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曾经明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逐渐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缘于马克思主义能够满足中国当时的现实需要,即在学习西方中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国家建构。马克思主义无疑是当时西方文明发展的顶峰和集大成者,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马克思主义意味着西方形而上学的“完成”,而形而上学又是西方文明的核心和精华所在。要学习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最佳选择。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内在机理的揭示,在中西文明交汇和冲撞的情势下,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把握当时所处社会历史阶段的有说服力的“大史观”,并指明了应对方向。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立足于西方又超越西方的理论。它虽然产生于西方文明,但也具有超越西方文明、追求人类解放的国际主义视野。在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时代,很多西方人把资本主义文明看作是“文明本身”,把资本主义所达到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体制看作是最终意义上的“政治解放”,并认为这意味着人类历史的“完成”或“终结”。但马克思主义却宣称,西方资本主义虽然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到来准备了部分条件,但仍然处于人类历史的“野蛮”阶段,甚至是“史前史”阶段,真正的、文明意义上的人类历史还没有开始,还有待于资本主义的扬弃和共产主义的实现。这一论说破除了资本主义永恒不灭的迷信,让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上一切受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压迫、剥削和奴役的人民看到了希望,鼓舞了他们的斗争勇气和革命热情,具有巨大的启蒙意义。
以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李达等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研究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绝非出于学院知识分子抽象的学术兴趣,而是认为它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面对西方列强的高压态势,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具有强烈的关怀,对中国当时的问题有刻骨铭心的体认,并在苦苦思索解决这些问题的良策,他们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时冲动或个人好恶所致,而是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特别是在比较了很多思想或“主义”后,所做出的正确抉择。正因为如此,在五四时期关于“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论战中,他们才能势如破竹,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立足于中国实际,有力地驳斥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威信和影响力。
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不是把当时现成的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到中国来,而是根据中国当时的情况和实际需要,有选择地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部分内容,特别是引进了苏俄的马克思主义,如阶级斗争学说、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批判、国家与革命的思想等。这说明中国的主体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甫一传入中国时就确立了。
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前20多年中,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还是不稳固的,只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的应用对象,因此不时有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出现,其顶峰就是王明的主张:为中共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针对王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具体表述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的放矢”,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走出一条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革命道路。表面上看来,毛泽东只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加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加以应用的问题。实际上,毛泽东是要打破西欧马克思主义和苏俄马克思主义条条框框的束缚,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现实状况和需要出发,创造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红军初创时期就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这样,他才要批判那种“无的放矢”“做奴隶做久了,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的错误倾向,批判“言必称希腊”和“言必称苏俄”的全盘西化论和全盘俄化论,并结合全党智慧,创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奠定坚实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中国情怀,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郭沫若、艾思奇、李达、范文澜、胡乔木、侯外庐等一批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都是在此精神感染下进行中国问题研究的。他们对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阐释,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简单运用,而是结合二者,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并且与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关系,因而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更为鲜明了。他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后来他更意识到,在非西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和列宁都没有系统论述过,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他们,而必须进行自己的探索和创造。就如他所说的那样:“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毛泽东对马克思也不是一味盲从的,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并不完全赞同,他曾说过:“几千年以后看马克思,就像现在看孔夫子。”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态度,贯穿于他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全过程。
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弘扬了毛泽东的中国情怀和中国主体意识。他宣称:“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他重提毛泽东在历次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话,认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0世纪80年代初,他对当时理论研究中的脱离实际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
他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
因此他主张要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前进,否则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就成了一句空话。“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在这方面,邓小平确实表现出了他基于中国情怀开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理论勇气。
2015年12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加强理论总结和理论创新,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做出努力”。这是继2015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同志号召“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又一次重要理论宣示。发展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担当和理论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