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之二)
场院边上那所私塾改良学校,开设了“历史启蒙”“地理启蒙”“国文”“修身”一类课程的,该是这块沙土地上最醒眼的时代标记的吧。据父亲说,那是四间茅屋,只因粉刷之后,搭了顶棚,吊起了带罩的洋油灯,竟让村民眼界大开,说是“金銮殿一样”。这间小学是我爷爷的作品。爷爷,那个上过民国初年县办的“高等学堂”,读过“格致”“算学”的新派绅士,是这沙土地上的漂亮人物。我能想象,当这位县教育局视学员身着黑提花缎子马褂、银灰提花缎子长袍,与他的同事乘马轿车来自己手创的学校视察时,村民尤其我的家族的兴奋与荣耀。
在这块沙土地上先开风气的爷爷,一定不曾料到,他的儿子们,竟就由这所他创办的新式学堂,走到了县城省城,又走到了“革命”。这乡村绅士也决不会料到,若干年后,当他在平息地方叛乱
中受了枪伤,临终之际竟见不到他的长子:他尚未读完初中的长子、我的父亲正在不远的城市漂流,因做地下工作而行踪不定。
无论他对儿子的选择作何感想,儿子们的血管中,都流着他的血,那不安分的男人的血。虽则他们不曾像他那样,衣着考究地奔走于省会与地方头面人物之间,竞选省议员,也不曾徒劳地投资开矿,或收编土匪。我的父亲不记得爷爷对他有任何干涉,只听说那人在临终前的痛楚中,反复念叨着他,说:“恒现在在哪儿呢?”
爷爷当然也不会想到,几十年后,他的儿子中唯一如他一样风流倜傥的那个,就死在他埋骨的沙土地上,死得毫无诗意。这父子均可作为良好资禀易为造物所憎、被命运苛待的例子。我的四叔是因“历史问题”而被从大学教席驱赶到街道,又被由城市驱赶到家乡,在他栖身的庵中服农药而死的。其时正是“文革”中。致他们于死的,就有这同一片土地上的暴戾之气。
我最后一次见到四叔,是20世纪50—60年代之交。那天他带了女儿,捂着个大口罩,与父亲在另一间屋子压低了声音交谈。父亲没有让我们过去见他,我们也不曾想到这样做,虽然他对于我们,曾经是风度翩翩且善诙谐的四叔。父亲始终接济着他落难的弟兄,却绝对避免他的子女与那些长辈间的接触。直到年长之后,我才能懂得父亲保全这个家的良苦用心。那时的我,自然不可能由如此谨慎的父亲那里,看出早年那个热血青年,那个以十几岁的年龄即从事地下活动,独自在异地漂泊、经受酷刑、领略“铁窗风味”的父亲,那个在大学校园以左翼学生而与右翼对垒的父亲,那个在县中校长任上,悬挂毛、周(当然还有蒋)的画像,以武汉《新华日报》为国文教材的父亲,那个将手枪拍在县党部头头面前,斥责他不武装民众抗日的父亲。打从我记事,父亲已是这样恂恂如村夫子的父亲了。我只是由他批评某种弊政时以掌击案以至声泪俱下的姿势,依稀辨认出过当年的父亲。
一些年之后,我见到四叔拍在延安的照片,和我的一个姑姑、另一个叔叔一起。据父亲说,他的四弟不到十六岁,就已有了坐牢的经验。那照片上的四叔两手叉腰,英气勃勃。由这个英俊少年,到那个瑟缩于庄稼地里的书生,中间的路几乎无从测算。在那不蔽风雨的破庵里,倘若四叔想到当他被指控被宣判时,那些曾被他庇护过的人们的意味深长的缄默,他是否仍会迷惘而寒栗的?或者他早已对苍茫人事一派漠然。我还禁不住要猜测,倘若静夜里,游荡在田垄间的四叔与他的父亲相遇,他们将说些什么。那死于枪伤的父亲,与他的死于农药的儿子,多半会相对无言的吧。
我自不曾见到临终时的四叔,却从他的儿子脸上,读出了粗粝的沙石打磨的痕迹——那本应是一张如他盛年的父亲一样光润的脸。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堂弟曾到宿舍找我,我们有绕未名湖的长谈。当时“文革”刚过,血色尚新,余痛犹在。对着那片湖水,不禁怅然久之。
父亲似乎没有想到过他的性情中的家族遗传,也不曾解释他的弟弟们以至其他亲戚得之于他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传递,在家族成员中,几乎是无迹可寻的。但那些弟弟们,竟一个接一个地由家乡走了出去,走到晋西南,走到延安,有的就如此地走到了解放战争的战场、朝鲜战场,也有的走了一程,又折转回来,在此后的路途中颠踬,终于死于非命,如我的四叔。也有一两位,走出之后,渐渐消失了踪迹。其中就有我的大姑父和一个表叔。家乡收到的大姑父最后的消息,是由江西发出的,当时正是红区反围剿中。父亲说,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人,在那地方,终究无从隐匿的吧。于是我想到了暗室中无名的死——甚至无“烈士”之名,想到了那死者最后的寂寞。在幽明之交,大姑父是否想到过我的姑姑、他年轻的妻子此后漫长的寡居,和他的与父亲未有过一面的儿子的?
当然他们所有的人也都不会想到,一些年后会有戏仿的“革命”,如“文革”,终于将庄严化为对庄严的戏弄。然而即使这戏仿的“革命”,在我看来也只是弄破了革命之为神话。我不相信父辈当年有明晰的理念,“革命”在他们,首先是一种生存形式,是生命借以自我肯定的形式。他们乐于体验有限个人与某种“广大”相融汇的感觉,那种惟爱欲可比拟的对生命的诗意感受。他们为此而遭遇了残酷与血腥,经历了噬人与被噬。“文革”不过将上述种种,以夸张的形式重演罢了。即使经历了那疯狂的年代,我也仍然厌恶于随时准备着将鼻梁涂白的“反思”,厌恶于那永不吝于“向过去告别”的轻浮,尤其不能忍受对历史对前辈选择的轻薄的嘲弄。在我看来,那是对生命的亵渎,对他人生命的轻薄。那一代人毕竟经由“革命”,寻找过人生之“重”。即使在理念的外壳被抛弃之后,甚至在“污秽与血”毕见之后,仍有这“重”在。
或许受了那条我在其边上长大的稠浊的河的暗示,我总不能摆脱那个可疑的字眼,“历史”。虽无意寻访,但我知道家乡的那片沙土地上,有过一道灼热的生命之流。“家族遗传”自然是神秘且无征的东西,我却仍忍不住要以此诠释自己,比如对动荡对变动的渴望。当激情的潜流已在岁月中平复,这代际所悬的那一线,反而像是变得清晰可见了。
十几年前的一夜,我独自看一部现代革命史题材的大型文献片,那天播出的,是有关大革命的一集。屏幕上映出一张张年轻而俊秀的脸。我突然流泪,然后失声恸哭。我久已不曾这样出声地哭了。我在潮水般的乐声中大声地抽噎着,让泪水淌了一脸。这突如其来的激情,事后甚至令我自己惘然。我何尝真了解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