西亚沿岸地区,收复马略卡(Majorca)等岛屿。到13世纪后期,伊比利亚半岛的主要收复工作已经完成,1264年后穆斯林在这个半岛的势力仅限于半岛南部的格拉纳达(Granada)。1492年西班牙最终征服这个小小的王国。 [61] 正是在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全部光复的基础上,西班牙国王派出哥伦布率领的探险队,在这一年10月来到了美洲。
第二,诺曼人把拜占庭的势力逐出西西里和亚平宁半岛南部,并在这里建立王国,使意大利南部也天主教化。意大利南部长期以来处在拜占庭的控制下。皈依了天主教的诺曼人(Normans)很早就在意大利沿海一带活动,在伊比利亚、英国和法国的战场上及十字军中都有他们的身影。意大利一个编年史家曾这样描述他们:“诺曼人很狡猾,还喜欢报复。雄辩和骗术似乎是他们祖传的伎俩。他们可以屈膝谄媚,但倘若没有法律限制,他们会沉溺于自己作恶多端的狂热天性。他们强烈渴望财富与权力,喜新厌旧,鄙视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总是希望攫取更多。他们尚武好战,喜欢华服美饰,猎鹰袭兽。但是如果环境艰险,他们也以让人敬畏的耐力忍受各种恶劣的天气条件和军事生涯的困顿与艰辛。”他们的一个“伟大”成就是在南意大利建立诺曼王国。
1047年,诺曼人一个团伙的头目罗伯特·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来到亚平宁半岛南部,按照拜占庭著名历史学家安娜·科穆宁(Anna Comnena)公主的说法,吉斯卡尔“不会向世界上的任何人低头”。他在意大利掠夺村庄和抢劫路人,小有成就后开始征服战争,不久后成为当地诺曼人的领袖。1058年他与伦巴德公主茜克尔盖塔(Sichelgaita)结婚,这是一桩政治婚姻。茜克尔盖塔与丈夫一样身材高大,威武勇猛,令人敬畏。1059年吉斯卡尔与教皇签订条约,次年他率兵侵入穆斯林众多的西西里岛,战争持续了很多年;同时他还发动攻打亚平宁南部的拜占庭领地的战争。1071年他占领拜占庭在意大利的主要港口巴里(Bari),然后回到西西里与他的弟弟罗杰一起,于1072年占领穆斯林的大都市巴勒莫(Palermo)。巴勒莫是穆斯林世界的中心城市之一,通向地中海的重要口岸,港口繁忙,占领这个城市相当于控制了这一带地中海上的商业来往。在教皇支持下,1080年他还攻打过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安娜·科穆宁对这场战争有如此描述:在杜拉佐(Durazzo)战役中,诺曼人先是被拜占庭人打得节节败退,但茜克尔盖塔骑在战马上,出现在溃退的士兵面前,高举长矛,长发飘逸在头盔下面,大声吼叫道:“你们还要退多远?都像个男人一样站直了,打回去!”感到羞愧的士兵们不再逃跑,回到战场,终于获胜而归。1130年教皇出席吉斯卡尔的侄子罗杰大帝(Roger the Great,1130—1154年在位)加冕为西西里国王的典礼,从此诺曼人对这块土地的统治合法化了。王国建都巴勒莫。 [62] 这个王国以后虽然几经易主,但其作为天主教世界的身份却从未动摇过。
向东、北欧的扩张及东西欧的分工开始形成
这里的东欧指易北河以东的欧洲,北欧指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国家。中世纪西欧人往东北扩张的结果,是把北欧纳入今天我们所说的西欧国家的范围;往东扩张的结果,是不仅把原来斯拉夫人居住的许多领土纳入西欧国家的范围,而且还往东欧全面渗透。到中世纪末,东欧成为西欧粮食和原料产地的趋势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东西欧的分工开始出现。地理大发现后的东西方分工,只不过是当时形成的东西欧分工的扩大而已。
1.使北欧东欧的大片地区和各个民族天主教化
首先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接受了天主教,由此带动欧洲北部许多地区天主教化。大约在900年左右,一批居住在英格兰东部的丹麦人和诺曼底的维金人皈依天主教。10世纪下半叶和11世纪上半叶,丹麦、挪威、瑞典的国王先后皈依天主教。开始时,这三个王国均属不来梅大主教区管辖,但在1104、1152和1164年,丹麦、挪威和瑞典分别设立了自己的大主教区,可以想象天主教在这些地区的发展相当顺利。
其次是波兰、波希米亚(Bohemia)、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天主教化。波希米亚公爵在894年就接受了天主教,982年这里产生了第一位捷克人出身的主教。10世纪中后期,一位捷克的天主教公主嫁给波兰梅什科大公(Mieszko,960—992年在位),接着这位大公接受了洗礼。公元1000年教皇批准在波兰设立独立的大主教区;这一年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从教皇手中接过王冠,这个国家最终也成了天主教的国家。 [63]
波罗的海三国接受天主教稍晚一些,而且主要是通过十字军的武力征服实现的。1198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授权建立往东北方向的十字军,反对欧洲东北方的异教徒,实际上是与东正教争夺波罗的海地区。圣剑兄弟骑士团(Brothers of the Sword,建立于1201年)和条顿骑士团(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建立于1190年)在这一圣战中起了主导作用。十字军先后征服立窝尼亚人(Livonians)、瑟罗尼亚人(Selonians)、爱沙尼亚人、普鲁士人。13世纪后期,波罗的海大部分部族都被纳入天主教统治的范围,但立陶宛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这里的居民深受东正教影响。1386年大公约盖拉(Jogaila)皈依天主教,从此立陶宛也成了天主教国家。 [64]
第三,日耳曼人往东欧殖民。919年,萨克森公爵捕鸟者亨利(Henry the Fowler)成为东法兰克王国国王,次年他把王国改名为德意志王国,称为亨利一世(HeinrichⅠ,919—936年在位)。不久后,亨利开始“夺取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当时由斯拉夫人居住的土地”。这是一项扩大封建领地和加强王权的政策,但其借口是必须使那里的居民“皈依基督教”。在德意志的历史上,930—980年被称为“第一次向东方殖民”。殖民主义者为巩固自己的征服成果,在被占领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起坚固的城堡,其中著名的有迈森(Meissen)和勃兰登堡(Brandenburg)。 [65] 日耳曼人的东扩常常显示出“草根运动”的特点。一般是贵族打头,农民入迁,进展比较缓慢但持续不断、稳步推进:“在1125—1350年,日耳曼人将其东部边境往北面和东面扩张了很多。”其结果是,有的斯拉夫人被同化,有的被驱逐;有时日耳曼封建主直接把斯拉夫人的村庄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或者通过在征服地区建立日耳曼人的定居点来巩固征服成果。 [66]
这当中出现过一些“野心勃勃而又贪婪无度的诸侯王公”,最著名的有1130—1135年统治勃兰登堡的黑熊阿尔伯特(Albert the Bear)、狮子亨利(Henry the Lion)。后者在北方建立了吕贝克(Lübeck),在南方占领了卢萨提亚(Lusatia,1158年),还吞并西里西亚(1160年)和波美拉尼亚(1180年)。这一过程还常常与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扩张混合在一起,更多地体现出武装占领的血腥色彩:“1208年,尤其是1231年后,修道院的僧兵、条顿骑士团的骑士接管波兰,并切断了它与波罗的海的所有联系。他们手执火把和剑,横扫格但斯克、普鲁士、库尔兰(Courland)和爱沙尼亚的广大地区,最远到达佩普斯湖(Lake Peipus)。”这一东扩趋势于1242年被诺夫哥罗德大公制止。 [67]
可见,德意志人在东欧和北欧的扩张不仅是一个简单的移民过程,也是一个血腥的军事征服过程。往东的移民在1220年后的一段时间中达到顶峰,约在1300年时逐渐慢下来,但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条顿骑士团的领地上。条顿骑士团是12世纪末在阿卡(Acre,又译阿克)建立的一支往东的十字军。1226年马佐维亚(Mazovia)的波兰公爵请求他们前来攻打不信教的普鲁士人,同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把东普鲁士赐给条顿骑士团团长,并封他为帝国王公,目的是让他使东普鲁士基督教化。1231年,赫尔曼·巴尔克(Hermann Balke)带领十字军越过维斯瓦河,不久建立了柯尼斯堡等城市。到1309年,征服者基本上降服了原先不信教的普鲁士部落。此外,1202年另一支骑士团宝剑兄弟会来到拉脱维亚,建立了里加主教区。1237年他们与普鲁士的骑士团合并。在1280—1410年间,征服者建立了1 400个村庄和93座城市。在骑士团团长克尼普罗德的文里奇(Winrich of Kniprode,1351—1382)统治期间,条顿骑士团达到极盛。但其过度扩张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 [68] 1410年该骑士团在坦能贝格被波兰击败,从此一蹶不振。
2.在东欧征服与殖民的历史作用
日耳曼人往东的扩张和殖民,扩大了西欧人的生存空间,并在东欧建立起可观的影响力。德意志人在易北河以东开拓的这些殖民地后来在德意志国家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西方曾有人指出:“日耳曼人在中世纪的大事业,是日耳曼族征服斯拉夫族而向东扩展,从而使近代德意志增加了3/5的领土。”汤普逊由此认为中世纪有两个德意志:一个是古老的德意志,由属于古老日耳曼部族血统的人居住,保存了罗马和旧法兰克统治的文化传统,教会也已经扎根;另一个是后来从斯拉夫人那里征服过来的德意志,这个“新的东方的德意志按地理、种族和文化来说,是另一个世界”,其具体位置在易北河下游、萨勒河、腊伯河和莱塔河之外,是原来由斯拉夫人和马扎儿人居住的广大地区。 [69] 恩格斯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德国的发展还有一点是极其特殊的,这就是:最终共同瓜分了整个德国的两个帝国组成部分,都不纯粹是德意志的,而是在被征服的斯拉夫人土地上建立的殖民地:奥地利是巴伐利亚的殖民地,勃兰登堡是萨克森的殖民地。” [70]
与扩大疆域同样重要或恐怕更重要的,是西欧对整个东欧的渗透及到中世纪末期东西欧之间开始出现某种近代性质的国际分工,这成为西欧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的基本条件之一。
西欧的商人早在13世纪就开始来到波兰,但通常认为他们较大规模地进入波兰是在14、15世纪。14世纪初,西欧封建主义进入危机时期,这促使“纽伦堡、德意志和意大利商人转到贸易飞速发展的波兰”。纽伦堡人带来西欧的手工业品,如针、剪刀、小刀、布匹,投资于铅矿、银矿和盐矿。意大利人13世纪就已出现在西里西亚(Silesia)和小波兰(Little Poland),这是一些与佛罗伦萨、阿斯蒂(Asti)、卢卡(Lucca)等地的银行家有关的教皇的收税人。“随着波兰南部到黑海贸易路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访问波兰,甚至不断有人在那里定居。”除了贸易,他们投资于盐矿、铅矿。他们还在当地购置房地产。“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的流入是15世纪小波兰和俄罗斯西南部经济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他们向这些地区出口意大利和黎凡特的商品,同时进口当地的胭脂虫红,立陶宛和俄罗斯北部的毛皮、羽毛和蜂蜡。 [71]
西欧人从东欧进口的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应该是粮食。意大利的城市很早就从地中海和黑海各地进口粮食。像热那亚这样的港口城市,与其翻山越岭从内地购买粮食肯定不如从海外运进粮食便宜。到中世纪晚期,西欧从波罗的海地区进口粮食快速增加,客观上造成了这一地区对西欧的某种形式的依附。也就是说,东欧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西欧生产手工业品的分工趋势开始浮现出来。
西欧的这种贸易态势是内部发展的要求。戴维·尼古拉斯说:13世纪时尼德兰的高速增长依赖于来自英国的原料——羊毛和意大利的市场,但13世纪末和14世纪初,英国和意大利都开始发展自己的呢绒制造业,所以一方面原料来源减少,另一方面在意大利市场上的赢利也减少了。14世纪里,这种情况在继续。这时又增加一个新的因素:由于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佛兰德自己的农村生产的农产品已无法满足城市的需求。结果一些城市发现,从德意志和法国北部进口粮食更加便宜也更加可靠。 [72] 向东欧要粮食和原材料,成为14世纪以后西欧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向东渗透的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起来的。
首先成为西欧城市的粮食和原材料来源地的是普鲁士。14世纪末的资料表明,普鲁士向西欧的输出品中,先是木材然后是谷物开始增长。英格兰、尼德兰及稍后的葡萄牙对它的产品的需求在增加。15世纪初,英国和荷兰已与普鲁士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在这两个国家所需要的商品中,除了木材,文献资料中提到谷物的次数也不断增加。普鲁士的地方贵族为了直接获得向荷兰人和英国人出口谷物的权利,相互间还展开了“血腥的屠杀”。最终,普鲁士的商人,特别是格但斯克的商人取得胜利,主导了这方面的出口权。但由于西欧对粮食的需求不断增加,人们的眼光进一步往东转移:“14世纪末期,普鲁士城镇尤其是托伦和格但斯克从波兰进口森林产品和一部分谷物。”15世纪初,波兰与条顿骑士团之间的战争一度破坏了普鲁士的农业,有些年份甚至普鲁士人自己都缺乏粮食,所以“从波兰进口谷物成为不可或缺的补充”。于是普鲁士的经济与波兰的经济逐步联系起来了。到15世纪后半叶,“整个维斯杜拉河(Vistula,也译“维斯瓦河”)盆地都参与了格但斯克与波兰的谷物、木材和其他商品的贸易”。 [73]
有一份研究成果提供了以下数字:1463年,沿维斯杜拉河运到格但斯克港口的谷物不超过690吨,但到1465年上升到5 750吨。该研究者还认为这是最保守的估计。另一份研究则指出:1470—1475年,从格但斯克出口的谷物(主要是裸麦)的数字变化与上面讲的类似,但15世纪末显著增加。到哥伦布发现美洲的1492年,这里出口的谷物超过2万吨,虽然这种增加与当地的粮食丰收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东欧向西欧输出粮食总的来说在不断增长。不过对波兰来说,15世纪末是它出口的顶峰。由于它自身对原材料的需求也在增长,特别是森林的毁坏和自身需求的增加,于是商人们进一步从波兰以东和以北寻找粮食和原材料,立陶宛和白俄罗斯遂成为波罗的海地区向西欧出口林产品的主要国家。与此同时,西欧输入东欧的商品也开始增长。除了传统的尼德兰和英格兰的布、盐和鲱鱼等,还有香料,它们是从安特卫普或阿姆斯特丹转运过来的。15世纪发生了波兰与立陶宛大公国结盟事件,这种政治形势也有助于东欧加速向西欧输出农副产品和原材料。因为这使“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莫斯科的商人获得了一条直接通往西方市场的道路”,而且这正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西北部和中部经济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的时候。 [74]
总之,这时期,经济和政治条件都有助于强化西欧与东欧的联系。沃勒斯坦曾这样评价这种联系:西欧和东欧“这两个地区,变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单一的体系(即欧洲的世界经济体)中互相补充的组成部分。在这个体系中,东欧扮演为正在工业化的西方生产原料的角色……看一下波罗的海贸易的实质就足以证实这一点。从15世纪起,由东欧流入西欧的产品首先是大宗商品(谷物、木材,后来还有羊毛),虽然古老的出口商品毛皮和蜂蜡继续出口。而从西欧流入东欧的是纺织品(奢侈品和中档的都有)、盐、酒、丝绸。到15世纪末,荷兰已经依赖波罗的海的谷物,没有东欧的木材、大麻、沥青、动物脂,荷兰人和英国人的海运事业将不可想象。另一方面,小麦已经成了东欧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甚至出口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 [75] 这就是东欧从15世纪末开始发展的农奴制“第二版”(或“再版农奴制”)的国际背景,也是东欧经济开始逐渐依附于西欧的写照。
三、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扩张
中世纪西欧在地中海东部和北非的扩张,主要表现为往东的十字军运动和市场的扩展。这是对东方的一场掠夺和屠杀,给东地中海各地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但西欧人由此在东地中海和北非建立起牢固的殖民据点,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市场,对西欧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
十字军东征
中世纪西欧曾向多个方向发动过多支十字军,其中最重要的是往东的十字军。在这场从1095年开始到1291年基本结束的十字军运动中,西欧成千上万类似乌合之众的贵族、农民、水手和商人们,响应教皇的号召,抛妻弃子,一次又一次地涌向东方的“圣地”,是什么东西在鼓舞他们这样做?只有从其文化扩张性的角度才能较好地解释这种现象。
1.八次十字军东征
往东的十字军的缘起,表面上的原因并不复杂。1055年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巴格达,1071年他们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齐克特(Manzikert)大败拜占庭军队,俘虏了皇帝罗曼努斯(Romanus)四世。同一年他们攻夺被伊斯兰教的法蒂玛王朝(al-Sulalah al-Fatimiyyah)占领的耶路撒冷。信奉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Seljuks)的迅速崛起对拜占庭帝国构成极大的威胁,皇帝迈克尔七世(Michael Ⅶ,1067—1078年在位)放下身份请求教皇格雷戈里七世(Gregory Ⅶ,1073—1085年在位)帮助抵抗塞尔柱人。这位刚刚通过教会改革手握大权的教皇认为这是一个使希腊教会与拉丁教会重新合并的好机会,于1074年试图组织一支5万人的十字军,准备亲自率军前往东方,但由于授职权斗争爆发而使这一计划搁浅。不久,拜占庭皇帝亚历克修斯一世(Alexios I,1081—1118年在位)再次请求时任教皇的乌尔班二世(UlbanⅡ,1088—1099年在位)帮助。1095年3月,乌尔班二世在意大利北部召开宗教会议并接见亚历克修斯的特使,答应给予帮助。同年11月,教皇在法国南部城市克莱芒(Clermont)召开宗教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约有200个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乌尔班还叫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把他们教区的大贵族带到举行会议的地方来,但来自阿维尼翁以外地区的世俗贵族并不多。教皇与众多大主教和主教们讨论有关教会的一些事务后,来到城外广场聚集着的教士和普通民众中,号召他们参加十字军东征。他的演说轰动了整个天主教世界,虽然当场并没有人把他的演说记录存档,后来一些人的回忆有互相冲突之处,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次布道是事先安排好的。乌尔班二世不仅想帮助拜占庭,还想解放耶路撒冷。他强调东方基督教徒的不幸,要求西方基督教徒为了向异教徒作战和拯救东方兄弟而停止自相残杀,忘记相互之间的仇恨,联合起来共同参加收复圣地的战争。听讲的人群情绪沸腾,高喊“上帝所愿”,响应他的号召。次年初,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Crusade)从欧洲出发。这些十字军都在双肩之间缝上一个布十字架,作为标志,人们称之为十字军徽章。 [76]
参加十字军的人中,就法国而言,不仅有许多普通百姓,如农民、城镇居民,还有妇女、儿童和老弱病残之人。1096年最先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就是这些“群众十字军”,这些类似于乌合之众的军队有许多死在路上,在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几乎被塞尔柱人全部歼灭,只有少数人活着回来。1097年初主要由骑士组成的部队来到君士坦丁堡集合,大概有2.5万到3万人(也有的说有10万人),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队伍。1099年十字军攻下耶路撒冷。一位基督徒曾这样写下这些十字军战士在攻占耶路撒冷时的暴行:“如果你正好在那儿,尸体里流出的血可以淹没你的膝盖。还要我多说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有几千人留在那里,筑起高大的城堡(有的城堡保存至今,成为旅游胜地),其他的人回到家乡受到英雄般的欢迎。留在那里的十字军在地中海东岸一条狭长的土地上建立了四个小国家:埃德萨(Edessa)伯国、安条克(Antioch)公国、的黎波里(Tripoli)伯国和耶路撒冷王国。
在东方的这些十字军战士很快就腐化堕落,他们的横征暴敛激起当地居民的反抗,穆斯林着手逐步收复失地,欧洲于是兴起新一轮的十字军热潮。1147—1148年间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三世领导了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损兵折将,没有什么收获。该世纪下半叶,埃及强盛起来,国王萨拉丁·尤素夫(Salah al-din Yusuf,1137—1193,习称“萨拉丁大帝”)轻而易举地收复了被十字军占领的大部分地方,并重新占领耶路撒冷。这一失败在西欧又点燃了远征的激情,1189—1193年他们发起第三次十字军。这次十字军有点虎头蛇尾:开始时,欧洲中世纪三个显赫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Ⅱ of Augustus,1180—1223年在位)、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Ⅰ,the Lion-Hearted,1189—1199年在位)亲自带兵前往。但不久腓特烈溺水而亡,他的军队大都回国去了;菲利普二世因与理查意见不合,也掉头回国;理查孤军奋战,虽重新夺回不少土地,但没能攻克耶路撒冷。在回国的路上,理查落入神圣罗马帝国新就职的皇帝之手,英格兰人支付了10万英镑赎金才把他赎回来。
中世纪最强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1198—1216年在位)在1201—1204年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率领这次十字军的不是各国国王,而是各地领主。这次十字军最让人想象不到的是他们没有到圣地去打仗,而是洗劫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这些本来应该往东地中海去的十字军滞留在君士坦丁堡期间,趁这个帝国发生继承人纷争的机会,一举攻下这座金碧辉煌的城市,在城内烧杀抢劫和奸淫长达三天。领导这次十字军的佛兰德伯爵鲍德温九世(BaldwinⅨ)在这里成立拉丁帝国,自己做了皇帝。拜占庭帝国的残存人马被迫龟缩到北部的尼西亚(Nicaea),开始漫长的恢复故土的战争,直到1261年才收回这座名城,这是后话。吉本在著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有一段话描述了这座名城的大教堂受劫的情况:
……已无人的教堂正在遭受着拉丁人出于派别的仇恨的亵渎。在把上面的珠宝全掰下以后,他们把圣餐杯当酒杯使用;他们用以大吃大喝和赌钱的桌子上铺满了耶稣和圣徒的画像;用于基督教礼仪的一些最神圣的物件也被他们任意用脚践踏。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为要得到上面的金穗,至圣所的大幔帐被撕扯下来;那里的堪称艺术精华的贵重的祭坛,也被砸成碎块,大伙分掉了。他们的骡马全满载着他们从门上和讲坛上扒下来的银制工艺品和镀金的雕刻;如果这些牲口因超载摔倒,毛躁的赶马人就会一刀刺死它们…… [77]
此后,在13世纪里还有多次十字军东征。1212年还出现了一次所谓的儿童十字军(不包括在通常认为重要的八次十字军东征之内),其依据是大人已经受到污染,不可救药,只有儿童是纯洁的,他们有可能收复主的领土。几千个男孩女孩漫无组织地聚集到南欧各个港口,他们相信地中海会干涸,可以走到圣地去。结果许多人死于途中和海上,有的被卖为奴隶,也有的回了家(有的史学家对所谓的“儿童十字军”是否真正发生过存在疑问,因为它缺乏史料证据)。1217—1221年发生了第五次十字军。第六次十字军发生在1228—1229年,由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率领(Frederick Ⅱ,1215—1250年在位)。他未动干戈,与穆斯林签订协议,再次获得耶路撒冷。第七次十字军(1248—1254)和第八次十字军(1270),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年在位,死后被教会赐为“圣”,称圣路易)领导的,进军目的地分别是埃及和突尼斯,但均遭失败:前一次他被埃及人捕获,法国政府花了许多金银才把他赎出来,在后一次征战中路易死于瘟疫。
从表面上看,西方人花费极大精力的往东的十字军似乎毫无“建树”。1291年,他们失去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据点阿卡,往东的十字军实际上划上了一个句号。虽然14世纪西欧人还组织过一些不成规模的往东的十字军,但未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人们还是对十字军,主要是对往东的十字军,怀有极大的兴趣和若干迷惑:究竟是什么促使西方人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那样一种热情,冒着如此之大的风险和代价来做这样一件似乎没有什么结果的事业?
2.十字军东征的深层原因和后果
十字军的兴起,表面上看是由于在面临塞尔柱突厥人的威胁下,拜占庭皇帝向教皇求救而引发的。但就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运动本身来看,这至多不过是发起这场运动的一个借口罢了。我国的一些论述曾一度强调经济和政治动因,即在封建化完成后欧洲社会充满大量不安分的力量,西欧封建统治阶级急于把这些人引向东方,这样既有利于西欧内部的和平,又为这些不安分的力量找到一个发财的场所和机会,即所谓使祸水东流,客观上还有助于扩大基督教的地盘和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有的学者开始强调宗教因素在其中的作用,高福进在1994年发表的文章在这方面有一定代表性。当然,强调宗教因素,是对过去认识的一种补充,不是对其加以否定,该文也说道:“许多十字军战士不仅仅出于信仰和虔诚目的,而且还受着教会诱惑性的许诺的吸引,因而征服圣地的兴趣和决心也不是单纯地表现在一个方面(如朝圣)。” [78]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十字军是众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内特他们提出:“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这三者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基督教的理想主义,那就根本不会有十字军;然而,从异教徒手中解放耶路撒冷,使其重新对基督教朝圣者安全开放的梦想,若没有新土地上滚滚财富的诱惑,也不会如此诱人。”所以,十字军一方面是为了“效忠上帝”,另一方面是为了“大发横财”。 [79] 奥尼尔认为:“许多因素聚集在一起创造了政治、社会、宗教和经济的环境,促使‘十字军精神’在整个欧洲生根和传播。虽然十字军的激情周期性地冷却,但它在对发生在中东的事件作出反应时就会复活。” [80] 作为神学家的威利斯顿·沃尔克写的《基督教会史》也持类似意见。他说:“十字军战士无疑受对冒险的酷爱、对掠夺的热望、对扩张领土的渴求以及宗教上的仇视等世俗刺激的推动。但如果我们不同样明白地承认他们自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他们的灵魂和基督都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那我们就冤枉他们了。”他还分析说,强调经济影响的历史学家会看到970—1040年间约有48年是荒年,1085—1095年的情况甚至更坏,“人民普遍处境悲惨,社会一片动乱”。在这种情况下,“整个11世纪是宗教感情日益深刻的时期”,表现为隐修和禁欲,有强烈的“修来世”的意识,认为今生不幸,但可追求天堂至福。这种情感成为支持教会改革的重要力量,激励着教皇与皇帝作斗争。他还强调:教会改革运动搞得“最出色,同主张改革的教皇关系最密切的地区,如法国、洛林和意大利南部,也是征募十字军战士的主要地区。这一时代的虔诚信徒完全相信圣徒遗物和朝觐具有重大价值。”自君士坦丁时代以来,耶稣的降生地一直是基督教徒朝觐的目的地。11世纪里,朝觐的人“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1071年后由于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落入塞尔柱土耳其人之手,圣地遭到“亵渎”,朝觐活动难以进行,这激起了西欧基督徒的宗教热情。1060—1090年诺曼人从穆斯林手中夺回西西里,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列康吉斯达“再征服”初见成效,这些都使“基督教能够驱逐伊斯兰教”这种情绪相当普遍地传播开来。 [81] 还有一些辅助性的因素也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如莫里松所提及的由于西方人信息不灵通,加上拜占庭大使大肆加以渲染,此外还有不少西方往东的朝圣者“陷于困境”的故事,这些都“构成了号召十字军东征的主要论据”。 [82] 可见,对像十字军这样一场持续近200年的运动,绝非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实际上,它的起因与后来的地理大发现有类似之处,强调其中任何一两种因素都是错误的。
我认为,当时西欧教会有能力在各地进行宣传并得到社会各阶层的响应,还有能力把表面上看来四分五裂的力量组织起来,使各阶层围绕一个目标奔向遥远的东方,这才是十字军发生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原因,典型地体现了西欧中世纪文明的特色。对中世纪西方的贵族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因长子继承制而被剥夺继承权的非长子来说,抢劫发财的愿望什么时候都有,但主要只是在十字军运动中,及在后来的地理大发现的潮流中,他们才找到了往西欧以外地区抢劫发财的机会,所以抢劫是十字军的主要动因,但决非最主要的动因。总之,一方面是社会确实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需要获取额外财富来转移这批人的骚乱,使祸水外流;但另一方面,教皇有这种力量和这种组织能力,还有那么多本来应该是势不两立的贵族和农民(一般而言,他们并非生活没有着落,因为封建化已经完成,新的生产关系开始建立起来,经过长期动乱后,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已逐渐安顿下来,否则新的生产关系的优越性就没有了)都乐于接受教皇的号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联合行动,这才是十字军的根本原因。对于西方文化的这种扩张本性,即把某种信念作为向外扩张的共同精神动力的习性,我们应有充分的估计。
关于十字军造成的后果,同样是一个很难达成共识的话题。初看之下,十字军发动者没有达到什么结果,除了造成双方大量伤亡和流血,可以说这是一场失败的征服战争。因为它“完全毁了拜占庭帝国”,造成第一次十字军的阿列克修斯本人也对自己在“1095年向西方求助追悔莫及”;而且这场延续几百年的战争“反倒加强了穆斯林在中东地区的势力”。但这场运动使西欧的政治势力暂时扩展到中东,同时它还在一定时间内强化了教皇的力量。 [83] 总的说来,十字军运动的后果是多方面的,历史学家关注更多的还是那些战争发动者预见不到的客观后果:
(1)十字军对东地中海穆斯林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惨痛的记忆,其所造成的破坏和直接伤害比较容易为岁月的流逝所抹平,但记忆却是永恒的。直至今天,这两大宗教的信徒对这场战争仍记忆犹新,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的一个特色。本·拉登于1998年宣布第一场“圣战”时,就指责美国向伊斯兰世界发起了一场十字军战争。后来在公布的一份录像中,他发誓要在世人面前重现撒拉丁的形象:手提利剑,异教徒的鲜血从剑锋滴滴下落的那种情景。“9·11”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告诉美国人民:“这场反恐十字军战争是要花时间的。”后来白宫辟谣说这是口误,实际上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说明关于十字军的记忆在当代这两大宗教的许多信徒中根深蒂固。华盛顿美国大学伊斯兰研究中心主任阿卡巴·阿赫迈德说:“十字军东征给我们创造了一个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 [84]
(2)十字军东侵使西欧商人,特别是使意大利商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地中海上的贸易,欧洲的商业及与之相关的产业和技巧发生重要变化,由此又促进了欧洲城市的发展和繁荣,造成有利于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
(3)十字军东侵客观上使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西方的文艺复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十字军使西欧那些蛮族出身的贵族第一次见到了东方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东方的富有和繁荣引发他们了解、学习、模仿和掠夺东方人的欲望。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纸,大体上都是在这个时期传到西欧的,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人还因此而先后来到中国。这些都是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业。
当然,这样讲恐怕有为十字军这种血腥的征服战争涂脂抹粉之嫌,因为即使没有十字军东征,东西方的交流也会增加,而且谁也无法确定对当时来说到底是战争还是和平更有利于交流。从当代看,当然是和平更有利于交流,那么古代是不是也这样呢?有学者指出:当时塞尔柱人已经造成了阿拉伯和拜占庭帝国的大动荡,从纯贸易的关系看,“意大利在地中海沿岸的优势早在1099年以前就已确立。” [85] 也就是说,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强化不能归功于十字军。
但有两点客观后果是可以肯定的。一是这场运动保证了基督徒在地中海上的某种优势,这对他们以后的发展关系重大。福西耶说道:“到1150年,当然也可以说到1200年,阻碍欧洲经济发展的双重束缚已松动了——穆斯林的海上掠夺不复发生,拜占庭的征税也消失了……地中海的征服对欧洲的发展至关重要,现在必须对此事实作进一步的研究。” [86] 二是欧洲进行了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殖民试验,取得了诸多殖民经验。汤普逊早已指出:“从经济社会史的观点看来,十字军的利益和重要性,在于它是欧洲国家第一次向欧洲境外的扩展,是欧洲人在外国土地上和外国人民中最早一次向外殖民的试验,也是一次又庞大又复杂的商业冒险行动。关于这些方面,十字军在欧洲史上引入了一个新的运动。后来在地理大发现时期及其后,即在16、17、18和19世纪中,欧洲更大规模的殖民和商业的海外扩张,只不过是跟着十字军开始的运动之延续。” [87] 勒高夫也持有类似见解。他说:“在巴勒斯坦短暂的十字军统治时期,是欧洲殖民主义的最早范例,并且作为一个先例,对历史学家来说,它们充满了教训。” [88] 换言之,十字军运动对西方人来说是一次全面的殖民训练,这种训练不是几年或几十年,而是几百年,这为后来在全世界殖民经商提供了经验,包括他们在无力征服的城市建立租界的实践,都是在这时期形成的。某种意义上,以上两点可看成是十字军运动的最重要的后果。
向北非的扩张和渗透
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已经讲到西欧人在东地中海(包括黑海)和北非扩张的一些情况,14世纪时他们在地中海和黑海的势力达到顶峰。随着土耳其的崛起、拜占庭势力的收缩和14世纪中期黑死病的折磨,他们在东方的影响开始收缩,1453年土耳其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则迅速下降。与此同时,为弥补在东地中海的损失,他们在北非的扩张和渗透渐渐加强起来。如同在东欧一样,中世纪后期西欧与北非之间初步形成了某种不平等的分工体系。
西欧商人关注北非,与他们对贵金属的需求特别有关。随着十字军东征和商业革命而来的,是贵金属的东流,加上工商业发展本身对货币的需求也在增加,欧洲货币材料短缺成为一个大问题,所以非洲的黄金生产格外受到欧洲人的关注。14世纪里,欧洲本身贵金属的产量虽然有了增加,主要是在匈牙利,但消费增长和流往东方的速度更快,所以欧洲商人希望从非洲得到更多的黄金供应。他们从非洲获得黄金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种是正常的贸易,有的贸易是通过西班牙进行的。西班牙的基督徒从10世纪末就已开始从非洲获取黄金。到13世纪这种贸易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同突尼斯和贝贾亚(Bejaia)的贸易,每年大概能分别给基督教徒带来2万—6万和1.2万—2.4万第纳尔的黄金。1377年热那亚进口了价值6.8万第纳尔的黄金,大多是从西班牙运过来的。75年后热那亚从同一渠道每年大约进口4.5万杜卡特黄金。在15世纪,加泰罗尼亚向马格里布的出口总值每年约为40万—50万第纳尔,巴塞罗那每年收入约为12万第纳尔。
第二种是通过向非洲各地方政权提供某种“虚幻的保护”而获得贡赋,用黄金缴纳。早在12世纪,突尼斯国王就曾每年向西西里交纳3.3万拜占庭金币的“保护费”。14世纪时伊弗里基亚曾重新纳贡,但数额不大,约2万第纳尔,而且是不定期的。1309年为争取阿拉贡的支持,摩洛哥花费了7千第纳尔。格拉纳达每年转送给卡斯蒂利亚1万—4万第纳尔(包括卡斯蒂利亚人通过军事胜利而强征的贡赋)。这一数额在15世纪有所下降,可能是因为格拉纳达所持有的黄金减少所致。
西欧人从非洲取得黄金的第三种办法,是向非洲或格拉纳达的政府出租舰队或军队。如1313年特莱姆森(Tlemcen)向阿拉贡租用6艘军舰,租金一年共3.5万第纳尔。1377年,阿拉贡国王向格拉纳达提供带弓箭手的舰只,每月收租金900第纳尔。有人估计,从13世纪末起,阿拉贡国王以各种类似手段获得的这种收入超过王室岁入的10%。 [89]
最后一种方法是深入撒哈拉以南地区,直接获取黄金。这发生在较后的时期,因为要进入撒哈拉以南地区,首先得了解它的道路。14世纪时,欧洲人对非洲有了更多的了解。有些人根据一度统治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的资料绘制出一幅幅关于非洲的地图,可以看出北回归线以北的非洲形状已经“绘制得相当精确”。1339年安杰利诺·杜塞尔特(Angelino Dulcert)绘制的一幅地图使基督徒知道非洲确实有一个盛产黄金的地方。1375年,加泰罗尼亚的犹太人克雷斯奎父子(Cresques)绘制出当时欧洲最完备也是最准确的世界海图——“加塔兰地图”(Catalan Atlas),它标明经过特莱姆森可以到达“黑人之乡”,即到达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居住区。有人开始寻找这条通往黑人之乡的道路。但这方面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尝试是1447年,这一年热那亚人安东尼奥·马尔凡特作了这种尝试,但没有任何结果。不过,这时期葡萄牙人在西非海岸的探险活动已经越过撒哈拉沙漠,来到沙漠以南地区,“黄金和从非洲内地掳掠来的奴隶”已成为这时期非洲向欧洲商人提供的最主要的商品。 [90]
对非洲黄金的需求带动了非洲的黄金生产。先是北非沿海港口感到这种需求,然后是横穿撒哈拉的商路的南端即西苏丹的黄金集散地也感受到了。15世纪上半叶和中叶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来到撒哈拉后,这些黄金集散地也作出响应。有学者说:对黄金的增长的要求使西苏丹的经济活动极大地增加了,“来自尼日尔河上游的说曼德语(Mande)的商人采取了有力措施,企图使与南方产金区的贸易结构合理化”。后来,葡萄牙人发现在埃尔米纳(Elmina)地区的曼德商人渴望用奴隶交换葡萄牙人手中的火器,但教皇塞克斯塔斯四世(Sextus IV,1471—1484在位)禁止这种买卖,因为担心这有助于加强穆斯林的力量。 [91]
从以上欧洲人从非洲获得黄金的方式可以看出,中世纪后期非洲北部经济开始渐渐依附于欧洲,但对这种情况大多数北非的统治者都不以为然,因为经济上对他们有利,如对欧洲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关税一项,就是一笔不菲的收入,有助于暂时维护统治。摩洛哥的马林王朝(Marinid Dynasty)仅同加泰罗尼亚一地的贸易,每年收入就有6 000第纳尔。15世纪时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Hafsid Dynasty)海关年收入约为15万第纳尔,即使减去为保护道路畅通而租用西欧的舰队或军队等的支出,其收入仍相当可观。 [92]
欧洲对北非的渗透与欧洲城市间的竞争性体制有关,即各城市都致力于扩大市场和影响,许多城市在非洲各显神通,以获取最大利益。这当中,特别是热那亚与威尼斯的竞争最为突出。中世纪后期,威尼斯商人在与黎凡特的贸易中占有优势,他们在埃及和叙利亚购买来自亚洲的香料,运到欧洲高价出售。为了保持高利润,他们不愿进口太多的香料。在15世纪里,他们也向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出口玻璃制品、纺织品、铜和珊瑚,换回黄金。此外,他们还垄断着与东方(包括塞浦路斯和克里特)的糖的贸易,所以对非洲不是很感兴趣。但热那亚人与威尼斯人不同。他们实行薄利多销的策略,以便扩大销售量。他们还把船只租给穆斯林,用于在西班牙和埃及之间的运输。加泰罗尼亚人也这样做,但热那亚人租出的时间更长,规模更大。也就是说,非洲对热那亚人比对威尼斯人要重要得多,这种情况在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人攻占后显得更为迫切了,因为热那亚人失去了在那里的殖民地。当然,从12世纪以来,在非洲从事贸易和扩张的绝非热那亚一个城市,而是有一批城市。下面两幅图说明中世纪欧洲对非洲黄金的渴求情况及非洲对西欧商人的依赖;从欧洲城市与非洲城市签署的那么多的条约中,还可以看出欧洲各城市间的竞争与活力。 [93]
![](https://bookbk.img.zhangyue01.com/group62/0Q/Lv/ea85655594fadf3046b7058f5df84417.jpg?v=90vt_WSI&t=fwAAAWZWwrs.)
图2-1 12—15世纪欧洲商人寻求非洲黄金的情况
![](https://bookbk.img.zhangyue01.com/group62/rp/Yx/9ea7d43e67c28ed20925f54ce3a59de3.jpg?v=hYkrC1t1&t=fwAAAWZWwrs.)
图2-2 中世纪欧洲城市与非洲城市之间签订各种条约的情况
15世纪中后期,随着葡萄牙人从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获取奴隶,加上中世纪长期存在的从非洲内陆通过北非向欧洲输出的奴隶,奴隶贸易量增加很快,这种贸易与未来的三角贸易有十分相像之处,即都是欧洲输出手工业品,而非洲输出奴隶和原材料。
在西欧资本主义刚刚萌发之际,它的剥削和殖民对象还不是遥远的世界,而是离它最近因而也是它最熟悉的地方,特别是东欧和北非。
四、在大西洋上的扩张
进入大西洋,建立“大西洋地中海”(Atlantic Mediterranean)是中世纪后期西欧对外扩张殖民的重要建树,其对西欧未来发展的意义可能远远超过在东欧、黎凡特和北非的活动。所谓大西洋地中海,大体上指非洲西海岸、英吉利海峡两岸和非洲大西洋上的几个群岛——加那利、马德拉、亚速尔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海面。西方有学者认为中世纪后期在这个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贸易往来,等于开辟了又一个地中海,或者说是地中海贸易圈的延伸和放大,对西欧人通过海路向美洲和亚洲的扩张意义重大。
四大群岛的发现
大西洋上四个群岛,即加那利、马德拉、亚速尔和佛得角群岛的先后发现与殖民,是发现美洲的前奏和准备。从地图上可以看出,亚速尔群岛离美洲最近,它大体就处在西欧大陆西南端到美洲2/5航程的洋面上,也就是说,到了亚速尔群岛就等于从欧洲到美洲走了约2/5的路程。
四大群岛中欧洲人最早发现的是加那利群岛(Canary Islands),这个群岛古代就已为人所知,罗马人称之为幸运群岛。但中世纪的欧洲人重新发现它主要是14世纪的事情。要找到这个群岛,首先要具备走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的能力。1291年,即十字军在东方失去最后一个据点阿卡的那一年,热那亚人维瓦尔第(Vivaldi)兄弟驾着两条船驶过古希腊人所说的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Pillars of Hercules,即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文献留下了少数几个有关人员的名字,其中有一个出资人叫多利阿(Doria)。其目的是想通过大西洋到印度去,与后来哥伦布或迪亚士或达·伽马的目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此后他们不知所终。当时还不具备进行这种探险的条件。尽管如此,还是不断有人跃跃欲试。加泰罗尼亚人和卡斯蒂利亚人收复马略卡(Majorca)岛后,就开始巩固与马格里布(Maghreb)最西端的特雷姆森的联系。上面讲到,1339年,马略卡人安杰利诺·杜塞尔特绘制的一幅地图表明:在撒哈拉的那一头,在一条河(即尼日尔河)的两岸,住着一个国王——马里之王(king of Mali或Rex Melli),那里盛产黄金。七年后,即在1346年8月10日,马略卡人豪梅·法雷尔(Jaume Ferrer)起锚驶出直布罗陀海峡,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寻找这条可以得到黄金的水道,但同样不知所终。不过有人说他成功地通过了博哈多尔角,可能到达了塞内加尔或尼日尔河。 [94] 加那利群岛及其他几个群岛的发现都是这样一种海上探险风气的产物。
加那利群岛,是西方人具有近代性质的第一个海外殖民地。它共有7 273平方公里,分布在东西400公里长南北200公里宽的洋面上。有人认为它是1312年热那亚人兰塞罗托·马罗塞洛(Lancellotto Malocello)重新发现的。它的一些岛屿最早出现在1339年安杰利诺·杜塞尔特的地图上。但也有人认为加那利群岛是在1341—1342年间发现的,这期间葡萄牙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的两支探险队在这里会师。几年后,葡萄牙人、马略卡人、法兰西人、卡斯蒂利亚人、英格兰人、热那亚人和那不勒斯人都使用了这片所知甚少的水面。1344年路易斯·德·拉·塞尔达(Don Luis de la Cerda)代表卡斯蒂利亚第一次宣布拥有这个群岛。
马德拉群岛(Madeira Islands)是四个群岛中最小的。该群岛中最大的马德拉岛有800平方公里,与其相比保卫着它的东面入口的几个小岛可以略而不计。欧洲人第一次碰到(严格地讲不是“发现”)这个群岛是在13世纪末。
亚速尔群岛(Azores)是四个群岛中最西边和最北边的,面积4 000平方公里,处在长600公里、宽375公里的一个长方形海面上,离葡萄牙西海岸约1 800公里。它们最初为人所知的时间大体上与加那利同时。有人认为阿方索四世(AlfonsoⅣ)约在1335年和1341年派往加那利的远征队是最早看到它们的人, [95] 即它们是偶然被发现的。现存1351年的一幅地图已经有了它的一些岛屿的名字。肖努说,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几乎是同时发现的,这一事实在历史上很有意义,“它是海洋航行诞生的一种标志:最终海员们从沿着某条海岸线航行的习惯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他们敢于几个星期连续向着海洋上的一个点前进。”沿直线航行,从亚速尔的最西端到加那利的最东端,有2 200公里,整片洋面约有200万平方公里(肖努最初提出“大西洋地中海”时,指的就是这片水域)。结果是在1320—1350年间,西方基督徒所支配的水空间增加了三分之二个地中海。
四个群岛中,最晚发现的是佛得角群岛(Cape Verde Islands),这个群岛的某些岛屿最初是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在沿西非海岸往南探险的过程中发现的,发现者主要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达·诺利(Antonio da Noli)和葡萄牙人迪奥戈·戈麦斯(Diogo Gomes),时间大概在1458—1462年间。也有一种说法是1456年威尼斯人卡达莫斯托(Alvise Cadamosto,1432—1488)发现了这个群岛的一些岛屿。这一发现把“大西洋地中海”扩展至热带地区。
葡萄牙人在非洲大西洋沿岸的探险
15世纪上半叶,欧洲人开始把西非海岸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这是从1415年或1419年开始的。1415年,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João I,1385—1433年在位,“若奥”或译为“茹安”“若昂”等,英语称为约翰一世)率军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北非的休达(Ceuta)城,通常认为这是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往非洲扩张的开端,因为休达从此成为葡萄牙在非洲扩张的基地。
领导葡萄牙人往非洲西海岸探险和殖民的是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第三个儿子,叫亨利(Henry,1394—1460,葡萄牙语为“恩里克”[Henrique])。亨利参加了占领休达的战争,不久后他来到葡萄牙最南端的阿尔加维(Algarve)省担任总督,并大约从1419年或1420年起派出船队沿非洲西海岸南下探险。由于大风把船队吹离了航向,他的探险队发现了今马德拉群岛的一个岛屿。亨利随后宣布马德拉群岛归葡萄牙所有,并开始向马德拉群岛殖民。在随后的年代里,亨利不断派出船队,有的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另一些则离开海岸向西南海洋深处航行,为的是发现更多的岛屿。马德拉的殖民点成了葡萄牙人远航探险的基地,探险的船队可以在这里落脚,获得粮食、淡水等物质供应,还可以修理船只。亨利王子1460年去世时,他的船队大约沿非洲西海岸走了4 000公里的航程,来到了塞拉利昂。这时期探险的规模都很小,每次探险一般是一艘船,两艘船的时候都很少。但其可贵之处是持续进行和实行一种有科学目的的考察,他要求船队把“新发现地区的地理概况和资源情况一一记录下来”。 [96]
这时期在葡萄牙人的探险中,有几件重要的事情。一件是1434年越过博哈多尔角(Cape Bojador)。博哈多尔角在西撒哈拉约北纬26度的地方,15世纪初欧洲人画的非洲地图,只画到博哈多尔角以北为止,该角往南就是一片空白。在当时欧洲人的传说中,这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亨利的同时代人,也是他的事业的歌颂者祖拉拉(Zurara)在《几内亚业绩编年史》中说,绕过博哈多尔角的命令给海员们带来巨大恐慌,因为“绕过了博哈多尔角之后,那里既没有人也没有任何村落;土地像利比亚的沙漠一样荒凉,那里没有水、没有树,也没有绿草;海面非常低,从地面上可以看到海深不过一个测量索的长度——2.2米。海流是那样湍急,以致从这里通过的船只再也不能回来了。”甚至到了16世纪,船只经过这个海角时海员们依然需要加倍小心,因为加那利群岛的海流在那里猛烈地冲击着向南航行的帆船。葡萄牙l 6世纪初的一份航海教程中还这样说:“需要在博哈多尔角以外8里格的海面上航行,而不应走别的路,因为博哈多尔角处非常危险,从这个海角向外有一个4—5里格宽、布满石块的大浅滩。由于事先不知道,已经在那里损失了一些帆船。”可见,越过博哈多尔角,也就是越过中世纪困扰着西欧人的最大的地理和心理障碍。此后,他们沿非洲西海岸往南的航行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多、更大,但在心理上,他们开始树立能够在任何海洋上航行的观念。第二件重要的事情,是从1441年起,葡萄牙开始从撒哈拉以南非洲掠夺奴隶,并运往欧洲贩卖,黑奴成了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活动的重要刺激因素,他们的探险活动也开始变得有利可图起来。第三件事,是1436年葡萄牙建立了经西非沿海与西非内地黄金市场的直接联系。这一年,巴尔达亚(Baldaia)率领的一支远征军到达一条河上,该河被在北非从事黄金买卖的马略卡人称为欧罗河,即现在的塞内加尔河(Senegal River)。这意味着葡萄牙正努力通过非洲西海岸的河流深入非洲内地,进入苏丹黄金产地。 [97] 最后,亚速尔群岛的发现,也是这时期的一件大事。
随着奴隶买卖的展开,非洲黑人的悲惨命运也开始了。祖拉拉曾记下当年分配或买卖奴隶的惨状:
但是,当看到这样的场面时,不论你的心肠有多硬,难道不会刺伤你的怜悯心吗?!——一些人低下了头,以泪洗面,相互察看着脸色;另一些人则痛苦地呻吟着,望着天空发呆,或是朝天高声叫喊,像是向大自然的圣父乞求救助;还有一些人用手抓伤自己的脸,躺在地上;还有的人按当地的习惯以唱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悲痛,尽管这些悲痛的话语难以理解,但表达了他的悲伤的程度是可以理解的。更令人伤心的事相继发生了,开始分俘虏时,为使每人分得的份额相等,须将子女同父母、妻子同丈夫、兄弟同兄弟分开。无论是朋友还是亲人都无济于事,每个人都落到命运把他带去的地方!
这时,亨利王子在扈从簇拥下,“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分到了属于他的l/5,即46个奴隶。但尽管祖拉拉写到这些黑奴的悲惨遭遇,实际上他和他的主子亨利都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上帝喜欢的事情,即他们是在“拯救”这些黑人。他这样描述那些已经生活在葡萄牙的黑人奴隶:“无疑……这些人通过短时间的语言学习,就会马上成为基督教徒的。关于这段故事,我还要加上我在拉古什镇看到的情况。我在那里看到了年轻的男女俘虏,在这里出生的那些俘虏的儿子、孙子,他们都是如此忠厚、正直的基督徒,就像是基督教刚开始兴起时就接受洗礼的那些人世代传下来的后代。” [98] 对于这些描写,我们一般只是用“伪善”来评价。其实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正是西方文化传统的这个特点,使他们能够冠冕堂皇或心安理得地打破人文主义的制约,走上大规模殖民掠夺和买卖奴隶的道路。
亨利无疑是开启地理大发现的关键人物,所以19世纪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称他为“航海家”亨利(Henry the Navigator),其实亨利本人并没有出过海,他只是随葡萄牙军队征服北非的休达等地时在海上航行过,当然他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接受“航海家”的称号,因为非洲西海岸的探险活动是在他组织和指挥下进行的。
在西非海岸勘察、买卖奴隶和黄金,还有大西洋四大群岛的发现和殖民开发,这些都构成了大西洋地中海的核心要素。此外,通过亨利40多年的探险努力,葡萄牙成了欧洲的航海中心,建立起世界上一流的船队,拥有一流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此后一段时间内大批世界一流的探险家或航海家几乎都是葡萄牙培养出来的。
亨利去世后,葡萄牙在非洲西海岸的探索受国内政局的影响,时断时续,但总的来说是不断推进。1483年,迪奥戈·卡奥(Diogo Cão)到达刚果,1485年到达南纬22度线上。1487年底和次年初,巴托罗缪·迪亚士(Bartholomeu Dias,约1450—1500)绕过非洲好望角。到印度的海路基本上打通了。
在大西洋地中海上的殖民与殖民模式
1420年,亨利王子的两个下属登上被废弃的马德拉群岛,从事开发。1430年代亨利王子开始在加那利殖民,该群岛当时已成为葡萄牙往南探险的中转站。 [99] 但殖民活动真正得到重视要到这个世纪的中期,所以有人提出:在马德拉的殖民并没有通常所想象的那么早,从现存史料看,1433年葡萄牙国王声称亨利正在马德拉殖民的话是讲早了。只是从1439年夏天开始,才出现真正在那里殖民的详细资料,而此前的各种说法都是模糊的、难以置信的。 [10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埃尔布尔认为,这是葡萄牙人在非洲西海岸探险的最初动机造成的。他说:P. E. 拉塞尔(Russel)曾从15世纪中威尼斯商人兼探险家卡达莫斯托的报告推论出,亨利的早期探险实际上是让他的船只在摩洛哥海岸进行海盗活动的一种副产品。1433年的一份文献表明,国王享有所有海盗活动战利品的一定份额,而亨利可获得本来应该上交国王的战利品的1/5(quinto)。也就是说,海盗活动是各阶层或各重要人物皆有利可图的事业,也正是这些海盗劫掠,使亨利的扈从有机会从远征北非沿岸中获利。又由于葡萄牙的其他贵族,包括亨利的哥哥,也对这种劫掠有浓厚兴趣,亨利只得让他的人越来越多地向非洲西海岸以南发展。15世纪30和40年代的探险都属于这种性质。但在15世纪30年代,从非洲西海岸向南的推进并不顺利,特别是1437年远征北非丹吉尔(Tangier)失败了。这迫使亨利王子专注于此前他的追求中不重要的一面——向大西洋航行。大西洋对亨利的吸引力主要在于它可能是战利品和其他收入的来源,同时也可能成为他那支庞大的不安分的随从发泄精力和追求利益的一条出路。 [101] 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也强调这一点:丹吉尔的失败,及来自加那利的使人气馁的消息(教皇把这个群岛判给西班牙人),迫使王子及其扈从为获取新的资源而寻找新的途径,殖民遂成为他们的共同追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439年7月,种子、羊群和移民来到了马德拉和亚速尔。 [102] 在这两个群岛的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开发从此开始。
在大西洋岛屿的系统殖民开发到1430年代末才展开,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葡萄牙的管理体制有关。葡萄牙最早获得的海外土地都由国王控制。马德拉的发现(再发现)者之一的若昂·贡萨尔维斯·扎尔科(João Gonçalves Zarco)按当时的习惯成为该岛的第一任首领,但他向移民分配土地的原则要由国王决定。国王杜阿特(Duarte)在1433年才把该岛的支配权赏赐给亨利王子,到这时亨利才有可能积极推动向该群岛的移民。但在最初十年里移民活动有些暗淡,因为他们生产的谷物、木材和染料并非十分有利可图。1444年,摄政佩德罗(Pedro)免去分封给亨利的马德拉等岛屿的出口税,显然是迎合亨利的要求,亨利希望这些岛屿对移民更有吸引力。但要等到1450年代中期,即在亨利去世前的几年内,蔗糖生产才使这些岛屿兴旺起来。向亚速尔的移民到1440年代才开始。另外,该群岛中有些岛屿是属于国王和佩德罗的,并非都封给亨利。即使是封给亨利管辖的岛屿,也并非都是亨利自己经营,而是把管辖它们的职位和可能的收入出售给那些愿意投资开发的人。 [103]
另一个原因,是要使大西洋岛屿上的殖民有利可图,在当时来说必须引种甘蔗,但把这一在地中海生产的作物引入大西洋并不容易。布特尔说:“大西洋地中海建立蔗糖经济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因为它一方面有一个从早期探险的“简单的掳掠袭击到商业活动”的过渡,另一方面有一个从种植谷物向种植甘蔗为主的过渡。在大西洋岛屿的殖民活动中最初引种的主要是小麦,因为粮食也是葡萄牙和热那亚人所缺乏的东西。直到1455年,威尼斯商人探险家卡达莫斯托还看到,马德拉主要生产的依然是小麦,小麦生产“在1450年到1460年达到了顶峰”。 [104] 但在1450年代中期以后,大西洋岛屿开始走向繁荣,主要是通过种植甘蔗和马尔瓦西亚葡萄(Malvasia grape)来实现的。糖在当时是一种极其贵重的食品,但威尼斯人垄断着来自东方的糖的贸易,这种垄断还与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岛屿上种植甘蔗结合起来。热那亚人希望在蔗糖贸易上与威尼斯人竞争,所以他们较早就在西西里岛开发甘蔗种植园。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热那亚人把甘蔗种植先是扩展到葡萄牙南端的阿尔加维,然后是大西洋群岛,包括几内亚湾的岛屿。到该世纪末,甘蔗种植成为这些岛屿经济的基础。马尔瓦西亚葡萄的传播也遵循了类似的进程。它产于威尼斯控制下的爱琴海,通过热那亚人在西西里的庄园而传到马德拉和加那利,在15世纪下半叶它已在这些岛屿上生根。 [105]
对在大西洋岛屿上生产蔗糖大感兴趣的不仅有亨利及其扈从、热那亚商人,还有葡萄牙政府或国王本人。早在15世纪初,在阿尔加维种植甘蔗的热那亚人德帕尔马多次向国王抱怨,说他的甘蔗田遭受破坏,这说明当时葡萄牙南部已经在生产甘蔗。1404年1月16日国王若奥一世在一封信中下令清查此事,因为这块土地是他交给德帕尔马耕种的。国王于1403年的一封信中还提及自己的一个甘蔗种植者阿内斯的去世。1409年5月8日,国王又与德帕尔马及其两个儿子尼古劳·德帕尔马和弗朗西斯科·德帕尔马签署租约,向他们出租位于洛莱的一个菜园,让他们种植甘蔗。 [106] 这些材料说明15世纪初,甘蔗种植已经受到葡萄牙当局的重视。同时它们还说明:不久后大西洋岛屿的殖民是各个阶层或政府与百姓共同推动的结果,与后来西方的殖民活动模式是一样的。
在大西洋岛屿上发展起来的殖民模式,与中世纪地中海岛屿上的殖民模式有所不同,它更接近于近代的殖民模式。费尔南德斯 -阿梅斯托指出:14世纪时直布罗陀以外的大西洋是西地中海世界的一种延伸,热那亚人及阿拉贡、葡萄牙的王室在非洲西北角一带港口活动,所使用的是传统的殖民活动方式;但在15世纪这方面发生剧烈变化,形成了“大西洋特有的”殖民特征。当然,他强调与其说从地中海移植过来的殖民经验中断了,不如说是传统的方法适应了新的环境条件。中世纪西欧人在地中海的殖民一般采用以下模式:建立城市,实行“贵族的”统治方式;建立“拉丁人居住区”和宿舍(funduks);建立城堡和飞地,如加泰罗尼亚军团或拉丁帝国的贵族组成的十字军或雇佣军就是这样做的;控制当地的商业,如希俄斯(Chios)岛的热那亚人朱斯蒂尼亚尼(Giustiniani)或克里特岛的威尼斯的老爷(master)就是这样的商业征服者。简言之,这是接收并修改现有的经营和市场组织的模式,或征服现有的劳动力组织模式而加以利用。但15世纪初和15世纪中叶,在大西洋岛屿上形成的殖民模式,在性质上更像伊比利亚人在从穆斯林手中收复的土地上形成的移居模式。这种模式与后来在美洲某些地区的殖民模式一脉相承。到15世纪后半期,在佛得角群岛和西非几内亚湾岛屿上更形成了奴隶制种植园的经营方式,这更明确地预示了日后拉丁美洲殖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尽管意大利人,主要是热那亚人,某种程度上还有马略卡人,他们的资本和经验对大西洋岛屿的开发很重要,但那里的殖民模式主要是伊比利亚基督教徒的创造,他们几乎不了解地中海的殖民经验。 [107]
大西洋地中海上的贸易
前面我们曾着重介绍北海和地中海两个贸易圈,通过跨越阿尔卑斯山各关口的陆路通道则把这两个贸易圈连接起来,这主要是13世纪末以前的情况。实际上,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和北海一直都有贸易往来,即历史上存在着一条从北海到伊比利亚半岛,再到博哈多尔角以北的非洲西海岸的航线。另外,布特尔说:“沿着北非的海岸,规模庞大的大西洋近海航行从来没有停止。”它从古代就已经变得“非常重要”。10—13世纪时,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水手在与马格里布的商业往来中推动着这一航线的发展,不久后他们就面临加利西亚(Galiza或Galicia)和葡萄牙水手的竞争。13世纪初,特别是在14世纪里,“一些野心勃勃的新水手与新商人介入进来”,其中最重要的是汉萨同盟和热那亚的商人和水手。汉萨同盟与热那亚“这两支最大的中世纪船队给大西洋航行添加了活力”。13世纪中期,汉萨同盟竭力开拓北海到伊比利亚的商路,而热那亚人则于1277年首次穿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从那以后他们每年都有船只开往伦敦与布鲁日这样的城市。这意味着,13世纪末,地中海和北海这两个贸易区的海上通道打通了。到14世纪初,汉萨同盟的船只到达里斯本。1415年,一艘德国船只参加了葡萄牙攻克休达的战争。 [108] 可以说,欧洲南北海上航路的开通,对欧洲整个市场体系的发展意义重大。
就在这多种因素的推动下,包括大西洋岛屿上甘蔗种植园的建立、非洲西海岸的奴隶和黄金贸易、地中海和北海两个传统商业圈在大西洋上的汇合与互相渗透,还有15世纪西欧经济和社会的变化等,使15世纪中或该世纪下半叶的大西洋贸易相对说来很繁荣,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这当中虽然很难用贸易量来加以陈述,因为不存在那样详尽的资料,但从哥伦布在1476年后几年间的经历中可略窥一斑。这一年他所服务的商船在葡萄牙附近被海盗击沉,他得救后在里斯本定居。此后他到过冰岛,他在笔记中写到了那些带着货物来到冰岛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的商人。他还曾接受热那亚一位雇主的委托去马德拉准备购买约6 000磅蔗糖,这件事虽然因中间人违约而未能成功,而且还为此上了法庭,但足以证明哥伦布得到了富有的同胞的高度信任。因为把如此贵重的一桩买卖(1290个金杜卡特)交给他做,显然他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水手,而是一个年轻有为的商人。此后哥伦布乘船到过赤道。他在教皇庇护二世(Pius Ⅱ,1405—1464)著的《自然史》一书中还写下这样的批语:“在赤道下面有最尊贵的葡萄牙国王建造的米纳城堡,我们曾看见过。”哥伦布的这些航行说明当时“大西洋地中海”的商贸活动的频繁。莫里森说,那时,“里斯本、亚速尔群岛、布里斯托尔港和冰岛之间海上贸易兴旺”。 [109] 他还通过对里斯本港口的描述显示哥伦布出航美洲前“大西洋地中海”的兴盛:
当哥伦布到达里斯本定居的时候,葡萄牙的海洋事业显然已产生了最丰硕的成果。每年春天一队队悬三角帆的轻快帆船(专门为进行这种贸易而设计的船只)运来一袋一袋的马拉吉圭塔胡椒、一捆一捆的象牙、一队一队的黑奴和一箱箱的金砂驶入塔古斯河(即特茹河)。到秋天,它们又满舱装着红帽、鹰铃、威尼斯念珠和各式各样用以换取黑人黄金的物品启碇南行,舱面上则载着马匹以便向黑人酋长换取过高价款。在沿岸各个码头和古老城镇的一些窄街小巷里,从冰岛到喀麦隆各地的语言都能听到。从斯堪的纳维亚、英格兰和佛兰德来的水手同西班牙人、热那亚人、摩尔人、柏柏尔人以及改变了信仰的黑人头目互相竞争。若奥通过位于商业广场上的他的宫殿窗口能够看到12个不同国家的船只紧紧拉着帆索在水势湍急的塔古斯河上行驶,从船上卸下来的香料使得王室成员鼻孔发痒,船上烤饼干的香味也使得王子的胃口大开。新的教堂和宫殿兴建起来了。意大利银行家和犹太钱商围着广场设立了许多办事处…… [110]
在大西洋地中海的贸易中,蔗糖、奴隶等贸易具有重要地位。一种三角贸易的雏形开始出现,即从欧洲把一些手工业品运往西非,从西非把黑奴运往大西洋岛屿,特别是运往马德拉群岛,再从马德拉群岛把蔗糖运往欧洲。布特尔说:“在15世纪的最后三年,马德拉群岛证明了自己在热带大西洋甘蔗种植园方面绝对的首创性。充满活力的贸易、奴隶的提供、控制出口与价格主导着这一经济。”此后的三个多世纪中,这一直是大西洋经济的主导形式。1498年,马德拉群岛的蔗糖出口达到1 700吨,成为佛兰德、意大利、葡萄牙、英格兰的主要蔗糖提供者,此外,它的蔗糖还运往法国和土耳其。这时群岛上有许多甘蔗种植园与80座制糖作坊,奴隶达到了2 000人。 [111]
大西洋成了欧洲人殖民和经商活动的新舞台,西欧各国都有不少人在这里活动。比如,英国有学者指出,在15世纪,即使像布里斯托尔这样的港口(当时英格兰仅次于伦敦的港口)也已经与冰岛、加斯科尼(Gascony)、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而且很可能还与马德拉、加那利,有广泛的贸易联系。布里斯托尔的商人为了寻找新的航路,还向黎凡特派出商船。该世纪下半叶,有记载表明,他们还派出探险队在大西洋上寻找传说中的“巴西岛”(Isle of Brasil),时人认为这个岛处在爱尔兰以西的洋面上。 [112] 从这里,我们也可感受到15世纪下半叶西欧整个社会有一种不安和骚动,一种发现新的岛屿和土地的冲动。地理大发现绝对不是某个国王或能人的创举,而是社会发展的某种需要的产物。这正是郑和的航行与哥伦布的航行的基本区别之一。
值得注意的还有,这时国际商人的合作开始具有某种“卡特尔”的性质。这是因为处在国际合作的主动地位的葡萄牙统治者深知:他们必须依靠他国的商业力量,特别是其销售网络,才能有效地开发大西洋。亨利王子的养子多姆·费尔南德王子在亨利去世后接管了马德拉岛,1461年当岛民向他提出出口粮食的请求时,他“特别指定犹太人与热那亚人”购买该岛屿出产的葡萄酒、蔗糖 、木材、面粉,他还给他们在那里租种土地的特权。他“希望通过殖民者与商人订立协议的方式为出口建立一种价格控制系统,而热那亚人在这些商人中举足轻重”。热那亚人竟然能使本来向地中海购买蔗糖的佛兰德人和意大利人转向马德拉,这位王子对他们非常佩服。他在一封讨论保持蔗糖价格的信中还建议建立“销售卡特尔”,以维持蔗糖的价格:
我已经向几个颇谙这类事务的专家寻求建议,我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因为船员与其他人向佛兰德与其他国家大规模输入食物,并且在这些地区以极不合理的价格进行销售,这样的价格下跌是不可能发生的。除了你我携起手来统合整个蔗糖市场外,别无它策。我已经和里斯本的一些专业商人谈过话,他们认为我的计划是可行的。 [113]
这封信不仅揭示了当时大西洋地中海贸易的一些情况及欧洲扩张的国际性质,而且还体现了当时一些统治者的经商头脑和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