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校
“母校”并不是我习用的字眼;我之避用这说法,是因为嵌在其中的那个“母”字,预先将对象神圣化了。宗法社会将“母”神圣化,又以这神圣赋予被认为相关的其他事物,使其也成为不容亵渎的——我厌恶这种强加。在我看来,神圣化使我们的文学在遭遇“母”这一对象时,往往显得肤浅而虚伪;因此如张爱玲的《金锁记》这样的作品,只能出自不世出的天才之手。有关的经验未必是稀有的,只不过这类经验在其他人,很可能在尚未获得形式时,就被先在的概念给压杀了。
但我仍然标出了这题目:“母校”。
这字样让我最先想到的,总是那所中学,那所位于城市边缘的中学。这里原是一所大专,又在郊区,校园极空旷。我和妹妹先后考入这中学,相差三个年级。这学校在当时,也应勉强算作贵族中学的吧,但比起我与妹妹上过的那所贵族小学,寒伧得远了。至今仍能教我们笑得前合后仰的,是那学校生活上的种种不便,比如每天早晨的抢水。直到我打那所中学毕业,校园都没有自来水;洗浴用水,靠的是水车。清晨或黄昏,高高的井台上,照例有一番热闹:推水车的吱哑声,脸盆的碰击声,以及凡女孩聚在一处时少不了的叽叽喳喳。冬天的抢热水,更如同打仗。不等起床铃响,就要直奔远处的热水房,待到排在队里,才来得及将脸盆夹在两腿间,用最快的速度梳头。抢到了水,又用同样的速度飞跑回宿舍,再飞跑到操场。这当儿你会迎面碰上身材高大的校长,正站在路口厉声喝斥。
所谓“贵族中学”,只是指生源。这所学校因系大学的附中,集中了较多的本省干部子女。但地方穷,当时风气又朴素,干部子女似不大能由外观辨认。而那所寄宿小学,条件要稍好些;名为“育英”,确也是那一时期干部子弟学校的标准命名。只不过我和妹妹进入这小学时,收生已不那么严格。我们自然是以平民子女的身份入校的。
两所学校不同的,还有空气。我由小学毕业时,正值狂热的1958年。但那种时代空气,尚未彻底充斥这学校。我小学毕业前遭遇的最大不幸,是因母亲划为右派而被宣布罢免了少先队大队长的职务。你或许不大能想象,这对于一个孩子,是怎样的打击。其实在当时的我,最不堪忍受的,倒是罢免之前的那段一切都暧昧的日子。同学古怪的目光,背后切切察察的私语。待到处分宣布,我的处境反而因之一变。我又回到了友善之中。现在想来,那自然因了孩子的纯朴,也应因了这小学校及其中的师生尚未被政治偏见侵蚀。此后十几年间的政治空气,是由那所中学开始领略的。那种空气不止损害了持有偏见者,也同样损害了承受偏见者,使他们的心性各有了不同的缺损。
在这个当时以“左”驰名的省份,如“大跃进”这样的运动,也要比之他处收场得迟些。因此我和我的同学,来得及感受劳动之对于人的承受力的考验。尤其令我生畏的,是定额,如割草一百斤之类(甚至有过长跑每天几十圈、挖蝇蛹若干两一类的定额),让我在梦里也心惊肉跳。比这一种负荷更沉重的,自然是所谓的“出身”。直到现在,我仍能触到自己身上的贱民印记,是被用火烙上的,再也不能刮去。隐蔽的自卑在我,又以狷介出之。狷介是对压抑的反弹;而这一种对命运的抗拒,却似乎只为了造成抗拒者自己的“残”与“畸”。你在反抗中永远地丧失了“故我”。当压抑解除之后,你已注定了不可能复原。我自然不会忘记在中学期间日益发展的乖戾,对我当年的几位老师的涵养怀了一份钦佩。
在那所中学,我度过了“反右”后的政治压抑,度过了举国若狂的“大跃进”,度过了“大跃进”后的“大饥荒”。超负荷的劳动,是严酷的一课。饥饿,是更其严酷的一课。接下来的,却是与狂热的劳动同样狂热的争高分、争升学率(那是“文革”中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复辟时期”)。苦行,自虐的癖好,都得自这一时期的训练。在一个似负有某种政治债务的人,自虐,也是其自赎的方式。肉体的痛楚,有时也真成精神的疗救。当自虐已成需求,你会并非必要地自苦,你会如同寻求体验肉体痛楚一样,寻求体验精神的痛楚——虽然我自以为并没有所谓的宗教倾向。
但正像你在蹩脚的小说里读到过的,即使在没有花的花季,青春也是终要绽放的。在“反右”“跃进”后的政治松弛时期,我长成了一个大孩子。我还记得那种不知其所自的,像是毫无来由的忧郁,那如春水泛溢般的忧伤的爱意。还有那像是突如其来的对自然美的渴慕。一带平芜,数点疏影,更不必说花之晨,月之夕,都会唤起不可言说的柔情。又因不可言说,而更孤独得甜蜜而又忧伤。
在那个年龄,也如其他爱好文学又心性柔弱的女孩,是常要偷偷写一点缠绵凄恻的文字的,写着写着,先自被感动了——亦所谓“情生文”“文生情”。经了岁月,经了“文革”,当年所写,已片纸无存。即使真的还有,也会羞于去读的吧。前几年翻一位颇被少女们崇拜的台湾女作家的集子,竟读出了做作、矫情、表演欲,真中见假,觉得格外地不舒服。友人提醒我,这是年龄。我自然也明白,“分”“度”、节制等,与其说出于教养,不如说更关血气的盛衰。在如我当年那样的少女,情感的夸张以至蓄意制造故事,只消视为一种尚幼稚的“创作”就是。
正当此时,古诗文为上述激情提供了一种出口。甚至枯燥乏味的语文课,也偶尔成为可爱的。将《过秦论》或《出师表》背诵得铿铿锵锵,实在是一件愉快的事。语文课本已不能令我餍足,于是有《历代文选》之类,一篇篇地背下去,不求甚解——因不求甚解而更易于有模糊的激动,也如后来听我并不懂得的西方古典音乐。我其实是被自个儿的幻觉给迷住了。更令我心醉神迷的,自然是古诗词,尤其宋词,无论柳永的《雨霖铃》,还是绝不相类的辛弃疾的《水龙吟》。倒像是,某种沉睡已久的感觉与感情一旦苏醒了。夏夜,明晃晃的月光下,有男生大声吟诵着“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走过女生宿舍窗下。此刻在遥远的北京,正酝酿着一场将决定无数人命运的运动。而那运动与这所被“升学率”所颠倒的中学,与这月光与诗,都像是毫无干系。它太遥远了,在这文化荒僻的中原,这一班少年,竟不曾察觉到脚下些微的震动。
此后不久,我即为这迟钝付出了代价。这是后话。
那是一节化学课。阳光斜射在课桌上。午后的课,总令人昏昏然。似全不经意地,我看着自己的手臂。那极细密的纹路,反射着阳光,亮晶晶的。我像是第一次注意到自己的肌肤,注意到那细致与柔滑。我只是久久地注视着,似无所思,无所感。但奇怪的是,事后却记住了那注视与感觉,虽然一切都朦胧,意义未明。
当心境日见冷淡与苍老,你不难知道你早已永远地失去了什么。虽然你保留了当年的对“内心生活”的耽溺,对心造之境的耽溺,但这已全不是诗意之源,它只意味着你的无用,你的缺乏应世能力。它多半是你的累赘,是你企图摆脱的一份负担。
听说母校已变得让人认不出了,还曾得到过当年的班主任去世的凶讯。我自知内心深处有某种冷酷的东西,阻止我的重访与回首,却终于未能禁抑写的诱惑,——这非但回首而且长长的一瞥。我告诉自己,你真的老了。
1994年6月
附:“溱与洧方涣涣兮”
“溱与洧,方涣涣兮”(《诗经·溱洧》)。《诗经》中的这一句,总能使我在目光触到的瞬间心醉神迷。我看到了一片深而清澈的水,水波荡荡,在阳光下闪闪灼灼。
洧水所汇,有所谓的“洧渊”,据说在今新郑县东。《左传》昭公十九年(前523年——编者注),“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能容得龙斗的“渊”,其深可想——当年的洧水何等丰沛!
因了那道水,有了一个地名,洧川。洧水在洧川县南(《明史·地理志》)。
民国时期,父亲曾任洧川县中校长。1949年之后,洧川县并入长葛、尉氏两县。
当年的洧川县,县北五里有蓬池,阮籍有诗云:“徘徊蓬池上,回首望大梁。”宋代尚有阮籍墓、阮籍台(《太平寰宇记》卷一《河南道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衣冠南渡”,陈留阮氏迁往浙江剡县(参看任崇岳《中原移民简史》)。明代末年,却有阮汉闻其人,偏由浙江移居尉氏,象征性地“认祖归宗”,或许可以看作其时的“行为艺术”。当然,诸阮的故事并未因此而续写。
溱与洧,是流过我家乡的水。春季的桃花水,既深且清,“涣涣”而“汍汍”。枯水的季节,或水浅处,褰裳可涉(《诗经·褰裳》);“夏秋淫潦暴集”崩岸,人称“小黄河”——又是一条喜怒无常、神情多变的河!
溱、洧之畔,曾演出过男女相悦相恋的故事。
自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论语·卫灵公》),经学家、道学家几乎无不说郑地“俗淫”。《汉书·地理志》采用经师的说法,曰郑武公与平王东迁,“卒定虢、会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朱熹则以为卫风固然淫,郑声之淫,有甚于卫(《诗集传》卷四)。
明末清初,顾苓为柳如是作传,说柳“游吴越间,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河东君传》)。陈寅恪于此议论道:“夫以河东君当日社会之地位,与诸男性文人往来酬赠,若涉猥俗,岂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而女方实为主动者乎?”(《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是深于世故者之言。但以为柳与异性的交往,绝不同于“溱洧士女之相谑”,沿袭的却无非是古老的偏见。
也被了恶名的“桑间濮上”的濮,距我的家乡不远。《汉书·地理志》:“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濮水,在濮州西南七十里,据说庄周曾于此垂钓,至少到了清初,那里尚有作为纪念的钓台。20世纪80年代,我曾到濮阳“支教”,所见到的,是一片干燥的土地,绝不像会有一带桑林、一道清流供风流男女寻欢作乐。
濮水周边,曾经是所谓的“四战之地”。《左传》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齐师救郑及濮”。那些与战争有关的痕迹已无从寻觅。距我执教的学校不远,却有战国时为魏文侯作“尽地力之教”的李悝的墓,其时尚未大举“旅游开发”,此墓幸而无人问津。那道以“濮”为名的水,却早已由地面上沉落。相信当地人多半不会想到他们有过那样的祖先,在河边演出有声有色的故事。
春秋时郑、卫诸国均在今河南境内。这不能不使我对我的家乡及我所成长的郑地,怀了一份好奇,尤其其地何以“俗淫”。我成长的年代,这片土地上的风习毋宁说是“朴”而“鲁”的,绝不像是会有那样风流浪漫的既往。除了那条时而暴涨时而干涸的大河,未见有“涣涣”或“汍汍”、既“浏”且“清”的河,供男女游乐。而我所见家乡的男女,则较之古人规矩到了不可比拟。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将仲子》),实在是一派天真。“女曰鸡鸣,士曰昧旦。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女曰鸡鸣》),意境美得令人心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风雨》),将男女相悦,表达得何其坦然!倘若译作现代白话,会味道全失的吧。生命之水如此恣意地涌流,“涣涣”“汍汍”的水边,是这样健旺、生机蓬勃的生命!
站在干旱龟裂的土地上,你难以想象《诗经》中的情景。这样说也有问题,同样或更为干旱的西北黄土地上,直到晚近,陕北民歌不是依然适于传递柔情?不知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到了今日,这片土地似乎已难以产出莫言那样将“性”写得有声有色、恣肆淋漓的作家,也生长不出莫言小说世界中的野性山林与红高粱。曾经在水上岸边涌流着的大胆真率的情欲,与水一道干涸,且不像是会有一天重新在地表流淌。
其实《诗经》的时代,距我们并不那样遥远。直到明代,中州也仍然有郑卫的遗风。嘉隆之际的李开先,在他所撰《词谑》中说,有学诗文于李梦阳的,“自旁郡而之汴省”,李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李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闲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然听到。何景明继至汴省,亦酷爱之,说:“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李开先集·戏曲杂著》)。同一时期的唐顺之自记见闻,说“村甿无曲调,出口自成讴”(《答陈澄江佥事村居韵八首》)。由李开先的说法看,出口成讴,在当时应无间南北。汴省,中州地面,当年竟是随处可闻歌的。你实在无法想象,不过几百年前,这里的行人还会边走边唱着“傻酸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锁南枝》,见《词谑》)若真有这样的人,一定被认定为有病的吧。
对于当时的“民歌”(实则即情歌),士大夫取其“真”,“任性而发”,是“真人”的“真声”(袁宏道)。确也有人拟之于《诗经》的郑卫诸风(王骥德),却是在正面的意义上(以上参看中华书局版刘瑞明《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由我这样的今人读来,冯梦龙所裒辑的民歌,更有“猥亵趣味”,比较之下,《诗经》中涉性诸篇,真是含蓄、文雅得远了。也因此明代欣赏当代民歌者的见识,更可佩服。冯梦龙本人,居然以孔子删诗而存郑卫之风,为自己所录“山歌”辩护,说“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然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叙山歌》,《冯梦龙民歌集三种注解》)。继冯梦龙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曾发起搜集“猥亵的歌谣”,不知成绩若何,似乎更是一种文化姿态。至于近代学者以郑地为“新兴音乐”之乡,刻意避开了道德论题,自然是更正面的评价态度。
王夫之以史论为政论,以诗论为史论、为政论、为人性论、人伦论,论旨往往有其一贯。他的论郑风,就少了一点道学方巾气。朱熹斥为“淫奔”者,王夫之却由治道的方面着眼,以为郑俗之“淫”,缘于“室家不足,莫能自乐”。既如此,也就不免“爱日而玩之”。欲善其俗,宜“丰其生”,“广生”方能“息民”,这样一来,“而又奚淫”?(《诗广传》卷一)这真的是一种特别的见识,对当今致力于改善风俗民情者,也应当有教益的吧。
近代以来,中州不再以民歌著称,“郑卫之风”像是消失在了历史深处,甚至“流风余韵”也荡然无存。即使没有陕北“信天游”那样的民歌,民间“猥亵”的文化却从未断流,比如在地方戏中,在其他民间形式中,只不过越来越远于知识人的书斋,雅俗分际也愈加清晰而已。
流经中原这片土地的每一道水,都有故事,且无不往复回环,曲折有致,只是有待讲述罢了。流经郑州大学校园的人工河边,有近年来所建关于春秋郑大夫子产的纪念物。我想这人物距今人太过遥远,不大可能唤起“思古之幽情”的吧。倒不如为《诗经》中的郑风立碑且正名,使游人知晓这一带竟还有过这样的男女,这样的歌吟。
据《大清一统志》,溱、洧二水汇合为双洎河后,“洧流独盛,溱水渐微,今涸”(卷一八六《开封一》)。不知会否有一天,能再见如当年那样的两道春水,由我家乡的土地上流过?
2011年9月
附一:《中国婚姻史》中关于春秋时代两性关系,录有大量的文献。杨筠如的论文引《礼记》所谓“聘则为妻,奔则为妾”,说事实是,春秋时代“男女可自由结合”“直接成婚”“奔即男女之自由结婚,废去一切聘逆之礼者”(《春秋时代之男女风纪》,原载1928年3月《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二卷十九期,收入李又宁、张玉法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第二辑,页22,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还说当时男女之防,并不如《礼记》所言“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等“种种严厉限制”,“妇女贞操问题尚未发生”(页23)。以诸种材料推测“似当时男女方面,并无严厉之防,每可任意淫乱;而家庭伦理,亦似毫未顾及”(页35);“男女两方面,皆极放任”(同上);“当时贵族方面男女风纪,可谓异常紊乱”,平民阶级当更有甚者(同上)。结论是:“观春秋时代男女风纪之紊乱,可知儒家所兢兢之礼防,实当日救时良药耳。岂惟此一端,凡一切礼制,皆当作如是观。”(页37—38)
附二:此篇完成后,读到明末大儒刘宗周的《论郑风》,录在下面。刘氏揣测孔子“何惓惓于郑声之恶”,说“恶似是而非者,恶郑声,恶其乱雅乐也”。所谓“似是而非”,即似得风人之旨,“温厚和平”,而实“荒淫”。还说,“《郑风》人情轻薄宴逸,多靡曼之思,使人听者浸淫而失所守……”(《读郑风》,《刘宗周全集》第三册下,页1181,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