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
刚试着在电脑的键盘上打字,就开始誊写父母所写的回忆。十年前,我这里还没有电视机,父母偶尔来小住,就说些琐碎的往事消度长夜。那时我说,写下来吧。当时与其说出于对旧事的兴趣,不如说看得老人太寂寞,想为他们找点事儿消磨时间。没想到父亲认真了。此后,他断断续续写了十几篇。更没想到,母亲竟写了一篇《家庭简史》。假期回去,随便翻翻,读得并不那么仔细,为此多少有点抱歉,因为那些文字毕竟是两个老人写下的。今年夏天,为风气所裹挟,也来“换笔”,首先想到的,就是打印父母的作品,了却一桩心愿,也为了补过——这层意思,却没有向父母提起过。
我何尝不知“人过三十不学艺”的古训,虽然上了机,仍不免战战兢兢。倒是这手不应心,使我将父母的文字,在键盘上仔仔细细读了一过。父亲所记的有些事,是我亲历的,比如1957—1958年间家庭的变故,但在键盘上打下去,仍不能不动心,尤其所记我当日的表现,有一些我全不记得。那文字后面,不消说是一双父亲的眼睛。事情发生的那年我十二岁,小学还没有毕业。“一个星期六夜里,我被园儿的哭声惊醒,拉开灯一看,她正在床上坐着哭泣。她说,我不上学了,我要到泌阳县姥姥家放羊,我不上学了,我要去放羊。我和培义一面劝她躺下睡觉,一面也为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而暗中落泪。”“她经常星期日也留在学校。一次我去看她,学校大多数同学都已回家了,校园里显得冷冷清清。经我打听,说她到洗脸间洗头去了。我站在院内等了好一会,她从洗脸间出来,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在我跟前站了一会,两眼红红的,掉头又回寝室去了。”
这是我么?显然是的。“反右”过去了很久,我才懂得了父亲当年的紧张与忧虑。记得刚考入中学后的那段时间,父亲常常会在上晚自习时来到我们教室的门外。后来我请他不要这样频频来看我,同学们要笑话我了。他于是不再出现在教室门口。但我不久即发现,父亲仍经常在教室窗外注视着我——周末回家,他会在饭桌上描绘那个小学生干部俨乎其然的神气。
但更令我动心的却是母亲的《简史》。在键盘上敲击时,我才注意到,这篇以她本人的经历为主要线索的回忆,记述她1957年以后的遭遇的文字竟是那么少,却在一些我以为极琐屑无足涉笔处不厌其详。如若不是父亲的回忆对她当年的处境有细致的描述,她本人和这个家几十年间最重大的事件,在他们的史述中几乎要付诸阙如。那是二十多年的岁月,当然不可以如此草草地带过。近十几年混迹学界,知道了一点自我心理保护之类。母亲年近九旬依然天真,她不会想到所谓的“自我保护”的。她只是在回溯一生时,眼光自然而然地从不堪回首处掠过;也因为这始终天真的老人,保存了太多的温暖记忆,她更乐于回味那些她以为值得回味的。她当然有这权利。
“……同院的一个老年妇女问明情况,把我领进一座坐东向西的三间草屋内。我不记得有床和桌子,除了迎门有一片空隙外,从南到北,全是地铺,和每人一卷儿简单的被褥,真是名副其实的劳改犯的住处。”“她有一种乐观的天性,对前途总怀着希望。特别是为了挽救这个一向被人誉为‘美满’、现在却濒临毁灭的家,她拼命劳动,写了几本歌颂劳动、歌颂农村‘大好形势’的诗篇,还喂了几只雏鸡。有雏鸡为伴,平添了一些生活乐趣。每次出工劳动,小鸡总是紧追不放,放工回来,小鸡又围绕脚前啾啾不休,盛夏午睡醒来,小鸡依床而卧,不忍离去。在有家不得归的情况下,小鸡就成为她的‘小家庭’成员。”这里写的是母亲。
不必搜索,我的记忆中全没有这些场景。我那时在哪里?我不记得曾到过母亲所在劳改地和乡村,也全不知她当时的生活,甚至过后也没有想到过去打听。而那时我已经十几岁;她后来待过的村子就在我读书的学校附近,去一趟不过举足之劳。那时她的生活中只有父亲。只有父亲。
或许正是那保存了一生的单纯拯救了她,否则她也会动辄如我似的,感到“荒凉”的吧。那确是一个感情荒芜的年代。
“尽管如此,她的处境和精神压力所淤积起来的痛苦,也总有抑制不住的时候……在一个夏夜,大概是星期六吧,陇、园、申都在膝前,她突然像决了堤一样,痛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最后说出的一句话,我和爸爸离婚吧,离了婚,彻底划清界限,就不会连累你们了。我和孩子们都向她围了过去,用无言的深情抚慰她……”
这场面我还隐约记得。但我同时知道,母亲的创伤,至少部分地是由我造成的。我还能回想起我当年的乖戾;那些怨愤的表示,其中有十足少年人的冷酷。这却又是我所不忍回想的。更可怕的是甚至无处忏悔,因为父母似全忘却了。
十几年来,写回忆录亦成时尚。回忆录的价值当然以其人的地位、其人关系国家兴亡、民族绝续的程度而有种种。我的父母的回忆只是写给他们的儿女的,不便用上述尺度衡量。我自己也已渐入老境。即使在将来,我也不大会写回忆录的吧。较之母亲,我的记忆之书中有更多令我不敢注视,必得急急翻过的篇页。我只是预先惧怕着“罪错”会有一天使我永远地失去了安宁。
有意的忘却也属人类本能的。忘却甚至可称一种艺术。幸而有忘却,否则人生将太沉重,令人不堪负荷。但在打印父母的回忆时,我感到的却更是父母之爱的博大,他们对人间温暖的从不放弃的渴求。这当然是一份常人的习性,注定了其人难以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似的窥见人性的深。但我们都是些常人。能忘却,有渴求,也才能生活。
打印出的文稿已在父母的案头。我的心当然不会从此而安宁。我也会努力地忘却,为了平静地活着。这肯定正是父母所希望于我的。
1993年10月
附:父亲的回忆(节录)·家庭的灾难
……
在这期间,郑州师专处理了一批所谓“极右分子”,是深夜抓到卡车上带走的,带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甚至连打听一下也不敢。
寒假到了,黎和陇在开封上中学,要回家过春节。关于妈的问题,我只在通信中简略谈过。为了使孩子们思想上有准备,我写信给他们约定,到郑州车站下车后,先到文化区郑州师专,我在门口等候。大约夜里九点,他们到了。从师专到行政区幼儿园,约有三华里,我们一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穿过农田和村庄,边走边谈,讲了妈的情况。我估计问题并不严重,叫他们安心度过寒假。其实这个寒假的气氛是非常黯淡的。一般春节时期的欢声笑语,在这个家庭消失了。过去经常来往的亲友,见不到了。谁还敢和有“右派”嫌疑的家庭接触呢。家庭本来是有东邻西舍的,现在却像一个孤岛,人们如害怕瘟疫一样,躲避着这个家和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人们常说,某某人被“打成右派”了。人本来不是右派,但是可以被“打成”的。一旦被“打成右派”,就像被染上一种有毒的色素一样,令人望而生畏,令人憎恶。
一九五八年的可怕的春节到了。幼儿园的领导小组对培义的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是:免职降资,在原单位监督劳动。在文委审批时却改为到农村劳动改造。工资没有了,所剩的只有劳动吃饭的权利。处理宣布后,两天内要随教育厅的“劳改队”到商城县去。
从此,我和孩子们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了。首先我到实验小学找夏××,她是小学的教导主任,一九五〇年开封师专毕业,当时我担任“开师”的领导工作,算是有师生之谊。她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我提出让女儿赵园、赵申住宿、就餐,她同意了。我本来在师专有宿舍,吃饭就在食堂。
现在想来,我最大的遗憾是:总以为她俩还小(一个十二岁,一个九岁),只要安排好生活就可以了,没有向她们多作解释,使她们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生活变迁和可能出现的困难。因此,孩子的幼小的心灵上所遭受的折磨比我所能预料的要大得多。培义离家的那天早晨,孩子哭着走往学校,接着园儿受到一系列的打击:她的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被罢免了,还要当众检查,表示要和右派母亲划清界限,同学们的冷嘲热讽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争强好胜、在同学中崭露才华、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爱戴的孩子,一下子成为令人侧目的对象,如何受得了!
最使我难忘的是,培义从商城回来以后。她由于身体虚弱,习惯性便秘,需要经常灌肠,实在支持不了,请求脱离公职,回到郑州。本来计划在沈岗村租房居住的,后来师专领导同意分配给一套宿舍,地址在白庙村附近。从此,园儿和申儿就可以回家过星期日了。一个星期六夜里,我被园儿的哭声惊醒,拉开灯一看,她正在床上坐着哭泣。她说,我不上学了,我要到泌阳县姥姥家放羊,我不上学了,我要去放羊。我和培义一面劝她躺下睡觉,一面也为孩子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而暗中落泪。
培义回郑州以后,申儿转到文化区小学,她年纪小,离我近一点,便于照顾。园儿仍在实验小学,一直到毕业。她经常星期日也留在学校。一次我去看她,学校大多数同学都已回家了,校园里显得冷冷清清。经我打听,说她到洗脸间洗头去了。我站在院内等了好一会,她从洗脸间出来,一句话也没说,默默地在我跟前站了一会,两眼红红的,掉头又回寝室去了。
小学毕业,园考入师专附中,当时正值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高潮时期,学生的劳动量很大:割麦、积肥、挖塘泥,每周都有活要干,有时一连几天不休息。我拜访过她的班主任,问她在学校的情况,班主任说,她年纪那么小,可干劲比大学生还大,叫她休息也不休息……这除了她向来严于律己的性格外,我不能不想到她母亲的问题,对她所造成的负担。因为她是右派的女儿,就应该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同学的谅解。
……
培义从商城劳改队回来,虽然是在身体不支的情况下,要求被批准以后回到郑州的,但还是以“脱离组织”论处。“右派”的命运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五月到郑州,六月麦收季节,就被迫去到农村割麦,之后又被发配到郑州西郊约三十里的杜庄。那里集中了大约百名男女右派,进行有领导有组织的劳动改造。在郑州师专的家里,只剩下我和园儿、申儿,又开始了丈夫没有妻子、孩子没有母亲的生活。至于培义在那里是怎样度过了大约两年的时光,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中间,我去过两次,她也因我吐血症突发,学校派人向劳改队说明情由,准许回家照顾我一段时间。五九年春节期间,玲、黎、陇都回来了,她们当然想见见妈妈,我也打算给妻送点节日食品改善一下生活。说也凑巧:那天我骑车带着一篮东西到了杜庄,她也因放假半天回到郑州市的家,因为各走各的路线,并未相遇。东西送到后,同院的一个老年妇女问明情况,把我领进一座坐东向西的三间草屋内。我不记得有床和桌子,除了迎门有一片空隙外,从南到北,全是地铺,和每人一卷儿简单的被褥,真是名副其实的劳改犯的住处,虽然在他们打成右派之前,都是“人民教师”和“机关干部”。我无心久留,把一篮食品挂在梁头上,又循原路回来,在中途恰恰碰上玲、黎送妈回杜庄劳改队。天色是阴沉的,冬季的下午又是那样短,妈又必须在夜色笼罩田野之前赶回住处,就这样又匆匆分别了。“右派分子”在一年一度的春节只能和子女有一两小时的聚会,而和我,则只是匆匆一面,就要分手。说什么呢?
一九六〇年,说是因为培义改造得比较好,宽大处理,又叫她回到郑州师专的家里,“右派”帽子并没有摘掉。在学校家属小卖部劳动一段时间之后,又被发配到近郊大铺村劳动,离家只有三里路光景。先在生产队吃大锅饭,后来允许自己做饭。她从劳改队改为“监督劳动”,住在生产队会计家里,分给她两间房子,不再睡地铺,而是单人床。有事也可以请假回家看看,从来没有超过半天,或在家里过夜。我去看她也比较方便。她有一种乐观的天性,对前途总怀着希望。特别是为了挽救这个一向被人誉为“美满”、现在却濒临毁灭的家,她拼命劳动,写了几本歌颂劳动、歌颂农村“大好形势”的诗篇,还喂了几只雏鸡。有雏鸡为伴,平添了一些生活乐趣。每次出工劳动,小鸡总是紧追不放,放工回来,小鸡又围绕脚前啾啾不休,盛夏午睡醒来,小鸡也依床而卧,不忍离去。在有家不得归的情况下,小鸡就成为她的“小家庭”成员。
尽管如此,她的处境和精神压力所淤积起来的痛苦,也总有抑制不住的时候。她虽然决心在子女面前不流露一丝一毫的脆弱,但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在一个夏夜,大概是星期六吧,陇、园、申都在膝前,她突然像决了堤一样,痛哭起来,哭得那样伤心,最后凝结为一句话:我和爸爸离婚吧,离了婚,彻底划清界限,就不会连累你们了。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解除她不可排解的内心痛苦。我和孩子们向她围了过去,为她揩泪,用无言的深情劝慰她,她逐渐平静下来。说什么呢?她究竟是否“反党”,我最清楚;孩子们由她一贯的表现,也无法把妈妈和“右派”联系在一起。要划清什么界限呢?黎儿考入河南师范学院以后,在一次来信中也说,子女是最了解妈妈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能这样含蓄地表露母子之情。
培义对党的忠诚几乎到了孩子般的纯真,有点近乎宗教信徒的虔诚。五十年代学习苏联的狂热,在教育工作者中是相当典型的。她对“凯洛夫教育学”“马卡连柯的教育言论”等的学习几乎达到入迷的程度。她有早起的习惯:一家人都还在梦中,她就悄悄地起床,点起煤油灯读《简明联共党史》《斯大林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边学习边记笔记。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数十年没有间断。这几十本笔记、日记,全在文化大革命中毁灭了。
……
培义为了早日“改造”好自己,“脱胎换骨”,不顾严寒酷暑在菜田拔草,施肥,上工总要走在一般社员前面,收工总要走在后边。一个三伏天,她胸前积痱成疮,大面积结成黄痂,渗流脓水,看了令人心疼,脸上、胳膊上交织着像用刀划过的伤痕。我惊奇地追问为什么搞得这样严重,她说是在甘蔗地里弄成的。溽暑天气,甘蔗丛中像个蒸笼,闷得叫人发晕,能不出痱子?甘蔗的叶子像刀片一样锋利,在蔗田里钻来钻去,能不留下血痕?她说得轻松自然,好像不得不然,没有流露一丝痛苦的表情。
直到一九六二年,区政府根据她的“罪行”和劳改表现,准备给她“摘帽”了,派了一个干部和她谈话,问她究竟犯过哪些错误,她还是不假思索地说,她反党,反对党的领导。那位干部并不满足于这些空洞的词句,问她具体的事实,她才把划“右派”的实情说了一遍。人家满意地说,这样说好,不要空戴大帽子。之后不久,就为她“摘帽”,召开了一次由家属参加的“群众会”。从此,似乎解除了加在她身心上五年之久的政治压力。但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只是从“真正右派”变为“摘帽右派”。这好像是“三中全会”以前的“革命逻辑”:“摘帽”并不意味着“回到革命队伍”,“右派”是洗不掉的身份烙印。因而,一遇“政治运动”,“摘帽右派”首先要受到审查与斗争,新账老账一齐算,没有新账也要抓住老账不放。“文革”就是这样。
一九六二年摘帽后,因为失去公职,只能在家待着,这个家又成为名副其实的家了。没有主妇的家,永远是冷清的,黯淡的。
一九六三年春节,教育厅王厅长到家来看我。他是我河南大学同学,在这个阶级斗争低潮时期,出于“礼贤下士”的动机和美德,到几个高等学校教师家里走走。他主动提出要为培义安排工作。牛书记则一向对培义的不幸遭遇是同情和关怀的。不久,培义被安排到省立第二实验小学去教书,工资定为六十元。虽然比任幼儿园园长时期降低了二十元,但精神上的压力的减轻,对一个屈辱的灵魂,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从此可以和别的教师一样走上讲台,恢复作为人民教师应有的尊严了。
省立第二实验小学在行政区纬二路的东端,离在文化区的家约有十华里之遥,只能在学校就餐。我和孩子们也都吃食堂,但周末和星期日能团聚毕竟是愉快的。中断多年的家庭生活失而复得,每个人都很珍惜。
由于培义一向责任心强,对工作要求高,而身体的虚弱又造成力不从心的矛盾,一次昏晕在赴会的途中,一次昏晕在讲台上。这样昏晕了多次,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旦昏晕,就四肢发僵,牙关紧闭不能言语,非多日休养不能好转。她对继续工作失去了信心,我也害怕万一到了耐力的极限,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而当时在一般教师队伍中,还没有“小病大养”“吃大锅饭”的风气,一个教师不能上课,只能由别的老师分担。长期增加别人的负担,自己于心不忍,也给领导造成不易解决的困难。申请退休还不够条件:连续工作五年以上,才能因病退休。脱离劳改队就是脱离公职,这是公职中断,不能计入工龄;而这次到实验二小还不足两年。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两种抉择:不顾死活地爬上讲台,或申请退职。“退职”在我们的社会,就意味着失业。一个对事业充满希望,力图以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事业的人,仅仅因为自己无法克服的身体虚弱而不得不申请“失业”,该是多么痛苦的折磨!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谁也难以预料自己未来的命运,培义如果失业了,而我万一又在阶级斗争中失足,子女的学业将被中断,甚至成为街头的流浪儿。一对夫妇、一个家庭的命运和国家之间,好像有两条蛛丝在连系着,其中一条断了,还可以勉强生活,两条全断了,就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五七年反右以来这一类家庭悲剧太多了,不能不引起警觉。在是否申请退职的问题上,我反复琢磨着,但始终没有向培义直说,怕引起她对生活前景的顾虑,我也知道,只要有一分可能,她是决不肯退职的。我只是说:退就退,我一个人的收入还是可以生活下去的,放心好啦。
从一九五八年春到一九七九年落实党的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恢复原来的工资,这漫长的二十年中,除了在实验二小不足两年的短小插曲外,她一直过着“劳动改造”和家务劳动的生活,她的内心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七九年重新领到工资之后,她流露过埋藏多年的隐痛:“我终于结束了寄人篱下的生活了。”这是一个从十六七岁起就开始在农村地主家当家庭教师,而后又走南闯北,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斗争过来的女性,自然而然的感触。尽管在我们家里,我和孩子们,对她的不幸遭遇和由此而来的可怕的影响,没有过任何埋怨情绪。
在教育厅召开的为错划右派的三十四人的平反大会上,她属于“完全错划”的四人中的一个。有谁认真计量过,几十万人和他们的家属为这种“扩大化”付出的代价!
一九八四年开始追记,时年七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