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京猿人同龄的鼠
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根据地壳中不同的地质时代地层的具体形成时间和顺序建立了地质年代,这个年代是阐述地球历史的时间表。我们现在的地质年代属于全新世,从11700年前开始至今。在全新世之前的地质年代是更新世(从距今约258万年前开始至11700年前),更新世持续了200多万年。
更新世的生物群比较接近现代的状态,许多现代属于“属”一级的生物,在早更新世就已经出现。北京城外50千米的周口店遗址(年代上属于距今数十万年的中更新世),以发现北京猿人化石而闻名于世。除了北京猿人化石,周口店遗址还发现了与现在的田鼠属和家鼠属相似的鼠类化石。
不过,在更新世的漫长时间里,这些鼠类的栖息环境、种群结构都存在差异。自全新世以来,特别是在新石器时代栽培农作物的技术产生并逐渐推广之后,人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学会了储存和加工食物,开始长期定居某地并形成固定的居住地群落,人口数量开始增加。鼠类迅速适应以上种种变化,成为人类生活的伴生物种,甚至进入人类的居室中活动,还伴随着人类的迁徙而扩散到各个地区。
中国大地上的考古遗址有数万处。迄今为止,动物考古学家对中国数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过定性定量分析,但没有发现多少含有鼠类骨骼的遗址。这主要是因为以前在采集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时,仅仅是采集肉眼看到的动物骨骼,对遗迹的土壤往往没有使用水洗筛选或过筛。由于鼠类的骨骼十分细小,最大的头骨或肢骨的长度也仅有1厘米左右,如果不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对遗迹的土进行水洗筛选或过筛,基本上不可能发现鼠类的骨骼。
前些年,考古队伍对各个遗迹单位的土壤进行了水洗筛选,因而考古学家发掘西城驿遗址(位于甘肃省张掖市,距今约4100—3800年)时,除了发现土坯房址、小麦遗存、绵羊骨骼和冶金遗迹等具有西亚特色的物质遗存,还发现了比较多的鼠类骨骼。这使我们想到两个问题。第一个便是印证了上述对遗址土壤进行水洗筛选的重要性。通过水洗筛选,可以发现肉眼不容易看到的细小的动物骨骼和牙齿,帮助我们尽可能完整地获取古人与动物相互关系的信息。第二个是要科学地判断这些出土的鼠类骨骼是否形成于遗迹单位的形成时期。鉴于老鼠擅长打洞,我们不能排除后来的鼠类钻到数十年、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前的遗址中的可能性。
动物考古研究包含科技考古的内容,即需要借助多种自然科学的仪器设备和方法,对考古遗址出土的标本开展多方位的研究。与以往的考古学研究方法相比,科技考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别强调科学性。使用多种仪器设备,有些还是高精尖的仪器设备,便是科学性的保障之一。即便如此,我在给学生们授课时总是要强调,手铲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还是考古学家认识古代历史的重要工具。考古永远不可能离开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常常要用手铲刮削地面,通过留意观察土色和土质的差异,找出遗迹的形状,判定相互叠压的几个遗迹的先后顺序,然后按照从晚到早的顺序进行发掘。在刮削地面的过程中,有时就会发现鼠洞的痕迹,这些鼠洞深度可达1米以上。
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的科学性,利用碳14年代测定法来确认出土的鼠类骨骼的年代十分必要。如果这些老鼠的骨骼不属于遗址所属的年代,而是后来打洞钻进去的,那就不能用来开展与遗址相关的研究了。二里头遗址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遗址,依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结果,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中国年代最早的一批遗存,包括宫城、“井”字形大道、中轴线布局的宫室建筑群、车辙、官营手工作坊区、铸铜作坊和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青铜礼器群等。我们在发掘过程中,通过对土壤进行过筛,发现了褐家鼠的骨骼,碳14年代的测定结果也证明这些骨骼是属于二里头时期的(图1-1-1、图1-1-2),这有助于我们确定当时已存在人鼠共生的现象,同时也是我们确定二里头时期当地锶同位素比值的重要依据,为研究文化交流创造了重要条件。
图1-1-1 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褐家鼠的骨骼
图1-1-2 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褐家鼠的骨骼
在考古遗址中发现鼠类的最典型实例是满城汉墓(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陵墓,刘胜乃汉景帝刘启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这座汉墓依山而建,其中出土了近万件铜、铁、金、银、玉石、陶、漆器和丝织品类珍贵文物,例如金缕玉衣、带盖鎏金银蟠龙纹铜壶、错金铜博山炉、长信宫灯等。除了以上这些珍贵文物,考古学家和动物学家还在这座汉墓随葬的两个陶瓮中,各发现了岩松鼠130只和社鼠约30只(图1-2),共计岩松鼠260只和社鼠约60只;在其妻窦绾墓随葬的两个陶罐中,又各发现社鼠约70只和褐家鼠约30只,共计社鼠约140只和褐家鼠约60只。另外,考古学家还在窦绾墓随葬的一个陶壶里发现了社鼠约50只、褐家鼠25只、大仓鼠25只。不同于其他鼠类一年中可以繁殖多次,岩松鼠一年只能繁殖一次,所以数量有限。在两个陶瓮和其他陶器中发现的数量一致的岩松鼠等鼠类,应该是有意放置的随葬品,而不是后来钻进去的。考古学家认为,这似乎反映出刘胜夫妇生前喜欢食用小型哺乳动物,以至于死后在墓穴里随葬了岩松鼠、社鼠、褐家鼠和大仓鼠等数量众多的鼠类。
图1-2 河北保定满城汉墓含鼠类遗骸的陶瓮
属于新石器时代的五庄果墚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距今约5000—4800年),出土了刺猬、褐家鼠、三趾跳鼠、中华鼢鼠、草兔、狗、豺、黄鼬、草原斑猫、马、家猪、黄羊等12种哺乳动物。科技考古研究人员通过对出土的家猪、狗、鼠、草兔等动物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褐家鼠以C 4 植物为主食,它们的δ 15 N值较高,反映出营养级别较高。北方地区的自然植被以C 3 植物为主,C 4 植物在自然植被中所占的比例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证明,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小米是属于C 4 类的。因此,在古人和古动物的骨骼中发现他们以C 4 植物为主食,推断其生前长期食用的就是小米。褐家鼠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特征与这个遗址出土的野生草兔以C 3 植物为主食、δ 15 N值较低的特征明显不同,而与这个遗址出土的家猪和狗的食谱十分相似,家猪和狗是当时的人饲养的,反映出褐家鼠很可能在当时扮演了偷食者的角色。科技考古研究人员用科学的证据证明,在4000多年前,五庄果墚遗址就已经存在与古人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鼠类,这为我们探讨古人与鼠类互动的历史提供了新的信息。
除了认识鼠类的食谱,鼠类骨骼还是开展锶同位素研究的最佳样本。国际考古界普遍认可把鼠类的锶同位素比值作为当地锶同位素的最佳标尺,因为鼠类土生土长的概率最高,而人与家养动物都有可能通过文化交流和迁徙的方式出现在其他聚落中。
同样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瓦店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距今约4200—3900年),面积大约为100万平方米,人们在其中发现了城墙、大型环壕、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夯土中还残存有数具用于奠基的人牲遗骨,以及精美的陶酒器、玉鸟、玉璧、玉铲和卜骨等人工遗物。此外,遗址还出土了鼠、豪猪、兔、狗、鼬科、野猪、家猪、梅花鹿、黄牛、绵羊等10种哺乳动物。
科技考古研究人员对这些动物骨骼进行了锶同位素研究,又测定了瓦店遗址出土的鼠类骨骼的锶同位素比值,再比对其他的猪、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发现大多数的猪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但其中也有两头猪以及黄牛、绵羊是从外地迁入的。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这两头外来猪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后,人们发现它们均以C 3 植物为食,δ 15 N值也不高。另外,动物考古学家发现这些猪在形体特征上可归入野猪的范畴,这种动物是古人通过狩猎捕得的。这证明当时野猪的活动范围,已经明显超出人的居住地。而黄牛和绵羊的锶同位素比值又与野猪的相差较大,它们的出生地似乎在更远的地方。这个认识对于考古学家研究瓦店遗址当时存在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文化交流与融合不断地上演。以往的考古学家一般是通过对有明显考古学文化类型特征的人工遗物进行考察,依据遗物的形状和特征的相似与否来推断是否出现过文化交流与融合,继而开展研究。古代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包括人群的直接交流与融合,人工物品的交流,以及动植物的交流等。尽管我们现在尚无法深入探讨古代人群之间思想的碰撞和影响,但通过对人骨和家养动物骨骼进行科学探讨,为确认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新证据。从这个角度说,获取各个地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鼠类骨骼,以确定当地的锶同位素比值,再建立大范围的数据库,是科学研究古代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