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分析的创立
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在人格研究和心理治疗中的应用,主要起源于他的精神分析训练和临床实践,这使他从一个精神分析心理学家逐步转变为存在主义的分析学家,因此也有人称他为存在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并把他列为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了更好地理解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分析心理学思想,我们不妨先比较一下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分析在研究人类行为方面的某些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
精神分析是19世纪末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首创,后经其后继者修正形成的用来研究和治疗精神疾患的方法、理论和技术。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已成为当今世界主要的心理学流派和心理治疗取向之一。存在主义分析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瑞士,以宾斯万格、鲍斯等存在主义分析学家为主要代表,后来在法国、德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有人追随研究,50年代后,罗洛·梅将其引入美国,并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人本主义的心理治疗和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存在主义分析。
相比之下,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分析这两种学说都关心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虽然弗洛伊德不喜欢哲学和纯粹的思辨,但他曾坦率地承认,他很早就开始关心人类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如何理解人类的本性,这一点和存在主义分析在哲学理念上是一致的。
其次,在人性观和对待死亡的态度上,这两种学说都关注人类本性中的理性和非理性,并对人性持悲观态度。例如,存在主义者经常论及死亡与虚无(death and nothingness)的不可避免性,并对人类存在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他们认为死亡是我们大家迟早都要“接触”到的,是不可避免的。存在主义者则呼吁人们理性地看待死亡,而不是逃避考虑这个问题,如此才能有勇气面对死亡。当然,存在主义哲学家们对死亡的态度并不一致,例如,萨特把死亡视为最终的荒谬,海德格尔则认为诚实地接受死亡能帮助我们更可靠、更幸福地生活。弗洛伊德也认识到死亡在个体心理发展中的至关重要性,并把它结合到其自我毁灭欲望的理论中,他称之为“死亡本能”。这显然是对人类存在的一种悲观态度,因为他认为在人类心理的无意识深处有自我毁灭的种子。
再者,这两种学说都关心如何减轻人的痛苦,都探讨过心理冲突和焦虑使人的心理功能遭受破坏的方式。有些存在主义者还研究了焦虑的积极特征,把焦虑看作自我肯定的先决条件。这两种学说都认为,很多人会通过逃避责任的方法来对付严重焦虑,例如,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企图通过使自己陷入精神疾病而逃避现实生活。
最后,这两种学说都认为,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允许人们真实地表现其本性,因此人性的很多方面是通过无意识心理活动而表现出来的。弗洛伊德相信,社会运用自我的现实原则 和超我的道德机制来压抑和限制“原始”冲动。存在主义者认为,社会常常通过引导人们以不真实的和自我疏远的方式来阻拦个体接纳本我的欲望和冲动,从而导致内在不和谐状态。因此,这两种学说都强调要关注对人类本性无意识层面的理解,并帮助人们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即根本的人性。
虽然这两种理论在以上方面有某些共识,但它们在研究目标、旨趣和观念主张上也有很多具体和不同的看法。在主客二分问题上,弗洛伊德企图依赖抽象的、逻辑的思维体系,来建立一门关于人类本性的科学,存在主义者则竭力避免建立远离人类经验的“玄虚”理论。克尔恺郭尔说,我们必须“摆脱思辨,摆脱体系和回到现实”。他的所谓现实,指的是我们直接接触到的人生经验,然而这种现实和弗洛伊德企图使经验具体化,并加以明确的测定和说明是截然不同的。在某些存在主义者看来,弗洛伊德的理论过于简化,破坏了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统一性,即把复杂的心理活动还原为简单的人格三结构。例如,弗洛伊德把复杂的人类经验变成了几个少量的人格假设,即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存在主义者们批评弗洛伊德在所谓的精神结构中使这三种成分的相互作用有了理智的内容并加以分析,因为这三种成分中有一些是无意识的,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把无意识的内容进行理性和意识层面的分析,就有简化之嫌。他们认为,这种简化破坏了弗洛伊德对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根本理解。存在主义者们还批评弗洛伊德用主观技术来研究行为,从而限制了他的研究范围。这种技术使弗洛伊德只研究客观环境世界(Umwelt),却无法理解和解决人们在人际关系世界(Mitwelt)中所遇到的问题,更无法解决人们在自我关系世界(Eigenwelt)中面临的问题——存在主义者想要建立的是一种旨在从整体上理解人的独特问题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也不会使人的本性变得支离破碎。因而从理论上讲,对人类存在的整体分析才是一种整体分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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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梅在形成和建立其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尤其是阿德勒、沙利文、弗洛姆、埃里克森等新精神分析学家的观点对其影响至深。我们可以从他对这些人物的评论中来了解。
罗洛·梅认为,弗洛伊德扩展了我们对意识的理解。他高度赞扬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技术,认为这是使人的自我朝向意向性(intentionality) 领域开放的一种手段。例如,在病人的自由联想中,病人对自己过去心理生活的回忆和联想总是针对自己童年期曾经意识到或体验过的某种心理活动的回忆和联想,这就是朝向意向性的开放。罗洛·梅在患肺结核病疗养期间,曾认真思考过弗洛伊德关于焦虑的观点,尽管他没有接受弗洛伊德的焦虑理论,却从中受到了许多启发。例如,罗洛·梅对两种焦虑观(正常焦虑和神经症焦虑)的划分明显受弗洛伊德焦虑理论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分析深受精神分析传统的影响。
但是,罗洛·梅并没有机械地接受精神分析的思想观点,而是把精神分析学说同存在主义结合起来,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其独特的存在主义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和思想学说。他批评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在20世纪中叶美国社会所碰到的许多新现象的心理治疗中是行不通的。因为罗洛·梅发现,即使在西方性革命出现后,社会缓和了某些性道德规范,撤消了这方面的某些道德禁令,但并没有因此而使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减少。他发现在现代社会中,病人之所以去看心理医生,大多不是因为发生了弗洛伊德在20世纪初所观察到的欧洲社会的那种性心理方面的问题,而是由于孤独、无聊、不满、失去生存的意义和精神上的衰退,这就是现代心理疾病患者特有的症状。神经症的原因不是童年的某些心理印象受了压抑,也不是性的本能欲望得不到发泄所致,而是他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他丧失了自主性,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目标,无法创造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心理治疗就是帮助这类病人找回失去的存在,发现人生的存在感和生命的价值。
除了受到弗洛伊德的古典精神分析的影响之外,罗洛·梅还直接受到新精神分析学家如阿德勒、沙利文、埃里克森和弗洛姆的影响。前文说过,罗洛·梅在欧洲游历时曾与阿德勒有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在许多研究主题上他和阿德勒有一致的看法。阿德勒重视意识自我的作用,认为人是自己生活方向的创造者,人从童年早期的经验中就形成了为自我而奋斗的基本模式。当然,要想有效地运用个人的力量,还要把自我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培养自己的社会兴趣等。和阿德勒一样,罗洛·梅也相信意识自我的力量,只是在表述上不同而已。他把勇气看作是成熟的道德,它能使人避免陷入对创造性工作和爱的依赖,通过人的自由选择、责任心和社会存在而获得一种替代的价值感。例如,他提出,有社会勇气的人,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不仅敢于接近他人,敢于展示自己的生理自我和社会自我,而且敢于展现自己的心理自我,自信而大方地与人友好交往。罗洛·梅对阿德勒怀有深深的感激和钦佩之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罗洛·梅是受阿德勒启发才走上心理治疗之路的。
罗洛·梅在威廉·阿兰逊·怀特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研究院学习和工作多年,在这个以沙利文为基金会主席的学校里,罗洛·梅受到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哈利·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是美国精神病学家,新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922年他受聘担任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著名精神病学家威廉·阿兰逊·怀特的助理,长期致力于精神分裂症的研究。沙利文的学说是一种人际关系理论,他“重视人际关系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个人不能脱离开与他人的关系而独自生存,因此,他是从人际关系出发去探讨个人的人格构成,个人的需求动机,个人的心理发展和个人的发展类型” 。罗洛·梅也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其视为人存在于世界上的三种方式之一。他同意沙利文的观点,认为自爱是爱别人的前提条件,孩子的人际关系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依赖到信赖到相互依存,每一步都代表孩子爱的能力逐渐成熟的不同发展阶段。” 1969年,在其畅销书《爱与意志》( Love and Will )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这种思想。
和沙利文一样,罗洛·梅认为人的权力动机是天生的。为了保护自我免受伤害,人们从社会文化中学会了通过获得地位和威望来达到安全。但是,罗洛·梅并不认为自我是一个保护系统,而是认为自我是一种处在发展中的真正的潜能,并在此基础上把“自我肯定”视为存在的七大本体论特点之一。罗洛·梅还认为,企图与父母乱伦的欲望是一种病态依赖的症状,也是这类病人防止人际疏远的一种病态的策略,并非只是一种性的兴趣。在心理治疗方法上,他强调,应当允许病人详细地讲述自己的童年期经历,而不必讲述那些有可能揭示其当前动机的直接问题,以免病人陷入尴尬处境。
埃里克森是德裔美籍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家,他曾接受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训练和分析。1933年他从德国移居美国,长期从事儿童精神分析,他和安娜·弗洛伊德等人共同开创了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研究领域,把弗洛伊德对无意识本我的强调转向对意识自我的关注。尤其是他提出的自我同一性 概念及其危机问题,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埃里克森认为,自我同一性是个体对自己的本质、信仰及其一系列人生经验的相对稳定的整体意识。罗洛·梅和埃里克森的观点有两个方面是共同的。一是对同一性的看法。埃里克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自我同一性”的思想。他认为同一性是人格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生理天赋、个人经验、社会文化背景和特定的历史事件,发展起一种有效的自我同一性。罗洛·梅赞同埃里克森的观点,承认每个人都有一种强烈的同一性感受,但是,他却认为,在50年代,人格的核心是同一性问题,而在60年代,人生意义感的丧失却更为重要。二是他们都强调自我的发展。埃里克森认为人的心理发展和生物结构也经历了类似于人类文明史的进化过程,他把人生划分为八个阶段,认为每个人在一生的成长过程中,“都普遍体验着生物的、心理的、社会事件的发生顺序,按一定的成熟程度分阶段地向前发展” 。罗洛·梅同样重视人格的发展,他对2岁左右意识第一阶段和青春期出现的意识第二阶段的描述类似埃里克森把刚开始学步的小孩的心理描述为渴望自主的,把青年期的心理描述为想要建构一个更富有人性的世界。此外,他们也都重视人的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认为人人都有产生“善”和“恶”的潜在能力。埃里克森对创造力的信仰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乐观主义的评价,罗洛·梅对人的创造能力的阐述则是以人的自由选择和勇气为基础的,一个人有勇气成为他自己的自我并获得心理上的独立时,才能在“感情移入”或“共情”(empathy)之中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呈献给另一个人,他把人的本性看作是“既善又恶”的,因而不像埃里克森那样乐观。
罗洛·梅和另一位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成员弗洛姆都曾在威廉·阿兰逊·怀特研究院工作过,他们在思想观点上相互交流和影响,其共同之处更是不言而喻。弗洛姆被学界视为“人本主义的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则被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中的存在主义者”,共同的人本主义倾向使他们都十分关注人类本性,重视自我意识和个人同一性。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既需要依靠别人的力量来为我们自己定向,更需要挖掘我们的内在资源和内在力量,以确立人生的方向和目标。这样,我们就能克服孤独和焦虑,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总之,罗洛·梅和精神分析运动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他既系统地研读过精神分析的有关著作,和许多新精神分析学家有过长期友好的交往,还开设了私人心理诊所,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治疗神经症患者。如果不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以及他患病时的亲身体验,他很可能会成为一位精神分析学家。另外,罗洛·梅通过对当时美国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发现,虽然当时的美国社会已基本消除了欧洲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人们已不再像弗洛伊德时代那样受伪善的社会道德和宗教性禁忌的压抑,但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并未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呈下降趋势,事实上,来找心理医生要求咨询和帮助的人却越来越多。他们并不是感到性的本能受到压抑,而是感到心理空虚,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人生对人失去了吸引力,生活的方向迷失了。这是一种全面的精神孤独,一种经常感到心烦意乱的焦虑和失望,一种精神萎缩症。“因此,对病人进行分析和心理治疗的不是心身疾病,也不完全是心理问题,而是一种很深的哲学问题,即寻求人生的意义问题。”
就这样,罗洛·梅和一批不满意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疗师开始从新的角度和视野,重新考察心理治疗的预想,寻找一种能取代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这就促进了罗洛·梅从精神分析向存在主义分析的转变。可以这样说,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分析心理学是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的一种结合,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以现象学方法为手段,吸收了新老精神分析学家的某些观点,并结合自己的心理治疗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当我们的存在受到威胁时
很多人会通过逃避责任的方法来对付严重焦虑。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和精神分裂症患者,都企图通过使自己陷入精神疾病而逃避现实生活。
在现代社会中,病人之所以去看心理医生,大多是因为他无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存在问题,从而导致他丧失了自主性,失去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和目标,无法创造性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发现生活的意义,它所关心的应该是人的存在问题,而不是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疗,因为心理问题发生的根源是存在感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