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的使命
虽然罗洛·梅是人本主义心理学阵营中代表存在主义哲学倾向的心理学家,但他首先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医生。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他便从事大学生心理辅导工作,40年代中期,他开始从事私人临床心理咨询和治疗,几十年丰富的心理治疗实践经验,使他对病人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发现神经症患者虽然面临着种种心理困境,但他们始终在动员各种力量以寻求解脱这些困境。心理治疗师应该帮助他们去进行内在心灵的深层次追寻,实现新的心理整合。因此,他把存在主义哲学、精神分析、人本主义和心理治疗结合起来,提出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一系列设想。
治疗的目标是帮助病人实现潜能
罗洛·梅认为,“在治疗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人类的潜能。治疗的目标是帮助病人实现他的潜能……治疗的目标不是没有了焦虑,而是把神经症焦虑变成正常焦虑,去发展起积存和使用正常焦虑的能力。病人在接受治疗之后可能会有能力忍受比以前更多的焦虑。但这将是一种有意识的正常焦虑,而且他将能够建设性地运用它,他并不是没有罪疚感(sense of guilty),而是把神经症的罪疚感变成了正常罪疚感,并有能力创造性地运用这种正常罪疚感。”
在这里,罗洛·梅划分了两种焦虑和罪疚感。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会产生焦虑,例如,从母亲那里断奶,离开家庭去上学,参加大学考试,面临职业选择和婚姻抉择时,我们感受到的焦虑都属于正常焦虑(normal anxiety);而心理治疗师所面对的常常是发生神经症焦虑的患者。神经症焦虑(neurotic anxiety)是一种与个体所面临的威胁不相称的心理反应,例如,有人看到别人在交头接耳地说话,就认为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这种焦虑与实际的威胁并不相称,或者说是个体面对不存在的威胁而产生的焦虑,它包含着压抑和各种形式的心理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受人的心理活动和意识障碍的控制。罗洛·梅在患上肺结核和在疗养院休养时,就亲身体验和目睹了一些病友的神经症焦虑。有些病友虽然因为肺结核而发烧、咳嗽甚至吐血,但只要他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力量足够强大,他就还有希望获得痊愈。这是个体与正常焦虑作斗争而取得胜利的结果。但也有一些病友,面对肺结核带来的生命危险,认为个体完全没有能力战胜这种不治之症,因而最终放弃了与疾病作斗争。这时病人的发烧倒是逐渐消退了,但病人也很快就死去了。这表明,如果一个人不能建设性地把神经症焦虑转化为正常焦虑,最终就可能会失去希望,成为神经症焦虑的患者,最终甚至被神经症焦虑所压垮。
那么,应该如何解释和治疗这种神经症焦虑呢?罗洛·梅所受的精神分析训练使他喜欢用“潜意识”(unconsciousness)一词来描述这种发自内心的体验,这些体验是一些被否认的自我觉知,是一个人没有过上本真(authenticity)的生活所致。例如,一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本应过着开心快乐的童年生活,但父母却使他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作业,他的本真生活不得不受到压抑。
但是,罗洛·梅对潜意识的这种解释并不包含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对性本能的压抑,而是更接近人本主义先驱者乔治·亚历山大·凯利(George Alexander Kelly,1905—1967)的观点。1965年,凯利提出了著名的个人建构理论,认为个人建构就是个人对周围世界提出看法、进行解释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如果由个人建构而产生的预期和自己的人生经验相符,那么这个建构体系就有用,反之就要修改或抛弃这个建构体系。凯利认为,当人的某些内心体验仍然是悬而未决的,也就是说,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尚不够充足时,他就不能恰当地与世界建立联系,也就不能产生适合的建构体系。少年儿童之所以感到童年生活不开心,是因为家庭和学校没有帮助他们把作业和世界联系起来,没有让他们在做作业时感受到与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密切联系的快乐。在罗洛·梅看来,人们之所以拒绝某些内心体验,例如,儿童做作业的体验,学生参加考试的体验,年轻人写论文的体验等,是因为它们一旦被体验到,就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凯利和罗洛·梅显然并不认为心理体验完全是潜意识的,因为人至少能部分地意识到这些体验,只是被拒绝得到完全意识化的表述罢了。儿童从小就被父母和学校老师逼迫着做作业,虽然他可以把这种不愉快的体验压抑下去,但他的意识深处也能部分地感受到这种痛苦的体验,因此在考上大学之后,相当多的大学生开始放纵自我,竭力把儿童青少年时期被压抑的本真生活发泄似的表现出来。
对这类疾病的治疗,罗洛·梅坚持使用他的存在主义分析疗法。他反对治疗师把患者当作客体(或对象),并试图根据各种外部原因来解释他的心理问题,因为这样做是不可能实现有效治疗的。相反,治疗师必须首先确定,患者试图通过他的心理问题来表现什么。罗洛·梅说:“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这是个体用来保护其存在的一种方法。我们不能以通常过于简单的方式来假定病人想要自动地康复;相反,我们必须假定,只有当他的存在的其他条件,以及他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时,他才能允许自己放弃神经症并获得康复。” 例如,儿童做作业的速度和正确率得到提升,就是其存在的其他条件使他与父母、老师和同学的关系发生了改变,他的神经症焦虑就会大为降低。因此,对付这种神经症焦虑,罗洛·梅主张,应帮助病人找出使自己害怕的那种最初的现实体验,并且追根寻源地探究造成这种畏惧心理的内在原因,然后把神经症焦虑转变成正常的焦虑。显而易见,这是精神分析的童年期还原论思想在存在主义心理治疗中的运用。
医患之间的心灵交会
罗洛·梅在描述存在心理治疗过程时还使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会心”(encounter)疗法一词(也被称为“交朋友”或“心灵交会”),他所理解的心灵交会是指两个自我相聚在一起,共同分享他们内心存在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说,治疗师要把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病人的内心世界中去。他说:“心灵交会就是指实际发生的事情;它是比某种关系更有价值的一件事情,在这种心灵交会当中,我必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验到病人正在体验的东西。我作为一名治疗师的工作就是去开放他的世界,他随身携带着他自己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了50分钟……至此,它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也要经历类似的体验,虽然这些体验现在或许不包含在里面,但我们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
罗洛·梅著书立说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心理治疗,而不是从事哲学研究。他希望通过确立、维护和掌握人的存在感在其日常生活表现中的结构或形态,阐明每个病人的存在方式,并帮助他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存在价值,意识到人究竟是什么。因此心理治疗医生的职责就是帮助病人找到生活中有意义的目标,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理解病人的内心世界,理解病人是以什么方式存在于世界上的,也就是理解他的内心体验、意向性和人格结构等。
那么,怎样才能理解每个人具体的存在呢?按照罗洛·梅的观点,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某些机制的知识,但不能帮助我们发现人类存在的共同基础,只有本体论,即关于存在的科学,才能帮助我们理解病人的存在。这样看来,罗洛·梅的存在心理治疗的宗旨,就是揭示人的存在结构,使治疗师和病人都能获得顿悟,只有在彻底了解了人的全部内在结构之后,才能对我们研究人的心理的各种内外部机制有所帮助。从这个意义上说,治疗本身并不是心理治疗的真正目的和主要任务,最重要的是使病人发现自己的存在,并且深切地认识和亲身体验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从而帮助病人过上“本真的”生活。罗洛·梅在这里所谓的“本真”,和罗杰斯所谓的“真诚一致”(congruence)以及马斯洛对自我实现的人的描述是非常类似的,或许这也是他和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站在同一阵营里的一个原因吧。
神经症焦虑
神经症焦虑是一种与个体所面临的威胁不相称的心理反应,例如,有人看到别人在交头接耳地说话,就认为别人在背后议论自己,这种焦虑与实际的威胁并不相称,或者说是个体面对不存在的威胁而产生的焦虑。
对付这种神经症焦虑,应帮助病人找出使自己害怕的那种最初的现实体验,并且追根寻源地探究造成这种畏惧心理的内在原因,然后把神经症焦虑转变成正常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