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哲学的召唤
罗洛·梅在生病和康复期间,有过深刻的焦虑体验(experience of anxiety)。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主题,他从存在主义哲学的创立者克尔恺郭尔和精神分析的创立者弗洛伊德的著作中获得了许多关于存在价值和焦虑意义的启示。他曾仔细阅读和比较分析了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书和克尔恺郭尔关于焦虑的概念的书。相比之下,他更欣赏后者的观点,因为当时他正处于有可能致命的可怕疾病的威胁之下,克尔恺郭尔的话似乎是直接对他讲的,它触及了焦虑的最深层结构。在罗洛·梅看来,这比任何技术手段都更具体和更有意义,因为它探讨的是人类存在(existence)这个最根本的本体论 问题。
在西方哲学史上,存在问题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哪位大哲学家不讨论存在呢?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公元前515—前450)提出“存在是一”“存在之外并无非存在”的著名命题。革命导师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把整个西方哲学史归结为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但是,“存在”作为一种“主义”(-ism)在西方流行则起源于19世纪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他企图从人生存在的视角来理解人类本性及其功能,但他反对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极力通过抽象思维和逻辑的理性认同来理解现实。为了克服黑格尔哲学论点的这种片面性,他尝试从人的存在这个基本现实出发,通过把人视为抽象的、非人性的物体这种逻辑体系,从而避开分析人的现实生活。克尔恺郭尔论证说,我们不应该把真理看作是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东西。真理只有在它与自然现象发生联系时,通过人的知觉才能被获知。罗洛·梅十分推崇克尔恺郭尔的这种观点,认为它改变了我们对真理的思维方式,向我们提供了相对真理的概念。也就是说,克尔恺郭尔的相对真理观是通过分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人的。
除了克尔恺郭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观点之外,近代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中的其他人物和理论观点也都或多或少地影响过罗洛·梅,如海德格尔、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1881—1966)、梅达特·鲍斯(Medard Boss,1903—1990)、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等人。他们都把人类存在视为他们哲学研究的出发点,都探讨过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例如“我是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有意义吗?”“生命有价值吗?”“我怎样实现我的价值和潜能?”“我怎样成为一个人?”等等。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罗洛·梅和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也都做过认真的思考和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罗洛·梅从本体论的观点岀发阐述了他的存在分析观。1953年,他出版了《人的自我寻求》(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一书。在书中,他以人格为中心,潜心探讨了自我的丧失和重建,分析了造成西方人内在心理困境的社会与心理根源。这本书不仅受到了专业范围内的关注,而且在其他非心理学专业但受过教育的人群中也赢得了认可。1958年,他与恩斯特·安捷尔(Ernest Angel,1894—1986)、亨利·埃伦伯格(Henri Ellenberger,1905—1993)合作主编了《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方向》( Existence:A New Dimension in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一书。这本书第一次向美国人系统介绍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概念,并推动和延续了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在美国的兴起和流行。1959年,罗洛·梅成为威廉·阿兰逊·怀特研究院的一名督导和训练分析员,同时他还担任纽约州立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的心理学副教授。同年在美国的辛辛那提,他和马斯洛、戈登·威拉德·奥尔波特(Gordon Willard Allport,1897—1967)、罗杰斯、詹姆斯·布根塔尔(James Bugental,1915—2008)等著名心理学家、心理治疗学家一起参加了一次关于存在主义心理学的特别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和美国心理学年会一起举行的,是美国人本主义学会建立的前奏。
1961年,罗洛·梅以《存在主义心理学》( Existential Psychology )为书名编辑发表了这次研讨会的论文,其中有他的两篇文章。罗洛·梅重申了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观点,呼吁加强心理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合作。另外,罗洛·梅将自己于1951—1965年在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收录成册,以《心理学与人类困境》( Psychology and the Human Dilemma )为书名,于1967年出版。罗洛·梅在该书的序言中指出,这些论文都具有某些共同的主题,主要阐述他对焦虑、自由、人性、心理治疗和对各种存在困境的领悟,也就是他所谓的“人所面临的困境”。这些观点表明,罗洛·梅在关注人的创造性潜能及其实现的同时,也始终关注人性的黑暗面和人生的悲剧性。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心理困境和心理倾向的研究,罗洛·梅形成了人性既善又恶的人性观;另一方面,他希望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以实现对人类本性及人类个体全部人生经验的全面理解。
1967年,罗洛·梅给加拿大广播公司系列节目《观念》做了六篇广播讲话,由该公司的出版社编辑成书,书名为《存在主义心理治疗》(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这本书简要论述了他对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基本看法,其中许多观点在罗洛·梅的后期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刻阐发。同年,罗洛·梅还担任了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并开始以油印的形式岀版《存在主义研究》杂志,后改为《存在主义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1968年,罗洛·梅与利奥波德·卡利格(Leopold Caligor)合作编辑出版了《梦与象征:人的潜意识语言》( Dreams and Symbols:Man’s Unconscious Language )。本书着重分析了一位女来访者的梦,比较全面地阐释了罗洛·梅对梦与象征的看法,也体现了罗洛·梅思想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特色。罗洛·梅承认潜意识的作用,一方面,他认为梦就是对人之存在的潜意识关注,因而能使人超越当前的现实,在潜意识中达到经验的统一。另一方面,梦是以象征的形式被人体验到的,而象征则可以把心灵的各种分裂整合起来,从而成为自我意识的语言。罗洛·梅就是这样把潜意识和意识整合起来的。
随着每一本书的出版,罗洛·梅的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倾向逐渐确定下来,他作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创立者的地位也得以确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并不是欧洲原始意义上的存在主义心理学,而是经过他改造的,带有精神分析和人本主义特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他主要关心的是一种新的存在主义,一种能对加强自我治疗提供支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它能在人们面临现代生活的困境并感到其焦虑时提供心理学的支持和指导。正如罗洛·梅自己所说:“我在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人际关系学校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但是,在我的一生中我始终坚信,必须把人类自己的本性作为科学与心理治疗技术的一个基础,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主义的出现,不论是在文学、艺术、哲学,还是在科学那里,都明确地具有其存在的理由,因为它们寻求达到对人的理解。因此,早在我听说欧洲的现代精神病学之前,我就非常注意这些发展,但我并不是一个盲目崇拜欧洲意义上的存在主义者,我认为我们在美国必须发展那些源自我们自己经验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发现在我们自己的历史情境中所需要的东西——这种态度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唯一的‘存在’观。”
由此可见,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既受蒂利希等人的美国神学存在主义的影响,也受到弗洛伊德、阿德勒、埃里克森、弗洛姆、沙利文等新精神分析学家的影响。他的存在主义心理学主要结合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通过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交流与合作而阐发出来,他由此而阐述的一些心理学观点对当时的美国社会具有某些积极的现实意义和启示作用,他发表的一系列论著直接促进了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方法在美国的迅速传播,也使他成为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和存在主义现象学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