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方法论
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实业印书馆1942年版,以下简称《考证》),同他的另一些思想倾向极为明显的政论文相比较,无疑是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性论著。
《考证》一书收入了关于《水浒传》并后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三侠五义》、《官场现形记》、《儿女英雄传》、《海上花列传》和《镜花缘》等十余部明清白话章回小说的17篇考证或研究文章。该书考定了一些作品的作者并初步勾勒了他们的情况;理出了一些作品的成书过程的基本线索和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对一些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也作了大体说来算是比较客观和正确的挖掘分析;此外还纠正了前人对某些作品所作的附会和曲解。如把《考证》一书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比较,在关于明清白话章回小说方面,可以说前者偏于考证,后者重于研究,在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分析方面,前者参考过后者的意见;但在一些基本事实的考证方面,后者则吸收了前者的不少成果。因此,《考证》一书尽管由于受到各方面因素的限制而存在不少漏洞和谬误,不过总的说来,仍不失为一部为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作了开创性工作并奠定了一定基础的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考证》一书的价值,不仅表现为考证所得出的正确结论的本身,更主要的是它同时还比较集中和系统地提出了考证的方法论问题,并且该书所阐述的方法论也不只囿于考证方面的意义。作者曾说:他写这类文章的“目的是注重学问思想的方法”,因而这类文字“可说是方法论的文章”(《胡适文存·序例》),他甚至还颇为自负地说:“鸳鸯绣取从君看,要把金针度于人。”(《醒世姻缘考证》)平心而论,这枚“金针”虽在今天看来是有斑锈的,但毕竟还是值得重视的。
本文即拟对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作一番具体的分析。
《考证》的方法论要点
《考证》一书所提出的方法论原理是比较丰富的,其要点是:
第一 , 必须确定考证的正当范围 。胡适认为,就中国明清白话章回小说来说,这类作品最复杂的问题往往是:其作者何许人,该书又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应把这些问题作为考证正当范围内的主要对象。以《红楼梦》为例,胡适指出:“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考证》第189—190页,以下引此书语,只注页码)无疑,确定这样的正当的考证范围,是抓住了明清白话章回小说考证中的主要矛盾,也堵塞了各种附会穿凿式的考证的歧路,这是胡适的方法论明显胜于旧红学派的地方。
第二 , 考证必须从作品本身以及 “ 可以考定作者 、 时代 、 版本等等的证据 ” 出发 , 切忌穿凿附会 。这意思是:证据本身应具有质的规定性。胡适认为:“所谓证据,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的证据,而并不是……随便引来穿凿附会的证据”(第305页),他还在别的文章中指出:“方法上共同的戒律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文史周刊发刊词》)也以《红楼梦》为例,胡适说:“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实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第175页)。显然,胡适把证据严格局限在“可以考定(作品的)著者、时代、版本”等方面,并强调只有尊重这些确凿的证据,以此做“向导”,才能引到“相当的结论上去”(第232页)。这表明胡适的方法论积极地否定了附会曲解的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
第三 , 必须抛弃一切成见 , 包括对所谓 “ 天经地义 ” 的 “ 科学的律例 ” 的迷信 。胡适认为研究学问要采取“评判的态度”(《新思潮的意义》),前人的“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只是参考的材料、暗示的材料,待证的假设,绝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我的歧路》)。胡适说:成见有两种:一是“遗传的成见”(第94页),即受前人的意见(包括谣传)的束缚;二是“先入的成见”(第232),或称“主观的我见”,其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穿凿附会;而这两者都是在不尊重“物观的证据”问题上失足的。因此胡适强调:考证时必须“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胡适文选·自序》),只有“能打破遗传的成见,能抛弃主观的我见,能处处尊重物观的证据”,才“可以得到相当的结论”(第94—95页)。这种方法论显然又是体现了鲜明的求实精神。
第四
,
强调对不同类型的对象采取不同的考证方法
。当年蔡元培先生在考证《红楼梦》时说:“知其所寄托之人物,可用三法推求: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证者;三,姓名相关者。”
胡适对此反驳说:“蔡先生的方法是不适于《红楼梦》的。有几种小说是可以采取蔡先生的方法的”。“大多数的小说是决不可适用这个方法的”。“用‘品性、轶事、姓名’三项来推求《红楼梦》里的人物,就像用这个方法来推求《金瓶梅》里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影射何人:结果必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第300—303页)这是新旧红学派的一次著名争论。无疑,胡适在驳斥旧红学派时所提出的新的方法论,超过了《红楼梦》考证本身的意义。
胡适方法论是建立在“发展的眼光”和“历史的态度”这两个有联系的基本观念之上的,这就使他的方法论构成了一种较完整的体系。
关于“发展的眼光”,胡适说过:“不同的时代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见解,也发生种种不同的文学作物。”(第61页)胡适还曾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进化观念”,认为:“人类生活随时代变迁,故文学史也随时代变迁,故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每一类文学不是三年两载就可以发达完备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正是从这样的文学观念出发,他在进行小说考证时才不局限于狭隘的文学史的范围,而是结合对有关社会历史阶段的研究,指出了诸如《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和《三国志演义》等书的形成过程同当时社会政治历史之间的某种联系——主要是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所谓“历史的态度”,是与“发展的眼光”互为补充的。在胡适看来,文学发展与社会政治历史发展之间有所联系。例如区别于文人个人创作的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其内容和形式从雏形、发展变化到定型,其艺术表现能力从简单粗糙、复杂细腻到完美,都有一个历史的过程。所以胡适说:“历史的态度”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实验主义》)胡适在考证《三侠五义》时指出:“我们看这一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枝,便象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评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胡适还特别指出:“此事虽小,可以喻大。”(第417页)这就是以上述方法论为指导而发现的中国章回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
胡适说过:“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验主义》)他在考证《水浒》时说过这样一段话:“不懂得南宋的时代,便不懂得宋江等三十六人的故事何以发生。不懂得宋元之际的时代,便不懂得水浒故事何以发达变化。不懂得元朝一代发生的那么多的水浒故事,便不懂得明初何以产生《水浒传》。不懂得元明之际的文学史,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那样幼稚。不读明史的功臣传,便不懂得明初的《水浒传》何以于固有的招安的事之外又加上宋江等有功被谗遭害和李俊燕青见机远循等事。不读明史的文苑传,不懂得明朝中叶的文学进化的程度,便不懂得七十回《水浒传》的价值。不懂得明末流贼的大乱,便不懂得金圣叹的《水浒》见解何以那样迂腐。不懂得明末清初的历史,便不懂得雁宕山樵的《水浒后传》。不懂得嘉庆道光间的遍地匪乱,便不懂得俞仲华的《荡寇志》。”(第61—62页)这种从艺术和社会生活以及政治局面的相互关系出发来认识文学史现象的方法,明显地含有科学的合理因素。
《考证》方法论运用上的几个特点
胡适《考证》的方法论在具体运用上也有一些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特点。简要说来,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 , 结合其他学科专题的研究 。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与戏曲的关系相当密切,所以胡适对章回小说进行考证,也不囿于狭隘的小说史范围,而是把戏曲史的许多材料作为小说考证的证据,或者把小说考证同戏曲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如他在考证《西游记》的成书过程问题时,首先列举元代戏曲中的“丰富的西游记故事”(第345页);在考证《三国志演义》《水浒》和《三侠五义》等书时,也同样先援引元代戏曲中的相应剧目,这样,他得出上述小说均有几百年的演变史的结论,就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了。
第二 , 形式逻辑的运用 : 演绎重于归纳 。胡适曾指出自己同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异同:清代学者往往是“先收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见,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法。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看起来,这种方法实行的时候,决不能等到这些例都收齐了,然后下一个大断案。当我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心里已经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若再遇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他们,看他能否把所有的同类的例都解释得满意。这就是演绎的方法了”(《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他还说:“科学方法不单是归纳法,是演绎和归纳的相互为用。”(《实验主义》)联系到胡适对于“假设”的作用和意义的强调和重视,因此,胡适所主张和实行的实际上是演绎重于归纳。例如,如上所述,他的“进化的文学观念”,先是从几个同类的例证中得出了“一个时代便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或“中国白话小说都有几百年的演变史”的假设的通则,然后用它去演绎论证有关作品的具体成书过程。这种先从现象中提炼出规律,再用规律去指导对另一些现象的研究的方法,显然比单纯地运用归纳法更简洁,但更为全面,也就更容易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第三 , 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 。胡适虽然反对在古史研究中采取“参之以情、验之以理”的态度,认为这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的非科学态度(《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但他并不是一概地反对借助心理学的分析方法。胡适在考证中借助心理学,包括对作者的心理研究和对社会心理(读者心理)研究两个方面。例如,胡适认为《西游记》中那段“大闹天宫”的故事明显地反映了作者对于现实社会的牢骚:“如果著者没有一肚子牢骚,他为什么把玉帝写成那样一个大饭桶?为什么把天上写成那样黑暗、腐败、无人?为什么教一个猴子去把天宫闹的那样稀糟?”(第356页)这是从作者心理的角度来分析的。至于从社会心理方面来考证分析小说,胡适认为:历史上宋仁宗亲生母李宸妃的故事为什么会演成《三侠五义》中那样的故事(指“狸猫换太子”)?这是因为,历史上李宸妃的故事是一件涉及面很广的“大举动”,“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于是种种传说也就纷纷发生,历八九百年而不衰”(第404页),总之“这样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传,最容易变成街谈巷议的资料,最容易添枝加叶,以讹传讹,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的神话化”(第407—408页)。
第四 , 引入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 。胡适是较早地注意到中外文学的某种可以作比较研究的问题的。在《考证》一书中,他也引入了这种方法。例如胡适在考证《三侠五义》中包公奇案的故事时指出:《盆儿鬼》中张懒古列举包公的六种奇案都是元曲中的杂剧故事,“这事可有两种解释。也许这些故事在当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杂剧家不过取传说中的材料,加上结构,演成杂剧;也许是杂剧家彼此争奇斗巧,你出一本《鲁斋郎》,他出一本《陈州粜米》,你出一本《智赚灰阑记》,他又出一本《智赚合同文字》;正如英国伊丽沙白女王时代的各戏园争奇斗巧,莎士比亚出一本《丹麦王子》悲剧,吉德(Kyd)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剧》( Spanish Tragedy ),马罗(Mar Io We)出一本《福司特博士》( Doctor Faustas ),格林就出一本《倍根教士与彭该教士》( Firar Bacon and Firar Bungay )”。胡适的结论是:“这两说之中,似后说为较近情理。”(第404页)如果我们联想到近代以来的文艺界也存在着的追逐时髦题材的现象和艺术品的商业化倾向,那么可以认为胡适通过这样的比较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确是含有合理因素的。至于胡适在考证《西游记》时,一方面“猜想猴行者是从中国传说或神话里演化出来的”,但另一方面又“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理由是:中国产生猴行者的无支祁神话“也许……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第337页)。这也是他用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进行考证的一个例证。虽然胡适这一猜想的结论可能不正确(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有争论),但他在考证时能够引入比较文学的研究法,终究是有意义的。
《考证》方法论的得失与实用主义
通看《考证》全书,它在获得许多成功的即正确的结论的同时,也掺杂了不少失败的即错误的论断,此外,还留有一些存疑的问题。人们自然要问:既然是以同一方法论为指导搞考证的,那为什么只能在一些问题上取得成功,而在另一些问题上遭到失败呢?
如果是就事论事地说,《考证》之所以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获得成功,除了这些问题完全属于学术性问题,基本上不存在用个人政治倾向来改塑事实,或者它们本身较明显地能够成为考证的材料,因而经过一定的整理、分析和鉴别,以及用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方法就可以得出可靠的证据,从而获得正确的结论等客观原因之外,从胡适主观上看,还在于他:
(1)吸收并改进了清代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胡适认为清代学者的方法有着研究范围太窄,且推尊儒学、有门户之见,注重功力而忽略理解,以及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等缺陷,由此他有针对性地提出并运用了诸如“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研究范围、用系统的研究来部勒研究的材料和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对材料的整理和解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等方法。
(2)较详细地占有了资料,又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或从别人发掘的材料中得到启示。如他在考证《西游记》时,就根据鲁迅关于作《西游记》的人或亦受巫枝祁(无支祁)故事的影响的见解,“去寻这个故事的来源”(第335页),从而从有关材料中得出了“降无支祁大概也是淮泗流域的僧伽神话之一,到南宋时还流行民间”(第339页)的结论。又如胡适对《镜花缘》作者生平事迹的考证,也是明确地得到钱玄同的指点才得以成功的。
(3)不羞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和结论。胡适在1921年写《红楼梦考证》初稿时,由于材料掌握得不充分,其结论有不少漏洞;到了次年写改定稿时,便修正了自己的某些错误,后来他又据《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本)和新发现的敦诚著的《四松堂集》等书,对曹雪芹的生平家世等问题提出了较之以前更为详尽的新结论。对《水浒》的考证,也有类似情况。
(4)态度上比较客观。这在为《海上花列传》的作者韩子云辩诬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其他研究者曾根据一些传闻,认为该书是作者泄私愤之作。胡适便把有关传闻作了认真分析,指出这种传闻有“三大矛盾”(第489页),继而又从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以及作品内容本身来分析研究,否定了传闻,客观而公正地指出:“这部书决不是一部谤书,决不是一部敲竹杠的书。”(第492页)
同样,从表象看,《考证》一书之所以在另一些问题上失败,除了这类问题本身更复杂一些,或者不属于纯学术意义上的问题之外,就胡适个人讲,则是因为他:
或者过于武断。如胡适认为:“元人的文学程度实在很幼稚……元代只是白话文学的草创时代,决不是白话文学的成人时代。即如关汉卿马致远两位最大的元代文豪,他们的文学技术与文学意境都摆脱不了‘幼稚’的批评。”(第30—31页)此论虽是比较元曲中的水浒故事和后来的小说《水浒》而言,但由于胡适在这儿忽视了戏曲与小说在语言(文言与白话)和表现手法(完整紧凑和局限较大的戏剧结构与小说笔法的复杂和丰富性)方面应有的区别,在证据的引用方面,也回避了元曲可以同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和宋词等相媲美的艺术成就,因而他的结论就不能不是武断和片面的了。
或者自相矛盾。如胡适一方面肯定《三侠五义》对白玉堂性格的优缺点刻划得“近情近理”(第430页),但另一方面却否定《三国志演义》对诸葛亮、刘备和关羽等人的矛盾性格形象的描写和处理,这就是明显的自相矛盾。至于胡适认为《三国志演义》的价值只是表现为“在通俗教育史上”的“魔力”,因而不过是一本“趣昧浓厚”的“教科书”(第392页),但接着又说:“举凡四书、二十四史、通鉴、纲鉴、古文观止和古文辞类纂一类的书都起不到这样的教科书的作用”(第392页),这种自相矛盾的看法,无疑又否定了《三国志演义》作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与历史教科书之间应有的区别,从而背离了文学批评的原则。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胡适自己往往也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如他自己所说,即是“像张惠言、周济一班腐儒向晚唐的艳词里去寻求‘微言大义’一般”地“走入魔道”(第491页):或在考证中掺入个人的明显的政治倾向,或借题发挥。突出的例子如:他在1923年考证《镜花缘》时,抓住书中人物唐敖在女儿国所谈的治河方法而发挥说:这里“是寓言,含有社会的、政治的意义”,即“这里句句都含有双关的意义,都是暗指一个短见的社会或短见的国家,只会用‘筑堤’‘培岸’的方法来压制人民的能力,全不晓得一个‘疏’字的根本救济法”(第544页)。显然这是借小说考证来宣传他所提出的诸如“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一类在当时业已失去进步意义的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胡适在考证《镜花缘》时说:“我是最痛恨穿凿附会的人”(第531页),殊不知他自己正在这里搞穿凿附会。
有的专家指出:胡适的考证方法“有时正确,有时不正确,有时部分正确”,换言之,“在论证范围和性质较仄狭的情况下,其正确的保持率就大”,反之则“相对地小”;在胡适的实验主义和唯心主义观点立场对论证对象影响不大的情况下,其正确率也就为大,反之则几乎很小
,这一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的确,要真正认识《考证》所反映的胡适方法论的得失的根本原因,不能不深入地分析胡适的方法论同实验主义哲学的关系。
胡适曾经说过:他的方法论可以用十个字来概括,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还指出这就是实验主义的方法论(《实验主义》)。不过,从胡适具体的复杂的思想来看,他同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却有一定的矛盾和抵触。
胡适的思想较为复杂。他在自然科学问题上表现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如他认为:根据天文学和物理学的知识,叫人知道空间的无穷之大;根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时间的无穷之长;根据生物学的知识,叫人知道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根据心理学的科学,叫人知道一切心理现象都有生理的基础(《“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补充》)。然而在另一些问题上,他又信奉唯心主义。其实,胡适算不得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哲学家,他对哲学问题并未作全面、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和回答,而是甘抱“不了了之”的态度,所以很难说胡适形成了自己完整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体系。因此,胡适宣布自己信仰实用主义,同他把实用主义中的某些东西视为科学方法论是分不开的。如他反复强调:“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我的歧路》),因而当詹姆士用实用主义来假设上帝的存在问题时,他就明确指出:这是把“实验主义的方法用错了”(《实验主义》)。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胡适才把“实用主义”这个词译为“实验主义”的。
既然如此,我们考察胡适的方法论,便不应当把它完全同实用主义捆在一起,而应作具体的分析。从胡适自己的表述看,他的方法论主要是对杜威的“工具主义”的接受和改造。
杜威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思想五步说”。据胡适介绍,杜威说的五步是:(1)疑难的境地;(2)指定的疑难点究竟在什么地方;(3)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4)把每种假定所证的结果一一整理出来,看哪一个假定能够解决这个困难;(5)证实这种解决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的谬误,使人不信用(《实验主义》)。胡适则认为:“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1)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2)一切学说思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3)一切学说与思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还进一步解释说:“第一件——注意具体的境地——使我们免去许多无谓的假问题,省去许多无意义的争论。第二件——一切学理都看作假说——可以解放许多‘古人的奴隶’。第三件——实验——可以稍稍限制那上天下地的妄想冥思。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化——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实验——才是真进化。”(《杜威先生与中国》)由此可见,胡适的方法论特别强调的是:一切从事实出发,从事实中提出问题,提出假设,最后通过实验(即也由事实)来检验学理的真伪正误,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我的歧路》)。在这里,他所说的“假设”和“求证”的概念都有明确的条件或前提。假设是科学研究(包括考证)的最主要的方法之一,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的发展只能通过“假说的形式”
。假设需要前提,胡适把这一前提规定为“细心搜求事实”,有了这个前提,大胆的假设虽然可能不成熟,但总是合理的。爱因斯坦曾指出:对于理论科学家,“不应当吹毛求疵地说是‘异想天开’,相反,应当允许他有权利自由发挥他的幻想,因为除此以外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达到目的”
,也正是这个意思。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胡适把“工具主义”从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抽出来,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解释,即强化了求实精神的成分,这就使得他的方法论不仅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还包含了相当科学成分。《考证》一书表明。当胡适比较忠实地按这一方法论中的科学精神从事考证、研究时,他往往可以取得成功,反之则遭致失败,这就是说,他的失败主要因为是他未能彻底坚持自己提出的方法论中的正确东西,乃至于受他自己那种潜在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制约。不妨说,这不是胡适一个人的悲剧,在那些政治思想落后或反动、而在学术研究上有创见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中,这是一种常见的现象。胡适曾经说过:“考据是一种公开的学问,我们不妨指出某个人的某种考据的错误,而不必悬空指斥考据的本身。”我们倘把此话改为:人们可以指出胡适的错误,而不应一概地否认他的方法论本身的合理因素,大概就比较符合实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