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与胡适研究
“胡适研究会”发起征文,希望有关同人以“我与胡适研究”为主题,回顾中国内地的“胡适研究”学科所走过的三十余年来的历程并总结其经验教训。我认为这的确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至少可以为一部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学术思想文化史(可惜至今无人对此做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整理)留下若干史料线索,所以不揣冒昧撰稿如下,期盼同行师友的批评指正。
我是在何种情况下接触胡适思想的
余生也晚,当胡适于1962年逝世于台湾的时候,我还是上海的一个小学生(六年级),同年秋升读初中后,因为上“中国历史”课,加上个人的些许课外阅读,才知道中国现代史上有过“胡适”这个人物,但当时对胡适的“认识”只是:胡适虽然倡导过有进步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后来“变坏”,成为了“反动(共)文人”。显然,这样的“认识”其实是当时的主流思想灌输影响青年学生思想的一种结果。
说来难以置信,反而是在乱哄哄的“文革”期间,我有了机会意外地接触胡适的思想言论,由此改变了对于胡适的某种认识与理解。
先是在1968年间,上海的各大中学校开始搞所谓的“复课闹革命”,于是曾被关闭多时的复旦大学图书馆(老楼)的报刊阅览室重新开放了,而我当时作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佩戴有校徽,又套着“红卫兵”袖章(尽管已经是“逍遥派”了),自然能够很方便地溜进这间阅览室。于是,约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大致通读了馆藏(上架)的1949年以来大陆所出版的文学类和社科类的期刊合订本,其中包括一套完整的《新华月报》杂志(50年代初一度名为《新华半月刊》),由此了解到:1954—1955年间,中国大陆曾开展过一场“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运动”;再通过阅读其中所刊登的几篇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虽然似懂非懂,但本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常是无师自通地采取的“正面文章反面看、反面文章正面看”的原理与方法,于是对“被批判”的胡适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学术文化观点有了初步的了解,甚至还觉得它们其实是有点道理的,反而是那些批判词句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再是到了1973年秋,由于我比当年大量的被迫“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同伴们“幸运”一点,居然成为所谓的“工农兵学员”(第三届),由此脱离农村环境而重返上海入读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虽说当年的大学校园仍是闹哄哄的,教学秩序不太正常,但比之国内其他系统的单位部门,毕竟还维持着一丝“教育”的氛围来装点门面,例如,学校的图书馆是开放的,也总有一些师生在频频参加政治活动之余,因各种原因走进图书馆阅览室。当时的校图书馆(新楼)辟有一个专门的“社科图书阅览室”,图书均开架,凡本校师生凭有效证件即可自由出入随意翻阅。我本来以为,“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主流媒体大批“封资修”,听说国内不少地方和单位(包括个别文教部门)甚至大烧图书,至少是把绝大多数书籍判为“大毒草”而列为禁书由此封存起来,我校的这个阅览室大概也是装饰性的(即除了马列毛和鲁迅作品外没有其他)。谁知我第一次进去后就感到十分惊喜,原来这里的图书种类还比较齐全,除了马列毛鲁著作外,也有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文学、哲学、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新闻学等)的一些基本图书和经典性著作,其中大量的正是被当时的主流媒体视为由“反动学术权威”(或称“牛鬼蛇神”)所著的“大毒草”。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思考分析了一下,明白了其中的奥妙——因为这些上架的图书都被加盖了一个特别的印章(文字为“供批判用”),如此一招,在当时显然可以堵住极“左”者的口,由此躲避政治风险(因为当时的政治宣传正在号召开展“革命大批判”)。我心底暗暗佩服学校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对这个阅览室跑得更勤了。更想不到的是,某一天我在这间阅览室的最后一排书架上发现了几册散乱而不成套的《胡适文存》(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亚东版《胡适文存》共三集,每集分为四册装订),随即又陆续找到了商务版的《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和《胡适留学日记》(当然它们也都被盖上了“供批判用”的印章),无不认认真真地通读了。由于自己已参加过一段时间的“文革”活动(如曾为“红卫兵”),也经历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社会生活(如知青“插队”),耳闻目睹的乃至有某种切身感受的社会现实与有些宣传的反差实在太大,在这样的情景下读胡适著作,不能不有深刻的体会,以至在一些问题上明显地形成了思想共鸣。——例如胡适坚持倡导“民主政治”和抨击“独裁专制”、强调“人格独立”与“言论自由”、反对“统一思想”与“名教”意识、提倡科学怀疑精神、不要让别人“牵着鼻子走”等,乃至提醒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防止“目的热、方法盲”倾向等等——这些曾经一点一滴地哺育了“五四”时期进步青年的思想乳汁,竟然被我在短时间里集中地吸收,当时简直使我耳热心跳,颇有梁启超曾谈到过他早年读龚自珍著述时的那种“如受电然”的感觉。
可以说,正是这一读书经历,使我对胡适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兴趣。这正是我后来自觉地(乃至几乎是终身)从事“胡适研究”的思想起点。
由此或许也可以领悟到: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思想(以书刊为媒介)自有思想的力量,而任何形式(性质)的教育也天然地具有民主主义的因素并发生积极影响,所以那种统制思想、控制舆论之类的做法,尽管在一时一地有效,但毕竟不可能永远牢固地维持“舆论一律”的局面,而这一点也正可以从某一角度解释日后大陆能够自发地形成“胡适研究”的学术热潮的历史必然性。
我研究胡适的第一篇论文
1979年是“五四”运动60周年,这一年内,国内文化界(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和高校)不约而同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其显著的标志之一是许多报刊都发表了一批重新评价胡适生平思想活动的论文。这一现象其实是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自觉响应,也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贯彻中国共产党开始恢复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从这一批论文的基本的思想题旨看,显然都带有一定的“翻案”性质,即否定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动的那场“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运动在胡适生平思想问题上所作的一系列非科学的、严重违反历史事实的结论性意见。总之,这一批论文的集中发表,表明我国当代的学术文化研究活动开始摆脱“左”倾思想路线的束缚而走上了健康的科学发展的轨道。
在这第一批的重新科学评价胡适的论文中,也有我所写的一篇,题为《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刊于《复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3期,同年5月出版发行)。这篇论文写于1979年3月,当时我已毕业留校工作,记得某天我去学校的才复刊不久的《复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串门(因为我与从事编辑工作的几位老师熟识),当时这几位编辑老师正在议论将于5月份出刊的第3期的组稿问题,其中谈到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60周年,可发表一组关于“五四”著名人物(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瞿秋白等)的研究文稿(有的可作重新评价)。当时我插嘴说我愿写一篇关于胡适的,多少带点翻案的意思。在得到了同意后,我就回来埋头写作,成稿后即送编辑老师审阅,他们在肯定原稿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若干很切实的修改意见,记得在与我一起讨论定稿的时候,张家骏老师还亲自动笔,对其中的一段文字做了仔细推敲与润色。
这段文字是全篇论文的结尾——
根据唯物史观,对胡适这类人物的评定,应该从事实和史料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功则功,过则过,不要以其后半生的堕落与反动来否定前半生的某些功绩,因人废言与因言废人,“爱之者欲其生,恨之者欲其死”,都是违背唯物史观的。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的缺点是:“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60年过去了,如果我们今天仍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那种形式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历史,研究五四人物,难道不是一种倒退吗?!
可以说,这段文字是很出彩的,由此也提升了整篇论文的学术质量。可能正因为如此,该文在《复旦学报》发表后,很快被也是复刊不久的《新华月报》1979年第5期(同年5月出版)全文转载。稍后,著名学者、兰州大学赵俪生教授还在上海《学术月刊》(1979年第11期)撰文,肯定了这段话所提出的研究胡适的“原则”。
当然,在今天看来,该文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的辨析尚不深入,甚至有些观点与提法(如认为胡适一生“过大于功”、认定胡适“后半生的堕落与反动”),其实还没有完全摆脱“左”的思想观念,历史局限性是明显的。总之,虽说该文是属于重新评价胡适的第一批论文之一,但套用胡适的话说,如同放足毕竟还留有“缠脚时代的血腥气”。另外,该文本还留下一处文字上的重大差错,即把胡适的生卒年排错了,这虽为手民误植,但我却没有认真校对纠正,所以责任在我。想到这一点,至今仍觉惭愧。
关于“把胡适研究当作一件事业做”
在写上述那篇论文时,我是在学校的校长办公室任秘书工作,由于那篇论文的发表以及多少产生一些影响,使我很受鼓舞,由此不安于枯燥乏味的机关工作,决心选择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于是我申请调到本校新近扩建的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大致与中文系一体)工作,具体被安排在“鲁迅研究室”(后改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室”),时在1980年春。与之相适应,一开始我个人选报的科研课题是“鲁迅研究史”,对此尽管我认认真真地搞了几年,除发表多篇论文外还完成了最终成果(一部20余万字的书稿),但是当时“学术著作出版难”的现象已见端倪,而由于“鲁迅研究”学科专题过热,再加上这一研究领域存在的固有的问题,使得这方面的成果发表变得极为困难,所以我的这部书稿怎么都找不到出版机会,经多次联系投稿,后来总算被一家出版社接受,编辑也对我明确表示争取尽早付排,然而在被拖了几年后仍无动静,最后我才不得已主动索回书稿,至今仍束在我的书箱里。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80年代初)国内思想文化界出现了一种新局面: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更多的人转而关注胡适的思想,于是“胡适研究”作为一门新的专题学科自然形成,并逐渐发展为学术热点,其主要标志是:有关胡适研究的重要的图书资料开始出版(尽管有的标明“内部发行”,如《胡适来往书信选》以及《胡适口述自传》等);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更是争相发表重新认识与评价胡适思想的论文;同时又有一批“胡适研究”专著问世(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耿云志著《胡适研究论稿》等)。受此局面的鼓舞、启示与引导,我在从事专业的“鲁迅研究”的同时,自然也继续做“胡适研究”方面的工作,甚至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而且颇有收获,至90年代末,除了继续发表一些“胡适研究”单篇论文(这些论文后来收入个人论文集《再造文明的奠基石》,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还先后出版了三部书稿:《胡适评传》(重庆出版社,1988年)、《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和《胡适:开风气的尝试者》(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还有,应上海的两家出版社之邀编选了两册相关胡适的文集:《尝试与反省——胡适集》(“二十世纪中国学人文库”,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以及《自由之师——名人笔下的胡适、胡适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此外,我也曾应邀参加“胡适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活动,承担了对胡适的两部书稿(《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编入《全集》第11卷)的整理校勘工作。
记得1991年在出席纪念胡适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绩溪)期间,我曾向中国社科院的耿云志教授、安徽大学的沈寂教授(这两位学术前辈对于我的研究工作都有过切实的指导与帮助)分别谈到过自己的有关情况,并表示今后将主要从事“胡适研究”活动,愿把这“当作一件事业做”,均得到了他们的鼓励。现在回头去看,应该说,对此我大致是践行了,遗憾的是由于个人的学力不足,取得的成绩并不大。
不过,也有一点我是多少感到自豪的,即本人可能是在国内高校中较早地开设“胡适研究”课程者之一。其缘由是:我虽在研究所任职,但按学校当时的规定也必须承担教学任务。在这种背景下,我在1984年前后也就被“逼”上讲坛,而由于当时中文系所鼓励教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情况多开选修课,于是我为中文系本科生开设的几门选修课中就有一门“中国现代作家研究:胡适专题”,旨在客观地介绍胡适的学术文化思想。据了解,学生的反映尚好,对教学内容观点表示能够理解与接受(这从学生所写的课程论文也可以看出来)。这样的反馈对于我也是一种鼓舞,此后,我除了继续为本科生重复开设过几次(后来该课程曾纳入全系的“经典精读”课程系列,改名“胡适文存精读”),又为本系的(我所归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硕士、博士)开设过同类课程,其直接的教学效果之一是,在我所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中,也有个别对“胡适研究”充满浓厚兴趣以至选择其为学位论文课题的。据说在80年代中期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潮中,国内某些地方的正常开展的“胡适研究”活动曾一度遭遇过政治性曲折,但从我个人经历以及我校的情况来看,并没有发生过类似现象(尽管我个人因发表个别文稿招致某种不愉快,但与“胡适研究”问题无涉,结果也是一风吹过)。由此可见,“文革”之后的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确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善,“胡适研究”专题学科的兴起与深入发展恰逢其时,我辈幸甚。
胡适学术文化思想对于我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一个学者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是思想家类型的历史人物,如马克思、毛泽东,或胡适、鲁迅等)应该持纯客观的立场,而避免某种感情倾向,无论是崇敬、热爱,或者是厌恶、鄙视,均不可取,否则势必影响研究工作的科学性。譬如国内的“鲁迅研究”的绝大多数“成果”之所以为人看轻,正是因为那些“研究者”心怀崇敬之情而作,先天地染上了某种“造神”色彩,而那些所谓“贬损鲁迅”之作,有的其实也是某种感情的宣泄,并不可取。
回顾大陆三十多年来的“胡适研究”方面的也可称得上是“汗牛充栋”的著述成果,是否也染有类似的弊病?我个人认为多少是存在的,这是因为:这三十多年来的“胡适研究”,从总体上看,相当程度上起源于人们的某种“翻案”动机,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翻案心理”又最容易造成“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何况我们的同行可能在总体上也都缺乏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的训练,甚至事实上还多少残存着胡适当年所揭示批评的那种“目的热、方法盲”的情况,唯其如此,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因满足于做大而化之的“翻案”文章而不吝堆砌溢美之词的现象也就难以避免了。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从事“胡适研究”的同人不能自觉引起警觉并予以纠正,而是任其发展下去,结果将是可怕的,完全可能重蹈某些学科的覆辙。
就我本人来说,虽然能够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有一定的认识(如上述我在1979年所写的那篇论文中曾经提出过),然而在自身的工作实践中其实并没有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相关的论文、书稿中也都留有不同程度的“溢美”痕迹。造成以上的属于消极面的情况,我不能以所谓“受到胡适学术文化思想的影响”为遁词而原谅自己。
至于讲到“胡适研究”者本身“受胡适学术文化思想影响”的问题,应该属于“胡适研究”活动中的积极现象,这一点在我身上无疑也有一定的体现,这主要是:从我本人以往的三十多年的主要学术研究活动情况看——
首先,凡是我对研究领域乃至具体研究项目(课题)的选择,无不是从自己所最感兴趣的“胡适研究”课题衍生的,即“胡适研究”乃是我的“母题”和“辐射源”,具体如:
因为研究胡适,我进而集中研究与胡适有密切思想联系的其他“五四”人物(陈独秀、鲁迅、郭沫若、郑振铎等),并且着重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背景予以观照,已出版的有《郑振铎评传》(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陈独秀评传》(青岛出版社,1995年)和《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等;
因为研究胡适,而鉴于胡适重视传记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我也就一度致力于传记学相关问题的研究,曾著有《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并发表多篇论文,另外还在《光明日报》(1994年)撰文,在大陆首次提倡“口述历史”;
因为研究胡适,而鉴于胡适作为著名诗人的诗学主张以及个人作品(无论新旧体)对中国近百年的诗歌史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也就一度对此做专题研究,著有《风骚余韵论——兼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
因为研究胡适,而鉴于胡适的著名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所提出的不少重大课题值得重视,所以我也就从90年代起自觉地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上溯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研究,发表了一批论文,还出版了《中国近代文学潮流》(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和《中国近代文学思想述略》(大众文艺出版社,2012年)两书;
也因为研究胡适,而鉴于胡适与台湾近现代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所以我又曾一度涉足台湾历史文化以及台港文学的研究,发表过一批论文。
其次,在上述各学科领域(项目)的研究中,如果胡适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学术课题提出过明确的见解(即使其他学者有所质疑),而我往往都是明确地服膺和支持胡适的观点,或者根据胡适的基本学术观点做演绎,或者竭力证明胡适的观点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例如,从我的上述论文和书稿看,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白话文学)的发展线索的梳理、对于中国历代传记作品的评价、关于“晚清文学”诸问题(如“诗界革命”“新文体”“早期白话文运动”等)的认识,以及对有关“文学革命论争”问题,尤其是“五四”以来的“中西文化论争”问题的把握、理解与定性评述,均是采取了如此的学术立场。与之相适应,我不仅著文特别论证与肯定了胡适所提出并实践的学术思想文化研究的方法论的科学性(主要论文之一为《关于鲁迅讥评“胡适之法”的几个问题》,《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12期),而且在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中,也都自觉地遵循了如此的方法论原理。
粗浅的分析与思考
以上所述的那些情况,应该说,我的师友乃至我的学生其实也都是看出来的,所以,他们中常有人问我如此服膺乃至“痴迷”胡适思想的原因,当时我未作切实回答,只是打哈哈过去了,而当我今天写本文时,感到对此有必要作认真思索并予以正面回答。
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如此服膺、“痴迷”胡适思想,大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思想常识出发,我认为胡适思想本身,从整体说来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在某些方面甚至与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亦有某种相通之处——如其提倡科学怀疑精神、提倡“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认定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等,尤其是胡适主张以“知耻近乎勇”的思想逻辑把握认识中西文化关系,主张虚心学习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由此提出中华民族必须切实地朝“再造文明”的目标而努力,这更是一种最深沉的爱国主义,至于他本人在努力践行这一伟大的文化使命感的过程中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更值得中国当代学人弘扬。这是一种思想认同的基础。
其次,对以往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深切反感。唯物史观的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是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考察,主要看历史人物比他同时代人多提供了什么新东西。而反观50年代中期的那场“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则无疑是反科学的,换言之,那种“批判”手法,不仅袭用了民族传统文化中常见的糟粕性的东西(深文周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之类),而且也正是再现了曾被列宁所唾弃的那种理论论争伎俩(即先把对方的思想归纳为显然是错误的东西,然后予以驳斥)。这种情况,显然也使我被激发形成了一种逆反心理:我非要唱对台戏。可以说,上文所说的那种“思想认同”与这里所说的“逆反心理”本是容易结合的,而一旦结合之后,所谓“服膺”“痴迷”现象的发生与发展也就很自然了。
进一步说,上述两大原因,其实也都有历史的因素,换言之,它们也都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思想背景)促成的。按理说,像我这样的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即长期来接受正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的当代学人(譬如,我曾自觉而认真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毛泽东选集》,至少是熟悉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的),对于本质上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范畴的胡适学说,本该持有一定的警觉,不至于轻易地被“牵着鼻子走”,但事实上却相反。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发端于“文革”期间,而此时,中共党内左倾路线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与之相适应,整个思想文化界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毛泽东语),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居然更凸显了它的某种合理性的一面,由此对人有吸引,有启迪,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人们追寻真理。从哲学上说,这就是主流思想发生“异化”的社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因此所谓“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一种惩罚”(列宁语)的情况也就具有必然性。显然,我的上述思想情况发生的“历史原因”盖缘于此,而1980年代的全国范围内的“胡适热”的思想文化背景,庶几也可以由此作出解释。
最后,还可以这么说——我对胡适思想之所以持如此近乎“痴恋”的态度,从根本上说,乃是把对胡适思想的服膺转化为了某种感情因素,即由于把胡适视之为“五四”文化精神的象征与化身,认定他至今仍然不失为当代中国学人的精神领袖,由此自觉接受了胡适思想人格的感召。这样的现象,对于一个严肃的学者来说,似乎未必值得完全肯定,不过,在当代中国语境里,大概也未必是一件丢人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