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日庭院
在开封那个名叫“大坑沿”的胡同住过的,是我的童年记忆中一处最好的庭院。开封人管小湖叫“坑”,比如“包府坑”“龙亭坑”。“大坑沿”指的应当是“包府坑”边,而“包府”则是包龙图的府邸。开封与这个民间昵称“老包”的人物有关的文物,像是非止一处,可证人们对这黑面大汉的喜爱。我们住过去时,包府坑还在,但水已退,这一带已非坑沿。那坑像是也不太远,我们姊妹会偶尔到坑边散步,听大姐讲小说或电影故事,看月下水光闪烁如碎银。记忆中的那坑像是并不小,有芦苇在水中岸上。
这处房子的房东据说当过律师,又广有房产。这处宅院本来像是留给自己住的。我们家住进了前院,后院的南屋租给了一对景姓老夫妇,房东家住上房和北屋。在童年的记忆中,这处宅子门楼像是很深,后来房东在由门楼开出的临街的一间挂了“麻刀铺”(贩卖建筑用的铡碎的麻)的牌子,却也并未见有什么生意。倒是房东老伯,常常站在这铺子的门板外,眼神阴沉地朝街头窥看。后院之后,尚有一个园子,尽管已荒芜倾圮,仍然大可作为孩子们的乐园——我的喜欢这处庭院,大半也为此。父母做教员,家当自然有限。我们用的大半是房东的家具。现在想来,堂屋的长条几、八仙桌,应当是上好的红木家具的吧,只是当时已不为人爱惜罢了。房东家送过我们一盆万年青,彩绘的瓷盆,我们由开封带到了郑州,“文革”中奉命向乡村“疏散”时,母亲送给了一家国营书店,现在早已下落不明了。
记忆中那庭院并不小。当然我知道童年记忆之不可靠,正是在这些地方。孩子用来度量大小远近的尺码,总与大人不同。这是个很规整的院子,略如“京味小说”所写京城的胡同人家,除了没有天棚,石榴、金鱼缸一应俱全,至于胖丫头,我就是一个。院中除靠西墙的花坛上一株巨伞般的石榴树外,还有一棵大槐树,矗在靠南墙的花坛上;无花果则在门楼下,总像是荫翳着一点什么,令童年的我感到神秘。雕花的月门后房东住的院子,另有一棵高大的杏树,将半树树荫投到这院里来。我们住的是一溜北屋,明瓦大窗。夏日里,院墙和树将大半个院子罩在了阴影下,冬季则会有一院洁净的雪,和满布在玻璃窗上的冰花——这种精美绝伦的天工造物,我久已不见了。
门楼下影壁后,庭院的西北角是厕所,东南角切出了窄窄的一溜,是厨房所在的小院,干娘就待在那里。我不知何以将这妇人称作了“干娘”——显然与民间认干亲的习俗无干;我们此前此后也有过其他女佣,但“干娘”只此一人。“干娘”是孩子们的叫法,父母则称“赵嫂”——她恰与我们同姓。我不知道干娘当时的年纪,但确已是儿童眼里的老妇。这类记忆也往往不可靠。儿童度量大人的年纪,所用的尺码也与成人不同。干娘矮而偏胖,小脚,脑后绾了髻(当地叫小䰖),是其时标准的老妇模样。
尽管在那胡同很住了几年,厨房小院在我的记忆中却并不清晰。只记得干娘所用的劣质头油的浓腻气味。我们用过早餐后,会见她坐在厨房前的小院中梳头,绾髻。那头发长而油腻。有时大姐也在那小院洗头。苗条而有一头秀发、梳了两根长长的辫子、舞姿舒展的大姐,是我童年时崇拜的对象。
不记得干娘是何时起到我家帮佣的。她似乎曾经是大户人家的女子,丈夫不务正业,又像是曾关进局子里。这类事在我的记忆中,都影影绰绰。但在许多年之后,我却还能记起干娘的劳碌。由厨房端饭菜到我们吃饭的堂屋,要斜穿过院子。由堂屋门上的玻璃看出去,会见干娘端了饭菜,身子略向前倾,小脚迈着八字,急急地走过来。我所做的有限的家务劳动,通常也就是帮忙端端碗筷而已。除了春节一类大日子,干娘总是在厨房吃饭,如旧时的厨娘。我还记得每到晚饭后,收拾完碗筷,擦拭了方桌、条几后,干娘会在洋油灯光不到之处,疲惫不堪似的呻吟着,沉甸甸地坐下来。后来问起,父母说那时给她的工资,是每月八元,在当时不能算微薄。那时的一元钱,能买到一百个鸡蛋。那年月雇得起佣人的人家想必不多,左邻右舍就没有见到。现在想来,承担七口之家的几乎全部家务,一定是件极辛苦的事。据我的印象,干娘对我的家是满意的。事后看来,虽辛苦如斯,在她,或许真的是一段较为安定的日子。后来离开我家跟了儿子,她还一再表示想再到我家,像是很怀念似的。
开封一带因曾为黄河淤灌,是盐碱地,地面以至墙上,往往可见白花花的一层,其时有人即以刮这层“碱面”为生。胡同里的水井则有甜水井、苦水井之分,苦水用于浣洗,甜水食用。常常可见卖水者,拉着装了木制水箱的车在街上走。我们家的水曾经由哥哥挑。哥哥挑着水,大脚片踩在青石台阶上,水沥沥淌进门楼去。哥哥应征入伍(后来又被退了回来)时,干娘还抹过眼泪——想必也记起了哥哥挑水的好处。
我也曾跟着干娘出门,应当去过她的家,却也记不分明。只记得她的大儿子或儿子的儿子来向她讨钱时,会带几个高粱面窝窝(即北京人说的窝头)来。那窝窝黑得发亮,因多放了碱面,吃起来很香。也曾跟了干娘走夜路(何以出门却全不记得),沿街的店铺上了门板,灯光由门缝泄出来。走在路上,干娘会传授给我一些很实用的经验,比如犯不上与那个总在上学的路上向我和妹妹寻衅的男孩计较:“有拾金子的,有拾银子的,没有拾骂的。”那时的我,是个骄纵任性的女孩,会欺干娘好脾气,有胡同顽童似的恶作剧。干娘也只是生气地说声“小孩家,逞脸!”同情、体贴是一种要由环境、经历培养而成的能力。我自己则要在一些年之后,在吃多了苦头之后,才会懂得体恤、同情。但干娘的愁容是记得的。只是由于禀性慈和,那眉目间的愁苦也因而显得柔和了。
除了做饭、洒扫、洗涤,干娘像是还缝衣做鞋——至少我和妹妹的衣裤,多半是干娘的手艺。常见她用吃剩的粥将旧布片——不知开封人何以管这种旧布头叫“破铺陈”——一层层糊在案板背面打袼褙,晒干了比着鞋样剪了做鞋底。她住在那四间北屋最靠里的一间,没有窗子,通常就在哥哥、姐姐所住房间,坐在靠窗的床上,在透过大玻璃窗的阳光下做针线。纳鞋底时,在头发上蓖针,头油自然有助于润滑。棉鞋做好后,还要用桐油涂到半腰以便踩雨雪。干娘的针线活粗糙,常为母亲所不满。盛年时的母亲,干练果决,对己对人都苛,一有不满,就会拉下脸去。全不记得干娘在这种时候作何反应,无非那面容更其愁苦罢了。当年的母亲确有一种足以令全家人震慑的威严,尽管并不常运用。每当父母午睡时,我们和干娘无不屏息敛神,悄然出进,唯恐弄出响动。这种训练对于我此后长时间的“集体生活”自然是有益的。直到婚后,还会嫌丈夫动作太大,声音太响,近乎“野蛮”;却又以为或许他较我更“个人”也更“自然”——谁知道呢!
那时街道已有电灯,但直到我们搬走,用的还是带罩的洋油灯。晚上倘母亲在,大家会围坐在吃饭用的方桌边读书、写作业。读中学的大姐、哥哥好交游,爱玩。常去的地方,除了包府坑外,还有城墙,和一处我们叫作“水门洞”的泻洪闸。大姐、哥哥都是学校文艺活动的骨干,偶尔会邀了同学,月明之夜在院子里大唱其歌。哥哥还曾导演过一台家庭晚会,邀了房东及其他房客欣赏。干娘这种时候在什么地方,已全无印象。在我的记忆中,她似乎只在该出场时才出场,其他时候,即毫无声息地隐在不为人注意的角隅里。但干娘的性情决不阴郁,常常会因了大姐的一个很平常的笑话,不出声地笑成一团,用手绢抹着眼泪。
我的记忆中保留了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的开封市民对“新社会”的热情。那时的五一节还曾有过市民的化装游行。那真是愉快的日子。大姐和她所就读的女中的学生也在游行队伍里,戴着仿照苏联动画片中的公主或乌克兰民间服饰,用硬纸板做成的头饰,后面缀着彩色纸条,令我羡慕不已。还记得在一个类似的节日里,我跟干娘到她称为“婶”的亲戚家(是个和她的年纪相仿的妇人),吃了大碗的粉条炖肉。迁就母亲的口味,平日饭食清淡,吃到放足了酱油和盐的炖肉,竟也能这样长久地记得。此外还记得曾与小伙伴跟着邻居一位做街道工作的大妈抓“特务”,跟踪一个行迹可疑者。
那庭院浓荫下的宁静,覆盖了我的童年——严格地说,是1956年迁往郑州前的那段童年。宁静也因了与“成人世界”的间隔。我事实上是到了很久很久之后,在久已远离了那庭院与庭院中的童年之后,才听说了一些大人们的事。比如父亲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运动中,因压力之大,他所在学校竟有人割下了自己的阳具。那成人世界距我其实并不真的那么远。我们常去游玩的龙亭,高墙上有弹洞与血迹;弹洞据说是解放战争的遗迹,而血则是“镇反”中自杀者留下的。我也曾在静夜里听到过街上传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其时即使未曾恐怖,也应当有某种神秘之感的吧。我不知是否应当为此而感激我的父母——无论他们自己的处境、心境如何,他们毕竟不曾将一丁点儿阴影投在我当时的世界里。
“我的20世纪50年代”的前半段是由这庭院标记的。1957年后家庭生活的诸种变迁,使这庭院中的岁月对于我成为了永恒。我怀念其中的素朴、宁静与单纯,怀念那绝无沾染的纯净亲情。1956年家迁到郑州之后,干娘去了小儿子家照料孙子,此后仍偶有来往。干娘死于噎食症(即食道癌)前,我们姊妹曾去看望她。她去世前后,父亲还写了信去,申斥她的那个不孝的大儿子。
大约1996年的秋天吧,去开封开会,报到的那天,我几乎步行斜穿过大半个城市,寻访旧日踪迹。那一秋多雨,大坑沿一带道路泥泞。问了好几个中年人,都已不知道我们住过的那处宅院。一个老妇记得我们的房东,远远地指点着那房子的方位,我没有走过去。胡同中房舍破敝,全寻不回童年印象。真不明白这城何以衰败至此,地方当局何不将用于制造假古董的资金,用在改造民居、改善居民的基本生存、城市的基本环境上。我当然明白,当年庭院中的生活连同其时的空气,已永远消失在了中原的尘沙中。写这院落,不过欲将尘封中的旧事揭开一角,聊慰寂寞而已。这是一个家庭私有的一份记忆,在大历史中自然无足重轻——大历史不也由这些琐琐碎碎的人生构成?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