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之四)
在父亲的叙述中,母亲的走进这家族,像是并没有引起戏剧性的反应。这家族的态度,十足有农民式的朴素。一个有知识且“在外边干事”的女人,甚至赢得了一家之长的尊敬。父亲的回忆文字写到母亲曾因儿子的病,不得不辞去工作在老家暂住。“孩子病愈后,祖父就催着妻去工作。妻一直以为祖父太冷酷。我则认为那是出于他的虚荣心:他将在外边工作视为荣耀,而非将在家吃闲饭看作负担。”
但我仍不相信事情会有如此的简明。
我不便想象当母亲出现在老家那些女人面前时,能否毫无倨傲之色。较之那些从未走出过那片土的女人们,她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她所阅历的,哪怕只是一点点,也足以令她们惊倒。她不可能向她们讲述自己,比如讲述她怎样只身走出她出生的小县城,以半工半读,完成了师范的学业;她怎样在前夫被国民党枪杀后强作镇静,那时他们已有一个女儿;她怎样坐牢;她怎样在与这家族的男性结婚后,一再离了丈夫,到外地外省作示范性教学;怎样携儿子骑骡子过关山,由中原逶迤赴西北与丈夫团聚……
我宁愿相信那整个村子都在盯着她的背影窃窃私议,在厨下灶火边,在井边河边。评论者会说到她的瘦削,她的比丈夫年长,她的教员的职业神气。她们少不了将她与我父亲早已亡故的妻子比较,含意隐晦地夸说那女子的美貌,感叹她的薄命。我的母亲未必不曾察知那种微妙的敌意,但这一定不会让她过分在意。她是个自信的女人。她压根儿不会将自己与她们比较——包括那个据说漂亮的女子。她知道她与她们是不可比的。她也绝对无须嫉妒那女子的美貌,她知道赢得了丈夫的一往深情、体验了婚姻的成功的,是她。如果她更大度一些,她或许会怜悯那女子。那时的丈夫还是个“热血青年”,为政治与左翼文学所吸引,无暇爱抚他志趣不同的妻子,也无力将他的妻子拖进他的世界,使她分有他的热情与向往。
在我的想象中,母亲不属于任何意义上的乡土。她拖儿带女,在卡车、长途汽车上,在江轮上,在骡子背上,在火车的车厢顶上,证明着自己生来就是个惯于漂泊的女人。她从不惮于只身远行,而且当决定时毫无游移,如同决定去一趟附近的集市。这一切宛如天性。且每在一处,就创出一份自己的事业。父亲说,什么事也没难住过她。他说,当最初与母亲相遇时,她令他倾心的,就有这独立不惧的气概。母亲自己的陈述要乏味得多:小学教员的方式,将一切都标准化了。只有一次,她说到她如何面对前夫之死,使我感到了些微震撼。她说,当时她正在师范读书,校方有意将刊有她丈夫被捕与被枪杀消息的报纸贴在阅报栏上。我相信她站在阅报栏前,那眼神确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冰冷甚至傲然。她说,我不给他们看到软弱。但我后来又问起这件事,已不再能听到同样生动的讲述。
我为她打印的那一本“顺口溜”中,只有写坐牢的一首略有新诗意味:
……
牢房里除了乱草一堆,
一条破旧的棉被,
只有一只肥胖的蜘蛛,
不声不响,
日日夜夜作我的伴侣。
我有千言万语
无处倾吐,
我想用无声的语言,
没有纸笔,
我从铁门上小小的方洞,
向老人诉说我的衷曲,
老人投来慈祥的目光,
一会儿,递过来一叠纸一只铅笔,
我用高兴得颤抖的手,
接过纸笔,
……
当然我也听说,1942年春,当父亲面临再次被捕的危险时,促成他决心赴西北的,是母亲。家族中的长辈曾遗憾于父亲的仓促离去。倘若事情果真如此,我倒宁愿欣赏母亲临事的这一番决断。虽然逃往西北,未必就逃离了恐怖。
与父亲恰成对照,母亲的性情在岁月中竟像是无所磨损——她的子女由她二十余年的“右派”生涯中,看到的是她早年的坚忍;由她衰病中顽强的生存挣扎,由她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于骨折后又站立起来,看到的是同样的坚忍。当子女们已满面沧桑颜色,他们的心先已苍老,聋而半盲的母亲,却愈加单纯如儿童。陈述往事,几乎是她与世界仅有的交流。在她的日见模糊的视界里,那些图景想必更生动异常,比之当下的世界更现实也更直接:谁又知道盲与聋在她,是不是一种幸福!
母亲的旧照片,有些销毁在了“文革”中。保存下来的照片上,母亲身着白旗袍,或长袍马甲,眉目精致,姿态妩媚。这些旧照片总使她的女儿们自惭形秽。她们即使当同样年轻时,也不曾有过这样的神采,后来则一律形容憔悴。她们也都不曾赋有母亲的强毅果决,她的自信,当然更没有她的那一派单纯明朗。
下一代可不会作如是比较。祖母或外祖母在他们眼里,不过是个干瘪唠叨不合时宜的老太婆。他们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忍受她职业性的训诲,且当聆听时彼此交换着嘲笑的眼神。他们或白皙或微黑,但一律结实而精力弥满。他们即使噩梦,也与那片沙土地无关;即使阴影,也不像是由“历史”深处拖了过来的。他们仍在纵横的血缘网络中,却难得想到那个古老的字眼,家族。他们彼此亲昵却对长辈缺少敬意。我当然知道,如若那片沙土根本不在他们的念中,那它就真的永远消失了——即使为家族计,这也未见得是不幸的吧。
1995年8、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