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正途径: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
鉴于对五四进行过度的“思想史”分析容易出现上述问题,我提议用一种方法对此予以补救。我暂且把它命名为“五四研究的‘社会史化’”。所谓“社会史化”大致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要关注五四前后“社会”作为一个论域的产生以及如何替代其他主题的历史;二是要更多地关注五四发生的社会环境及其演化意义,特别是要着力研究五四不同群体的行为差异及其后果。我们无须否认,五四曾经以反抗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的姿态掀起过民族主义抗议风暴,从此被打上了政治运动的明显印记;也无可否认,五四知识人曾以特立独行的方式提示了“人的觉醒”的极端重要性。故而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政治事件和一种个人自由觉醒与挣扎的张扬表演都有充分的理由。与此对应,无论是“政治史”的描述还是“思想史”的分析都应在五四叙事中占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我看来,如果过多地刻意抉取五四某一剖面加以放大分析,或把一个侧面的有限意义夸大到足以取代其他侧面的程度,实不足以窥见五四之全貌。
五四运动从其爆发的一瞬间来看很可能只是展示出一个抵抗外侮的“广场故事”,一个纯而又纯的标准政治事件。可是五四的意义绝非如此单薄,它既是以往一系列政治变革活动的延续,同时其思想遗产又暗暗启迪了后来的“社会革命”风潮,更被看成传统与现代思想对垒较量的文化培养基。我的主张是,把五四看作近代历史长程运动中的一个环节重新加以审视,聚焦的目光不限于其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不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当然,这样的阐释必须与政治党派的合法性历史叙述区分开来,更应有别于已被定性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史表述。只有如此,我们才会发现五四斑驳多彩、异常复杂的历史真相。
五四思想的复杂性在于,它既是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的产物,同时也是对政治改革失败的叛逆。五四运动固然由新潮知识分子发起,但其变革的初衷基本可以说是脱胎于对晚清民初政局的思考。民初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清朝灭亡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国体政体,知识分子的眼光此时也只能聚焦在如何建立现代政治党派以应对上层变革的紧迫要求。但当时军阀交替主导政权的结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灭,短短数年,民初知识人中就已累积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五四运动的爆发从广义上说就是对民主政治改革深陷危机状况的一个回应,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不过是内部政治变革连遭挫折的一个折射反映。民初政治改革的失败诱发了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建设由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悲观情绪。正逢此焦虑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本来被奉为学习榜样的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严重的劳资纠纷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峙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渗透进知识界并迅速扩大其影响力。民初知识人有一个从迷信国家制度的创生能力到崇尚“社会”改造思想的转换过程,原先企图通过国家政体设计顺利实现社会、文化乃至心理变迁连带反应的期盼完全破灭。陈独秀甚至写出了《偶像破坏论》这样的文章,把国家列为“骗人的偶像”,攻击它不过是要维护贵族地主的权利。
在五四前后的几年里,像梁启超这样的“制度主义”爱好者和政治党魁都开始产生厌恶政治的情绪。1906年,任公与孙中山辩论时还坚持救中国唯有“国家主义”有效,其他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皆当在其之下的观点。 然而,1915年1月,任公忽然发表了一篇感言式的文章,题为《吾今后所以报国者》,修改了自己拟定的国家变革一定优先于社会变革的时间表。在这篇文章中,任公检讨自己20年的政治生涯,得出了自己从政以后皆“败绩失据”的悲观结论。 可能是出于对民国党争的失望,故认为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又发现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要实现健全的政论,必须在“社会”领域里有所作为,否则政论不过是徒供感情之用,或成剽窃干禄之资。 可见这时任公已开始认为政治的衰败不振,实源于“社会”的堕落坏朽,“社会”治理乃是政治振兴的根基所在。下面他说的这段话把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透彻:
质言之,则中国社会之堕落窳败,晦盲否塞,实使人不寒而栗。以智识才技之晻陋若彼,势必劣败于此物竞至剧之世,举全国而为饿殍;以人心风俗之偷窳若彼,势必尽丧吾祖若宗遗传之善性,举全国而为禽兽。在此等社会上而谋政治之建设,则虽岁变更其国体,日废置其机关,法令高与山齐,庙堂日昃不食,其亦曷由致治,有蹙蹙以底于亡已耳!
他紧接着说:
夫社会之敝,极于今日,而欲以手援天下,夫孰不知其难?虽然,举全国聪明才智之士,悉辏集于政界,而社会方面空无人焉,则江河日下,又何足怪?
我这里引述任公这么长一段话是想说明,此时“社会”已经替代“政治”成为民初知识精英重点讨论的关键词。但对“社会”的讨论和理解显然不是“思想史”意义上的纸上空谈,而是一种实际行动的表现。所以我们还须考察决定知识精英话题转换的一个“社会史”因素,这个因素即是“代际转换”及与此相关的人际网络的变化轨迹。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新知识界发起的运动,但五四本身的主题有一个转换的过程,即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关怀向文化问题迁徙,最后又向社会问题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不是简单的线性递进,而是交叠演化,不能仅限于在思想层面上加以讨论,还须注意五四前后不同时期,是什么类型的知识群体操控着主题的转换方略,以及这个方略对其行为方式的影响如何。
五四无疑是新型知识人发动的一场运动,但五四的发展经历了较长时段的变迁,因此对五四变革主题和行动方式的支配并非一个单一色彩的群体所能独自包揽,而是由不同的群体交替掌控。即以五四时期的刊物《新青年》而论,首批作者和后来加入的作者群体就拥有极为不同的复杂背景。这首批人大多出生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都有通过秘密结社颠覆清廷统治的革命阅历,当然不少人也有留学的经验,但也多为留学生中政治反叛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潘赞化、章士钊、吴稚晖等。他们也正是凭借着反清元老的政治资本相互援引呼应,对上层实施政治变革兴趣浓厚,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国家主义者,惯常以较为宏大的政治思维风格判断事务,左右民初政局。
而后来进入《新青年》作者队伍的一批人则多有留学欧美的学术背景,如胡适、傅斯年、王星拱、任鸿隽等。他们与早期作者对政治变革的关注方式大有不同,对政体如何变化的政论表述程式既不敏感也不擅长。欧美留学群体更娴熟于一种科学化的训练,更多地展示出学院派的行事风格。他们惯常把研究对象区分成较为专门化的片段逐一加以审视,比如胡适提出“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却不肯止步于倡导“主义”的笼统议题,而一定要把“主义”切片,化解成“问题”,再具体辅之以“多研究些问题”的方法加以审视,因为在他看来,“主义”的提法再显崇高浪漫,也必须分解为社会科学式的细胞单位作为试验对象。
但对某类“问题”拥有优雅的敏感嗅觉并不等于就天然具有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学院派们的讨论均限于“文化”的狭窄范围,或者囿于较为抽象的学术论域,其贡献也只是把“文化”重新通过科学方式纳入学院的语境中予以检视,于实际人生没有多少切实的指导意义,甚至无法应对日益急迫的变革要求,特别是当“社会”问题替代上层政治变革而凸显其紧迫性时,学院派的实验风格很快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社会”问题的出现并非密封在实验室里,用科学方法的专门化手段予以切片式观察,然后像观察标本般指指点点,即可大功告成,而是必须聚焦在具体的实际对象,如“劳工问题”“农村问题”“教育的普及率问题”等之上,通过细致的实践步骤实地加以解决。
由此可知,如何有说服力地描绘出“社会改造”的具体图式,就变成了考验后五四时期知识人表现能力的试金石。实际上,是否具有一种实践的含义变成了衡量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和改造能力的标准——尽管采取的策略差异很大,如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注重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如何起作用的问题;乡村建设者则具体考量如何在“社区”的局部范围内重建一种政治、文化与社会混合并存的新秩序,从而通过地方改造的途径逐渐渗透进基层而使之生效。社会主义者则以阶级冲突为社会之基本特征,主张从根本上用暴力手段颠覆和改造现行制度。可见,“社会”一旦成为五四的关键词,就不仅表现为一次性的广场政治事件,也不会仅仅成为被囚禁的个体心灵寻求自由时释放出的焦灼私语,而是一种“行为”选择构成的异动与挑战,这些“行为”的载体分别与不同的人际网络的联系方式和认同基础有关。我们的视野如果不聚焦在这些人群行为的差异上,就难以理解五四作为革命象征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