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转变
从很小的时候起,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就感觉父亲的存在对他来说是一种压力。他的父亲是一名成功且富有的乡村医生,对自己的两个儿子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小儿子达尔文似乎没什么希望能达到他的预期。在学校里,达尔文既不擅长希腊语和拉丁语,也不擅长代数或其他科目。这不是因为他缺乏进取心,而是因为他对通过书本认识世界不感兴趣。他喜欢户外活动——打猎、在乡间搜寻稀有品种的甲壳虫、收集花卉和矿物的标本。他可以花上几个小时观察鸟的行为,并详细记录它们的各种不同。对这些事物,他目光敏锐。但是这些爱好并不能成就一份事业,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他能感觉到父亲的耐心在逐渐减少。一天,父亲斥责了他。达尔文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指责:“你只知道打猎、逗狗、抓老鼠,你以后会让自己和整个家族蒙羞的。”
在达尔文15岁时,他父亲决定更多地介入他的生活。父亲把他送到爱丁堡的医学院学习,但是达尔文见不了血,只好退学。父亲决心一定要让儿子有个好工作,于是在教堂里为他谋了一个乡村牧师的职位。这份工作既给了达尔文不错的收入,还让他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去追求自己收集标本的狂热爱好。这一职位的唯一要求就是,申请者必须拥有名校的学位,于是达尔文进了剑桥大学读书。他不得不再一次面对自己对正规学校教育不感兴趣的事实。他竭尽全力培养出了自己对植物学的兴趣,并和他的导师亨斯洛(Henslow)教授成了好朋友。他拼尽全力学习,终于在1831年5月勉强取得了文学学士学位,这让他父亲松了一口气。
达尔文希望他的学校生涯就此结束,于是去了英国的乡村旅行,在那里他可以尽情释放自己对户外活动的热情,暂时忘掉未来。
8月下旬,当他回到家时,惊喜地看到一封来自亨斯洛教授的信。教授向达尔文推荐了贝格尔号上的一个没有薪酬的博物学家的职位。贝格尔号几个月后就要开启为期数年的环球航行了,此次航行的目的是勘测各个大陆的海岸线。作为工作的一部分,达尔文需要负责收集沿途的生物和矿物标本,并把它们送回英国进行研究。显然,亨斯洛教授对这位年轻人在收集和识别植物标本方面的卓越技巧印象深刻。
这一邀请让达尔文感到很困惑,因为他从未想过进行那么远距离的旅行,更别说将博物学家作为自己的事业来追求。他还没来得及认真考虑这件事,父亲就介入进来了——他强烈反对儿子接受这个职位。首先,达尔文从来没有出过海,可能会不太适应海上的生活。其次,达尔文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又缺乏锻炼。最后,花数年时间在这次航行上可能会影响他已经在教堂里谋得的职位。
他的父亲非常强势和有说服力,达尔文忍不住同意了,并决定拒绝教授的邀请。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一直在想着这次航行以及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他越想,这次航行对他就越有吸引力。或许是因为备受呵护的童年让冒险对他来说成了一种诱惑;或许是因为这次航行让他有机会去探索成为一名博物学家的可能,去沿途看一看这颗星球上各种各样的生命形式;或许是因为他需要摆脱专制的父亲,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无论原因是什么,他很快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接受教授的邀请。达尔文说服了一位叔父支持自己,并设法取得了父亲极为勉强的准许。在出发前夕,达尔文给贝格尔号的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的第二次生命将就此开始,我余生都会视这一天为我的再生之日。”
贝格尔号在那一年的12月起航,年轻的达尔文几乎立刻就后悔了自己的决定。这艘船相当小,因而海浪对它的冲击力很强。他一直晕船,东西吃了就吐。一想到自己将那么久看不到家人,还要和这些陌生人被困在一起那么多年,他就痛苦不已。他开始感到心悸,觉得自己好像病得很重。水手们察觉到了他的不适应,都奇怪地打量他。船长菲茨罗伊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人,常常会因为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而突然大发雷霆。他还是一位宗教狂热分子,坚信《圣经》就是真理。他告诉达尔文,在南美洲找到《创世纪》中描述的大洪灾和生命起源的证据就是达尔文此次航行的职责。达尔文觉得违抗父命的自己就是个傻瓜,孤独感也排山倒海而来。他要如何在这个逼仄的空间里连续忍受数月,如何和这个看上去有点精神失常的船长近距离地生活在一起呢?
航行几周后,感到有点绝望的达尔文想了一个办法:每当他在自己的舱房里感到心烦意乱时,就会冲出舱房,观察周围的生活,这样总能让他平静下来。因为这会让他忘记自己,并认清这就是他此刻生活的世界。他观察着这艘船上的生活以及水手们和船长的性格,犹如记录蝴蝶的斑纹一样仔细。例如,他发现没有一个水手抱怨食物、天气或手头的工作,他们很看重坚忍这个品质。他也试着采取这样的态度。他发现菲茨罗伊似乎有一点缺乏安全感,需要经常确认自己在船队中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于是,达尔文打算尽量满足他这一点。慢慢地,他开始融入船上的日常生活。他甚至染上了一些水手们的怪癖。所有这些都帮他从孤独感中抽离了出来。
几个月后,贝格尔号抵达巴西。这时,达尔文终于明白了自己为什么如此迫切地希望加入此次航行。他完全被这里丰富多样的植物和野生动物迷住了——这里简直就是博物学家的天堂。它们和他在英国看到的或收集到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一天,在穿过一片森林的途中,他站在一旁,目睹了自己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奇异、最残酷的场景:一群非常小的黑蚂蚁,它们排成超过100码
长的队,吞噬着沿途所有的生物。在森林里的每个地方,他都可以看到一些由于生命过剩,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在专心工作的同时,他也迅速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一个问题:他的工作任务之一是审慎地挑选送回去的标本,而他捉到的所有这些鸟、蝴蝶、螃蟹和蜘蛛都是这么的与众不同,这叫他怎么区分哪些是值得收集的呢?
他必须扩充自己的知识。这要求他不仅要花大量时间研究一路上见到的一切,并做好翔实的笔记,还要找到一种可以整理好所有这些信息的方法,将所有标本分类,以便让自己的观察可以有序地进行下去。这虽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与学校功课不一样的是,他为之感到兴奋。因为这些都是鲜活的生命,而不是书本上模糊的概念。
随着他们的船沿着海岸线一路向南航行,达尔文逐渐发现,南美洲的一些内陆地区至今还没有博物学家去探索过。他决心要见到尽可能多的生物种类,于是在只有高乔人
的陪伴下,开始了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的艰苦跋涉,并收集了许多不同寻常的动物和昆虫标本。他采取了与在船上时相同的策略:观察高乔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融入他们的文化,仿佛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些与高乔人同行和之后的其他旅途中,他始终勇敢地面对来抢劫的印第安人、有毒的昆虫和潜伏在森林中的美洲豹。不承想,这些竟让他开始喜欢上冒险,他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了会觉得很震惊吧。
航行1年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约400英里的海滩上,达尔文发现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都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让他苦苦思索着。他偶然发现悬崖上的岩石里有一道道白色的条纹。想到它们可能是某种巨大的骨头,于是他凿开岩石,以便尽可能多地挖出这些遗骸。它们的大小和种类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似乎是一只巨型穿山甲的角和甲壳、乳齿象的巨大牙齿,还有最令人惊讶的马的牙齿。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第一次到南美洲时并没有发现马,而这颗牙齿却很古老,在他们到来之前就有了。他开始好奇——如果这些物种在很久之前就已经灭绝了,那么所有生命都是被同时创造出来的想法似乎不合逻辑。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物种被灭绝了呢?这颗星球上的生命是否会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状态中?
几个月后,他在安第斯山脉艰苦跋涉,寻找可以带回去的稀有的地质标本。在海拔约1.2万英尺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些贝壳化石和海洋岩石的沉积物——在这种高海拔地区发现这些是相当令人惊讶的。他仔细观察了这些贝壳化石和海洋岩石的沉积物以及它们周围的植物群,他推测,这些山脉曾经位于大西洋中,一定是数千年前的那些火山爆发将它们越推越高。他虽然没有找到支持《圣经》中的故事的遗迹,但是发现了另外一些证据,这些证据指向令人震惊但截然不同的故事。
随着旅行的继续,达尔文逐渐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一些明显的变化。过去,他常常觉得所有的工作都是无聊的,但是现在他可以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工作,因为有这么多东西需要去探索和学习,他不愿浪费旅途中的一分一秒。对南美洲的植物和动物,他已经练就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观察力。他能通过鸟儿的鸣叫、鸟蛋的特征以及它们飞翔的方式来识别当地鸟儿的种类。并且,他能用一种高效的方法将所有这些信息分类组织起来。更重要的是,他整个人的思维方式完全变了。他会去观察事物,阅读和记录有关这一事物的一切,然后在更多的观察后发展出一套理论,这些理论和观察互相补益。由于他掌握了自己所探索的世界方方面面的丰富细节,各种想法会在他的脑海中层出不穷。
1835年9月,贝格尔号离开了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向西返航。他们返程的第一站是几乎无人居住的加拉帕戈斯群岛。这些岛屿因野生动物而闻名,但是达尔文完全没有料到自己会在那里发现什么。船长菲茨罗伊只给他一周的时间去探索其中的一个岛屿,然后他们就要继续返航了。从他上岛的那一刻起,达尔文就意识到了这个岛屿的不同:在这个小小的岛上到处都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的生命——成千上万只黑色海鬣(liè)蜥聚集在他周围,在海滩上,在浅水中;约500磅
重一只的乌龟在海岸上笨拙地爬行;海豹、企鹅和不会飞的鸬鹚,这些冷水生物却栖息于这座热带岛屿。
到一周快结束时,仅仅是珍稀的陆地鸟,他就在这座岛上发现了26种。此外,他的罐子里还装满了最稀奇的植物、蛇、蜥蜴、鱼和昆虫的标本。回到贝格尔号上,他就开始对收集到的大量标本进行分类和编目。让他吃惊的是,几乎所有的标本都是全新的物种。接着,他又有了更惊人的发现:每个岛上的物种都不一样,即便它们相距只有大约50英里。不同岛上的乌龟的壳纹路不同,不同岛上的雀类的嘴形不同,它们都是根据其所在岛屿上特定的环境进化而来的。
突然间,仿佛4年的航行和所有的观察为他淬炼出了一种更深刻的思维方式,一个激进的理论在他的脑海里成形。他推测,这些岛屿就像安第斯山脉一样,是因为火山爆发才被从水中挤出来的。最初,这些岛上并没有生命存在。慢慢地,鸟类飞到这里并带来了种子。各种各样的动物也漂洋过海而来——蜥蜴或昆虫是附在漂浮的圆木上过来的,原本是海洋生物的乌龟是自己游过来的。经过数千年的演变,每种生物都适应了自己所在岛屿的食物和天敌,并且在适应的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形状和外表。而无法适应的动物灭绝了,就像达尔文在阿根廷挖出的那些巨型生物化石一样。这是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些岛上的生命并不是由某些神圣的存在在同一时间内永久地创造出来的,而是缓慢地进化成现在的样子的。而这些岛屿正是地球的缩影。
在回家的路上,达尔文开始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这暗示着一场革命即将到来。从此,证明这一理论成了他毕生的工作。
1836年10月,贝格尔号在海上航行了近5年后,终于回到了英国。达尔文迫不及待地赶回家,父亲看到他先是吃了一惊。因为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的头似乎变大了,他的行为举止也不一样了——从他的眼中可以读出笃定和犀利,几乎与几年前出海的那个迷茫的年轻人判若两人了。显然,这次航行已经从身体上和精神上改变了他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