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
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划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可分为三大块: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例如对马、恩、列、斯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其核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包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从学科上划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被分割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文化学、文学艺术理论等具体领域之中,通常被定位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研究,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现实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有很大弹性的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学和西方社会思潮的大量引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西化”倾向。在对马、恩、列、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研究中,西方人的视角和价值偏好对中国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改造、凸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差异、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激进批判、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文本学考订和甄别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把主要精力用来翻译、介绍西方学者的著述、观点、会议概况,“入乎其内”有余而“出乎其外”不足,基本上是在扮演“留声机”“传声筒”的角色,少数学者甚至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或“正统”。即使在对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中,很多西方人的观点、研究方法也普遍流行,似乎不引征几条西方人的研究成果,就不能证明自己对毛泽东、邓小平研究的资格和权威性。
在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中,西方资本主义的学科分类和实证科学研究框架已经从根本上主宰了中国学者的研究,于是有人特别强调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而有人则把马克思包装成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马克思经常被贴上“政治思想家”或“社会学家”的标签。还有一些研究者强调研究马克思主义要有“科学性”,特别要注意“价值中立”,把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和思想、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而他们所理解的学术,就是与现实政治划清界限,就是细枝末节甚至繁文缛节。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应用研究,更是一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意识形态大行其道的领域,而且越来越有喧宾夺主之势。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倾向,最重要的表现在于,不少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或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完全地或部分地把西方各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正义等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而基本忽视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资产阶级价值观的历史性、阶级性和虚伪性的批判。他们或者是退到了马克思之前那些18世纪启蒙思想家的立场,或者认同了后来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调和。根据这种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自然是封建的、落后的、腐朽的;而对于当代中国,他们也是通过西方价值观的有色眼镜去观察和描述的。而这样一来,在上述所谓“普世价值”指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就不那么“价值中立”了。
“西化”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衷于区分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思想、理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绝不是要让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是要让它们相互拆台、两军对垒。他们是要用建立在西方标准上的“学术”去解构从中国的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理论”或“思想”的权威性,他们以学者的身份,急不可耐地指出后者的缺点、错误和意识形态性,似乎他们比毛泽东、邓小平还要高明。无论如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他们那里是要被归入“学术性较差”的领域的。如果有人跨越自己原来的学术领域,从事这一研究,难免被他们居高临下地讥为“不够学术”或“曲学阿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海内外关注的中国模式问题上,国内一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加入了反对谈论中国模式的“大合唱”。他们对中国模式研究冷眼旁观、冷嘲热讽,认为中国人还没有资格谈“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西方模式”,只有西方现代化的“普世模式”。中国是特殊的,西方是普遍的,削弱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主性,就是在削弱中国人的“特殊性”,从而更快、更好地达到以西方为代表的“普遍性”,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也许他们认为自己不是作为中国人在发言,而是作为“世界公民”在发言。
由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模式在当代中国处于强势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或党建研究的旗号下,少部分学者实际上已“蜕化变质”,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声筒”“应声虫”角色,他们整天贩卖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宣传一唱一和,积极推动中国“变天”。而大部分学者虽然想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资产阶级科学和意识形态有所区别,试图捍卫中国的主体性,但由于他们对西方价值观的“同情”或“部分接受”态度,因此他们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时显得“理亏”“中气不足”,在西方思潮面前处于全面防守的态势,只能对各种“刺激”做出被动的“反应”,就像法庭上的“被告”一样,忙于应付各种“控告”或“指责”,围绕着“原告”和“法官”设定的论题进行辩白、说明,陷入西方人设计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只有少数立场较为坚定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上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们已被现代学术体制和大众传媒完全边缘化,能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形式上是当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但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影响力却与这一主导地位极不相称。
总之,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或者说严重危机,在于很多研究者陷入了“西化”思维的泥淖,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误导,把中国变成了西方的“客体”,放弃了中国的自主性,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丧失了必要的自信,缺乏真正的中国立场和中国关怀,进而失去了把握和思考中国问题的能力。这种表现,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