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13年起,我开始参与“空藏动漫资料馆”工作室的口述历史项目。那年我刚好20岁,还在上学。当这本书和大家见面的时候,我眼瞅着就奔三十了,而且很荣幸地成了一名职业的口述历史工作者。在前辈们眼中,我这毛头小伙路还很长,但对我个人来说,自己生命当中最朝气蓬勃、精力最旺盛且能够为了梦想倾尽所有的黄金十年即将逝去。这套《身为动画人——上海美影人口述史》既是我和朋友们多年工作实践的阶段性总结,也是我个人成长历程的见证。
截至本书付梓,我们共采访了近九十位参与、见证了新中国动画发展历程的前辈,采集的音像素材时长约计400小时。这样的工作量和工作效率对于专门机构推动或扶持的项目来说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利用学习、工作以外的时间,靠自费和亲友支持撑到现在实属不易。
在编写书稿的这段时间里,我把个人的心路历程做了一次梳理,也将工作实践中的思考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借着本书的前言和大家分享。关于编写本书所持的理念、方法以及读者可能会关注的问题我也会同大家做些探讨。
(一)
和翻开这本书的许多朋友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就希望将来能画漫画、做动画。当时没有机会接受特别专业的美术训练,所以只是凭着兴趣练了几招“野狐禅”。受家庭的影响,我那时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亲近感甚于许多同龄人,但最爱看的动画片却都是日本的。
直到初中毕业后,我在偶然的机会下翻到了一本介绍中国动画的书。那本书其实就是个片单,列举并介绍了从20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的100部中国动画电影,绝大部分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片子。我心血来潮按图索骥,把能找到的片子全看了一遍。其中一部分早先也看过,可当初年纪太小,也就瞧个热闹。再后来,日本动画席卷了电视荧幕,这些“美术电影”也就在我记忆的角落里蒙尘了。
这一看不要紧,我被震撼了。我以浅薄的见识构建起的动画审美标准几乎被击碎了——原来动画的形式、风格可以这么丰富,原来“美”可以有如此多样的表达。当然,那些几十年前的中国美术电影并不完美,不论是理念还是技术都存在局限性,但这些作品在美学表达上的独立、自信,以及老一辈动画人对于本土文化艺术的自觉继承和再创造深深地感染了我。我为自己的无知而汗颜,为老一辈动画人的积淀几乎被弃绝而感到遗憾。
我深知自己的渺小,但很希望老一辈动画人的经验能够被珍视,很希望将来能沿着他们的足迹去工作。可我对他们一无所知。之后的几年里,我开始通过书籍和网络去了解中国动画的历史和创造那段历史的人。然而,材料看得越多,越是疑窦丛生。有些文章善于煽动情绪,但在叙述历史细节时含糊其词,颇有些地摊文学的味道;有些著作立论大胆,但缺乏史料依据;最让人头疼的是不同材料讲述同一件事时相互抵牾,我一心想稽考,却无从下手……当然,有些动画人回忆录、随笔和动画电影志书是不错的,但它们提供的信息量仍然无法满足我的好奇心。
2012年,我考进河北美术学院,读了动画专业,认识了在美影厂工作近四十年的吴云初老师。与此同时,我又结识了王宏佳,一个对我未来的职业规划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兄长。
有了互联网,哪怕你的兴趣再小众,也能迅速对接到同好。而真正专注于中国动画历史探究的人又属于小众里的小众,这帮人在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凭几句简单的暗号就能接上头——我和王宏佳就这么通过微博结识了。相比于“王宏佳”这个本名,他的网名“空藏Kongzang”在圈里叫得更响。很多朋友为这个听上去无比玄虚的网名做过多种注释,而他本人给出的正解每每令人失望——空藏=孙悟空+唐三藏。
王宏佳是一名动漫媒体工作者,对所有上了年头的老物件(尤其是纸制品)怀有特殊的情愫。连环画、香烟牌、火柴盒、年历片乃至各种绝版图书和报纸杂志都在他的收藏范围之内。从2006年开始,他专注于收集各类散落民间的中国动画、漫画文献史料,这项爱好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业余时间,耗尽了他并不可观的劳动所得。十余年来,他收藏了各种近现代漫画原稿、动画文学剧本、分镜头台本、美术设计稿、原动画手稿、图片资料、创作档案、拷贝胶片、出版物、衍生品以及相关作者信札、画稿等数千件。他以一己之力扯起了“空藏动漫资料馆”的大旗,尝试与各地的动漫展会合作举办公益性质的主题展览,面向爱好者普及中国动画、漫画史知识。同样是在2012年,他带着收藏的资料寻访动画界的老前辈,试图探寻故纸背后的故事。
2013年3月,我在动画学院几位老师的帮助下引荐王宏佳来学校拜访吴云初老师。此后,我常常带着关于上海美影厂的“十万个为什么”抽课余时间跑到教师宿舍向吴老师求教,吴老师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为我解惑,把他在美影厂工作近四十年的经历和见闻讲给我听。渐渐地,中国动画的美术电影时代在我的头脑里具象起来,老美影人的风骨和精神也开始变得亲切、可感。由此,我也真正意识到了此前看过的许多中国动画著作、教材、论文有多不靠谱。
以往的中国动画史研究缺乏求真务实的口述历史采访和对于史料的严谨考据、甄别,没有上述两项工作打基础,与之相关的一切研究都只能是空中楼阁。在这点上,我与王宏佳的意见一致。我那时候除了满腔赤忱和一股子冲劲别无所有,而他的收藏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经过一段时间的互相观察后,我们决定一起做点事情。
近十余年来,“口述历史”开始通过媒体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与之相关的图书、纪录片等衍生产品越来越多,官方或民间发起的“口述历史”活动方兴未艾。我们收集、参阅了许多已公开的中国动画人口述历史资料,发现多数内容不足以支撑系统的动画史、动画人研究。坐等别人尽快推出一部良心之作希望渺茫,凭我们自己也很难申请到资金做项目。于是,我们决定先自费干起来。
(二)
2013年7月,我趁着暑假与王宏佳一起前往上海采访美影厂的老前辈,正式开展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实践。从那会儿开始,“空藏动漫资料馆”就作为一个有概念无实体的兴趣小组存在。我作为其中一员,把学习、工作之余的时间大都用在了动画历史资料整理和口述历史项目的筹备、执行上。只要条件允许,五一、国庆、寒暑假等一切可以利用的假期都成了我们出采访的黄金时段。王宏佳则集中精力通过承接商业项目来筹集资金,我大学毕业后也尽可能从平时的薪资和稿酬中预留一部分用在口述历史项目上。
参与口述历史项目实践后不久,我就开始思考将来何去何从——究竟是踏踏实实进入业界做动画,还是另谋生路的同时继续推进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我曾经希望沿着美影厂老前辈的足迹去进行动画艺术探索,但综合考量以后,我觉得自己资质平庸,不足以成为一个优秀的动画人。另外,一旦我选择去做“动画搬砖人”,我们苦心建立的口述历史团队就面临瓦解,那些经历、见证过中国动画发展史的前辈已逐渐凋零,如果我们不把握好口述史料采集的最后时机,将来就只能空留余恨了。
这事儿我权衡了两三年。最终,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坚持做口述历史这件事更急迫、更要紧。我不去“搬砖”,中国动画界不过是少一个平庸的从业者,而我如果放弃了继续做口述历史项目,我们此前积累的资源、开拓的道路、与老前辈们建立起的信任必将难以为继。愿意持续投入资金、心力专注于动画人口述史料采集、研究且具备动画专业知识背景的同仁极其有限,取得成果后能够及时服务于公众的团队也不多,而我们已经上路,咬咬牙完全有条件把这件事持续做下去。
好几年以后,我读到了手塚治虫传记中的这句话:“长大后,一个人应至少有两个希望,坚持两件事。因为各种各样的条件限制,一件受了挫折,还会有一件留下。每个人必定会有长大成人的时刻、走上社会的时刻、进行人生选择的时刻。在那种时候有能够选择的事物,真的很幸福。”
我不敢以大师故事自况,但手塚先生这句话的确给了我不小的慰藉,坚持做口述历史带给我的收获也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因放弃成为一名动画人而心生的遗憾。万幸,我一直保持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社交能力(仅限于专业范围以内)也还凑合。正因如此,我在决定放下画笔后,还有靠“码字”和“聊天”糊口的可能。
大学期间,我仍然认真对待自己的专业课程和毕业设计,但更多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动画历史、理论基础的学习和口述历史项目的推进上。毕业后,我们在王宏佳的倡议、引领下成立公司,以承接各种动漫媒体服务项目为生,从商业项目盈余中抽取资金做口述历史项目。我一边完成公司规定的工作量,一边主持口述历史项目。同时,我开始通过自媒体和刊物发表文章,分享我们多年来的学研成果。然而这种工作模式毕竟是权宜之计,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并不利于公司的发展,而我本身没有什么经济头脑,在两种工作状态的撕扯中身心俱疲不说,口述历史项目的进展也并不顺利。长此以往,必然造成时间和精力的巨大浪费。于是,我决定另寻一份能够留出精力学习和思考的工作。对于动画人口述历史项目,我仍旧不改初心,还是会抽业余时间不遗余力地接着做。
反复考虑后,我想试着应聘一下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工作岗位。这里可以说是中国所有口述历史实践者心目中的福地。我从2015年开始抽假期的时间来中心听讲座,曾经作为志愿者参与访谈文稿的校对、传记馆图书的分类和上架,连续三年参加中心举办的工作坊和研习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口述历史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长进。中心的副主任林卉老师担任过我们工作坊的班主任,后来也一直给予我关怀和指导,在我提交了求职信后,林老师给了我珍贵的工作机会。2018年下半年,我成了中心的一员,不仅有幸在中心的日常工作中继续向前辈们学习,还有余力在节假日继续推进自己的口述历史项目。
不论哪个圈子,“用爱发电”的朋友们常常互相鼓励“坚持下去”。其实对我来说,做动画人口述历史项目已经无所谓坚持不坚持了,而是已经欲罢不能。哪怕经常感到疲惫、孤独、彷徨,倒头睡一觉醒来后,迎难而上的冲动又会立刻升腾起来。当然,要保持强劲的战斗力,自我心理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我们是“草台班子”起家,无可避免地要遭遇一些误解、质疑甚至责难,而我们又是在“勒紧裤腰带”做一件不大可能会有经济回报的事,所以时时刻刻要让自己坚信这么做是值得的。
大学期间曾发生过一件令我倍感义愤的事,这件事后来成了不断鞭策我前进的动力。当时一位执教于某美术学院动画专业的教授来我们学校讲座,这位教授自己也做动画,在学院派动画创作、教学方面的观点颇有见地,而且口才一流,全程激情洋溢,博得了满堂彩。可一谈及美术电影时代的动画人和动画片,他的言辞之间就充满了偏见和误读。在他当日的表述中,美术电影时代的创作经验无一可取,上海美影厂的创作人员只懂美术而不研究电影,今天再回头向美术片学习是开历史的倒车……他的许多言论暴露了他对中国动画史常识的无知,也充分说明了他没有认真看过多少上海美影厂的作品。他认为老一辈动画人不应该插手当今的动画教学和创作,甚至不惜用恶毒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不屑。讲座当日,我对这些言论仅仅是不以为然,没有多做理会。可是随着我对中国动画历史和老一辈动画人了解的加深,那场讲座的情景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开始愤怒、开始羞愧,愤怒于学者信口开河、贻害后学,羞愧于自己没能当场反驳。我意识到,那样的误读和偏见不是个例,从业界到学界,新锐和前辈们之间的隔阂已日久年深。对我来说,要想为扭转这个局面贡献绵薄之力,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把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持之以恒地做下去,再将成果传播出去。
倍感荣幸的是,不少接受过我们采访的老前辈都和我们成了“忘年交”,给予了我们充分的信任,不光尽心竭力地为我们提供参考资料、联系受访人,还在我们困顿的时候为我们鼓与呼。在我们的工作成果发表后,前辈们会第一时间给予鼓励,同时提出建议、作出指正。我深知这样的情分来之不易,所以每走一步都慎之又慎,生怕令他们失望。通过网络、书刊关注我们的读者也一直在提供积极的反馈,不断为我们输送能量。最让我受鼓舞的是许多身处动画创作一线的朋友乐于同我们进行交流和探讨,这使我感到“纸上谈兵”的成果也算有了用武之地。
不过,随着口述历史工作的深入,我发现自己已经不过分地执着于这件事的实用价值了,也不再刻意地为自己的工作找寻某种符合世俗标准的“意义”,而是更加尽情地享受倾听、记录的过程。正如陈墨老师所说:“做口述历史,能够把前辈的音容笑貌记录下来并珍藏起来,把前辈的个人经历、经验和智慧记录并珍藏起来,把人类个体记忆作为一项精神遗产记录珍藏并真正继承下来,其意义可想而知。做口述历史的人,有理由感到满足并自豪。”
的确,每当我在前辈们的引领下步入时空隧道、走近历史现场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会变得开阔,对于人性的体验和洞察也会更深入。作为一个热爱动画、学习动画、研究动画的人,我本能地希望探寻前辈们的足迹,就像我喜欢听家里长辈讲述他们的过往一样,不需要什么理由。
理查德·威廉姆斯的《动画人生存手册》记述了他同多位动画大师共事的往事,这些内容使这部原动画基础教材不再是枯燥的工具书;日本动画导演片渊须直曾谈到,自己就读于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学科时,老师月冈贞夫用大量的教学时间来讲自己就职于东映动画时的逸事,而片渊认为“月冈老师教给我们的是当时动画制作现场的气氛。这是一个非常历史性的行为,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当年的动画到底是怎么做的,月冈老师把这个历史告诉了我们……那么我们作为学生就想,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有机会走上这么一条道路,成为我们曾经崇拜的动画人?我想月冈老师的故事就是在不知不觉中教会了我们这一点。这对当时身为一个动画系学生的我而言,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鼓舞” [1] 。
历史就在那里,大家各取所需。
(三)
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已经做了好些年,但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直到2019年,我才决定将其命名为“身为动画人”。口述历史访谈的主体是每个接受采访的个体,我们不仅希望通过受访者对各自生命经验、职业生涯的回顾追溯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还希望探究历史机遇对个人生活及职业命运的影响,同时采撷前辈们宝贵的人生智慧。
在我们之前,有多家机构和团体涉足了中国动画人口述史料采集和传播,他们各有特色和特长,我们在启动自己的项目前就做了调查和研究,从而明确了我们的优势,制定了我们的目标。
我们认为,做这个项目要立足于动画学科自身的专业特性,不能将动画仅仅视为影视行业的分支来看待。另外,不能只采集与国产原创动画电影相关的内容,还应该兼涉电视动画、独立动画创作和外国动画代工业务,以及动画专业教育、研究。采访对象不能局限于名家,要更多地面向数量更加庞大的基层创作人员、技术人员、后勤人员。
我们的目标受访人是亲历、见证过20世纪中国动画发展历程的动画业界、学界人士及相关行业从业者或知情人,其中,最核心的是上海美影厂的离退休和离职员工。这些亲历过新中国动画的发轫、开拓、辉煌和转折四个时期的老人最年轻的已六十开外,年纪最大的近百岁,“抢救性”的采访迫在眉睫。我查阅资料后做了估算,上海美影厂20世纪80年代极盛时期的在编员工总数不过500人,其中包括所有创作生产人员及行政、后勤人员。而目前在世的、能够联系到的、愿意接受采访且身体条件允许、表达能力健全的老美影人可能不足200人。作为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中国内地唯一一家专业动画制作机构的员工,这些老美影人完全值得我们逐一采访。虽说这是一个理想状态,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会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去争取。
于是,我们决定对老美影人进行“无差别地毯式”采访。采访对象包括手绘动画、木偶、剪纸、折纸四个片种的导演、美术设计、原动画或动作设计、绘景或美工、制片以及描线、上色、校对人员,还有文学、作曲、摄影、剪辑、效果(拟音)等部门的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虽然工作的推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好在已取得了一些成绩,还为部分老美影人留下了一生中最后乃至唯一的访谈资料。
我们一边实践一边学习,唐纳德·里奇先生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和陈墨老师的《口述历史门径实务手册》是主要参考书,至于各个领域的口述历史项目案例和相关理论著作,我们也在持续关注。在此基础上,我们力求摸索出一套经济、适用且具有自身特色的工作方法。我们的优势在于具备动画专业知识背景,掌握了一定数量的一手文献资料,并且对上海美影厂的历史沿革、体制结构、工作模式、人员构成乃至人事关系有基本的了解。劣势主要集中在资金、时间上,我们无法一口气投入大量的成本,自然也就无法组织一个庞大、有序的梯队协同工作,采访录影条件也不甚理想。所以,我们在发挥优势的同时还必须把劣势转化为特色。
首先,每年集中在两到三个时间段采访,其余时间整理素材、筹备新一轮的采访,面向公众推送一些最新的采访、研究成果。同时,发动亲友团和志愿者的力量,邀请大家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灵活机动地参与到摄影摄像、素材整理以及各种线上线下活动的组织工作中来。采访录像的条件无法达到专业纪录片的标准,索性就走“庶民”路线,在受访者最舒适的环境、光线条件下拍摄。最好是在他们日常生活、工作的场景中,记录他们最自然、最接近生活状态的音容,哪怕有时候画面显得很“粗砺”。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要争取更好的拍摄效果,这方面近年来有了些许提高。
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我们时刻提醒自己要把眼界放宽,注重知识的更新,关注动画学科和口述史学科的新动向、新成果。我们的采访和相关研究立足于动画学科,但访谈内容不能只集中于采访对象的从业经历和创作经验,还要观照个体生命史;尽可能不让访谈趋于公式化,每次采访前做好功课,针对不同受访人定制个性化提纲;访谈内容涉及重要历史事件或现象时要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动因,面对不同受访者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叙述时要做考据和辨析,将相关联的材料进行比对并作出注释,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方便。
因为诸多条件的限制,项目刚刚启动时单个受访人的采访时长一般只能控制在2小时左右,访谈内容主要限于受访人大体的从业经历和代表作的创作过程。由于我们经验不足,访谈的质量参差不齐。随着经验的积累和条件的好转,我们争取将每个受访者的平均采访时长延长到4小时以上,还会针对经历较丰富、身体状况和表达能力较好的受访者进行多次采访,个别单人采访总时长可达20小时。访谈内容涵盖了受访者个人成长经历、职业生涯、重要作品的创作细节、对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对业界现状和现象级作品的思考和评价等。我们收集的各类文献资料也是采访的重要依托,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们会产生许多疑问,而老物件本身又能对受访者的记忆进行钩沉,因此我们经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们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经常接受媒体访问的前辈,如果让他们过多重复以往的讲述内容,不仅浪费他们宝贵的精力,还会使我们有限的采访时间得不到最有效的利用。于是,我尽可能把问题聚焦于受访者此前从未或较少提及的内容,谈到一些无法绕过也不应绕过的常规性问题时就尽量追索更多细节。在采访这些前辈之前,我们有时会将与其相关的、不同来源的信息汇集精编在一起(包含个人成长和从业经历中的重要时间节点、事件、有交集的人物,重要事件的起因、经过以及完整的作品年表)并打印出来,在采访前交予受访者审看并指正,再请他们于正式采访过程中针对失实或不全面的信息做出澄清、纠正、补充。
除了上海美影人,我们近年来还采访了部分在其他国营、民营或外资动画企业工作过的资深动画人,以及与动画人进行跨界合作的艺术家。希望将来能够成立相应的专项组,展开更加系统的采访工作。这将是一个大工程,需更多有志于此的同道一起努力。
(四)
从主编薛老师垂询我们的工作进展并提议出书,至今已过去五年多了。其间我们考虑了几个选题,其中两个立了项,最后还是决定先推出访谈录。口述历史是采访者和受访者密切互动的成果,保持了采访对话基本样貌的文本是口述历史抄本的标准样式。于我来说,业余的写作时间毕竟有限,访谈录的形式便于操作。于读者来说,围观“聊天记录”的体验会更加酣畅。
从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美术片组编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成立,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事业的人才梯队结构一直较为清晰,同一时期参加工作的美影人大都有着近似的受教育经历或专业背景。其中,有元老级动画、电影、戏剧、音乐、文学领域的专家,有面向社会招聘的美术专业人才,有高校动画专业科班出身的人才,有各大美术、音乐、戏剧高等院校及其附中的毕业生,有从各文艺事业单位、部队或工厂商调、分配至电影系统的人才,有美影厂通过开办技校、职业训练班培养的人才……这些人直接参与、见证了中国动画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
以万氏兄弟、钱家骏、特伟、靳夕、虞哲光等元老为代表的中国动画事业领航者都已较早故去,我们能够采访到的老美影人大都是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生人。这套书中编选的访谈录主要按受访者参加工作的时间先后、批次分章节排列,第一卷收录了从1948年至1960年参加工作的十五位老美影人的访谈录。在每一章开始的部分,我会对中国动画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进行必要的介绍,如有尚待厘清的历史线索或需要考释的内容,我也会做出说明。
收录于本书中的访谈录是在访谈原始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整理而成的,每篇访谈录都尽可能保留了受访者的语言风格、表述习惯和情绪状态,在不改变其原意的前提下对部分可能造成阅读障碍的口语表述方式进行了调整,使得语句更加通顺、逻辑更加清晰。部分受访者针对抄本中表述不严谨、不完整或容易引起歧义的地方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也有部分受访者或家属要求删去某些暂时不宜公开的内容,我在编写正式的书稿时充分尊重了上述意见。
口述历史工作者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口述历史是否可信?”这个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许多口述历史领域的先驱已经做过无数次回应:“没有任何一种资料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任何资料都需要用其他资料加以比对。”
我在编写本书时,将口述史料和文献进行了互参,通过注释对访谈中所涉的许多人物(多是非动画领域人士,也有部分外国动画家)、地点、事件、作品、数据及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介绍。
我没有刻意去统一各篇访谈录的篇幅。有的前辈由于年龄较大、身体状况不佳,能够接受采访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们整理出的访谈录篇幅也就不长。有的前辈精力充沛、记忆力强,善于思考和表达,接受了我们数次乃至十数次采访,留下了较为丰富的音像素材,我们据此整理出的访谈录也就有着更长的篇幅和更有深度的内容。
每篇访谈录正文后的“采编手记”,意在对历次采访的经过进行交代、对采访的质量做出评估。此外,与受访者互动过程中的深刻记忆、我个人针对某一个话题所做的发散性思考也会收录其中。在遇到口述内容与文献相抵牾,或不同受访者对同一件事的回忆有较大出入时,我会做出特别说明,并将考证的依据和结果体现在采编手记里。
值得一提的还有书中所配插图,除了受访者提供的珍贵历史照片、画稿、工作记录,还有空藏动漫资料馆收藏的各类图片文献,十分珍贵。
做口述历史是一大乐事,希望这套书能将我的“独乐”升华为“众乐”。我希望通过口述历史呈现出多彩的上海美影人群像,由此减少一些当下动画人、动画爱好者与老前辈之前的隔膜,促使更多人去亲近、了解、研究中国动画史和老一辈动画人。
编写本书的过程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我自己读过好些误人子弟的书,如今又生怕自己的书出了错让别人走弯路,便竭尽所能严格把关。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敢说没有疏漏,所以敬请师友们随时指正。
(五)
最后是感谢的话。
首先感谢我的父亲傅生耀和母亲姜贞,画画、阅读、写作的爱好都是在他们的鼓励下养成的。现在想来,我热衷于采访很可能是因为从小跟着老妈看多了谈话节目。上大学后我迷上了口述历史,他们不论在精神上还是经济上都给予了我无条件的支持。在我的就业问题上,他们没有做任何干涉。让我心中有愧的是,从上大学到现在,我的假期大都用在了口述历史项目上,牺牲了太多陪伴他们的时间,今后定会努力弥补。
感谢我的二舅姜勇,我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影响,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对我后来研究中国动画史助益颇多。
感谢我的小学班主任吴慧敏、范桂红老师和专门辅导我写作的张继光老师,因为有他们的鼓励,我才发自内心地爱上了读书和写作。感谢张文红、彭超英、宋勇、彭昌容、张健旺等在我不同成长阶段给予我关怀、教导的老师。
感谢空藏动漫资料馆团队的伙伴们。大家之所以聚到一起,最初都是受到了王宏佳的感召,他坚定的决心是我们这个小团队能够建立的前提,他丰厚的收藏是我们的口述历史项目能够做出特色的先决条件。正因为有他的信任和提携,我才得以通过大量的阅读和实践快速成长。感谢李小跳、程思、赵强、蔡杰、肖晓悦、包源慧、顾一蓼、罗雅涵、何晓怡、潘宣伯、王艺菲、朱金琪等亲友团成员和志愿者先后义务性地参与不同阶段的工作。感谢李保传老师、陈龑姐长期担任我们的友情顾问。
感谢吴云初老师,我从他老人家身上看到了老一辈动画人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逊的品格,从我们决定做老美影人口述史开始,吴老师就一直默默地为我们开路。感谢阎善春、冯毓嵩、孙总青、常光希、黄炜、凌纾、冯健男、姜一鸣、印希庸、顾子易、强小柏、叶友梅、王一迁、焦达、徐畅等前辈,他们不仅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还一直关注着我们的工作进展,每当我们遇到困难时都会鼎力相助。
感谢《读库》的主编张立宪老师和编辑杨雪老师在我困顿和迷茫的时候用了我的稿子。于二位老师来讲这可能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组稿,于我来说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正是《读库》的肯定,让我坚定了将动画史写作进行到底的信念。
感谢林卉老师让我有机会成为一名职业的口述历史工作者。目前为止,我还没靠自己的本事为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做出像样的贡献,如果可以,这本书就算作一次献礼吧。
感谢“动画馆”丛书的主编薛燕平老师。如果没有薛老师、没有“动画馆”,这种偏门的书不会这么顺利地得到出版机会。从选题策划、立项到成书,薛老师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和包容,没有用任何条条框框限制我,就让我“踏踏实实撒开了写”,“写到满意为止”。
要感谢的人太多,先到这里,字数超了。
傅广超
2021年9月于北京
[1] 引自动漫媒体Anitama连载的片渊须直访谈(采访者:ZY Y,整理:酱牛腱),收录于其内部刊印的 Anitama.zero 第1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