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难割舍是小说
——审视杨绛的绝佳聚光灯
一 杨绛文心深处无所不在的小说影像
从对既有文献的初步考察中大略可以看出,对杨绛其人其作的研究至少在以下两个不无联系的方面——都与小说这一体式相关——尚有开拓余地。
一是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和小说译作的历史、格局或层次的整体把握和纵深透视,以及基于这种富于纵深感的把握的抽象、概括与提炼。饶有兴味的是,虽然杨绛涉猎过多种体裁并分别卓有斩获,但她对小说的关注度明显最高。这不仅表现在她尝试过长、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也不仅表现在她的小说处女作和散文处女作几乎同时面世,还特别表现在她对小说的研读用力最勤——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便主教英国小说, 表现在她的译作主要是小说译作,表现在她的文论的绝大多数都与小说有关,余下的也均能从中窥见小说的影像。
尽管如此,杨绛研究的弱项截至目前也恰与小说相关:一方面,从体裁对比的角度来看,学界对杨绛早期的戏剧(主要是喜剧)创作和中晚期的散文(主要是忆旧怀人散文)创作比对其中晚期的小说创作投入的力道明显要大,论述得也远为充分和彻底;另一方面,单就小说这一体裁而论,不仅有关杨绛小说的文本研究主要是以《洗澡》为主,对其他的中短篇小说相对触及较少,尤其缺少以其全部小说为对象的、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宏微观相结合的整体性观照。至于针对杨绛的小说译作所进行的学术研究,更是微乎其微、几近于无了。
二是对杨绛的文论(绝大多数是与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相关的研究和批评)和译论(主要针对的是小说的翻译)文字的系统归纳和整体解析,以及以这种全面、具体的爬梳为基础展开的对杨绛的文学(小说)写译理念和文学(小说)写译理论的深度探究。既往的杨绛研究更多地着眼于杨绛的具体作品,着眼于就事论事的文本分析,着眼于她的文学姿态、立场或心态的描摹,相对缺乏对杨绛的文学理念、美学追求以及所依奉的文艺理论的系统整理和提炼。
纯就小说这一体裁具体而言,不仅研究杨绛的小说翻译理念与理论的人寥寥可数,对她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的关注也基本暂付阙如,更谈不上将她的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同她的小说写译实践乃至她的整体写作状态与观念格局联系在一起系统地加以考察了。
一个例证是,学者白草曾写过一篇《杨绛的小说理论》, 可说是截至目前唯一的一篇全面探讨杨绛铢积寸累的小说研究成果的文章。然而,这篇堪称填补空白的文字在行文上却远不够严谨,缺乏必要的提炼——譬如,它大量地使用了杨绛文章中的原始表述和用语,却又并未严格地、公允地将其处理成直接引语。此外,这篇文章不但基本上没有联系杨绛本人的小说创作和小说译作实践来讨论杨绛的小说理论问题,尤其非常可惜地也并没有触及杨绛的文论删节稿《斐尔丁的小说理论》 的母稿——原刊发于《文学研究》季刊1957年第2期的《斐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不消说,这篇文章更没有涉及杨绛的小说翻译理论。
除了如上所指出的相对缺乏从作家的文学写译心理、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着眼的探索这一点之外,截至目前的杨绛研究也相对缺乏更为宏观的视角的观照。因之,比较缺乏统领性,缺乏深度感,也缺乏足够的新意和启悟。对此,有的论者颇有同感:“但总体上看,对杨绛创作的综合研究始终没有充分展开,缺少整体观照和全面梳理,大多是局部评论和研究。目前,只有孔庆茂的《杨绛评传》(华夏出版社,一九九八)和罗银胜的《杨绛传》(文化艺术出版社,二○○五),相对兼顾全面。” 当然,在此必须厘清的是,单就综合性或整体观而言,面向普通读者的传记作品同规范的文学批评与研究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原不可同日而语。
之所以要把这部杨绛研究论著的论说重心定位为从“小说”这个关键词或出发点切入,全面探究杨绛的小说写译理念与小说写译实践,主要就是为了拾遗补阙,以便对当前的杨绛研究有所推动和贡献。一如前文所简述过的,除了一两种传记(包括评传)和数量并不是很多的评论文章(包括若干篇博硕士论文)外,迄今尚没有一本全面论述杨绛的文学写译实践的学术著作,更没有专门针对她的文学写译心理、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所展开的深度研究。本书虽不敢以开风气之先妄称,但的确有将杨绛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一点企图。
这里所说的“拾遗补阙”至少有三层意思:一是对以前的杨绛研究的一些补充性推进;二是对以前暂付阙如的方面进行研究和探讨,如杨绛的译作和文论同其文学理念与写作实践的内在联系,等等;三是要力戒无原则地拔高所论作家历史地位的思维定势,努力探求杨绛在揭示“艺术与克服困难” 的秘奥的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态、状况和局限性,并进行有一定深度的、言之有物的评析和生发。
譬如,对于杨绛的小说文论篇什的探究,要有针对性地考察它们对杨绛的小说写作态度和行文习惯的影响;更进一步地说,要探讨它们与杨绛的小说写译心理、小说写译理念以及小说写译理论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
再譬如,与专业的翻译家傅雷、草婴乃至许渊冲把翻译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工作方式与立言手段大为不同的是,杨绛的译作很大程度上只是她所倾心的文学写作的一种变通形式或过渡手段。一俟气候适宜,她便会转向专门的写作。换句话说,无论外部情势有多恶劣,也无论一向讲究缄默图存的自己在做人的姿态上多么谨小慎微、如封似闭,杨绛都能做到一本初衷,坚持写作的“贼”心不改。说到“贼”字,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杨绛对于写作的贯彻始终的“惦记”或死心塌地让人由不得不印象深刻。这种对艺术、对写作的始终不渝当然堪称坚贞,也值得敬重,可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为文态度和文学理念在支撑着杨绛呢?这正是本书的关注重心之所在。
本书书名中的“走在小说边上”一语自然是化自杨绛亲自编定的钱锺书早年第一本作品(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题目, 也与杨绛晚年的幽思冥想录《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的标题不无渊源。刚到而立之年的钱锺书在“写在人生边上”这一语境中,把人生比作一本神奇的大书,自谦自己的文字结晶不过是这部大书边角空白处的小小眉批或零星点缀,故以之为名。而人生在杨绛的眼底,无需额外的转喻或引申,就是实打实的生活或生存本身:以接近百龄之身感慨自己的人生之旅行将走到边缘或尽头,进而究诘生、死、灵魂乃至上帝并反思人生价值。由于对小说的全情关注与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堪称杨绛精神层面上最重要也最具使命感的人生内容或追求,本书书名以“小说”置换“人生”可说顺理成章,并不突兀。总之, 虽然“走在小说边上”这一片语得自钱、杨二人文字的启发,不无修辞意味或人为痕迹,以之作为书名亦可能不免有讨巧之嫌,但它毕竟把本书的论说对象杨绛同小说之间那种既一见倾心又不免履薄临深、既念兹在兹又似乎若即若离、既有宏大愿心朝圣又好像老是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毕生的复杂纠结,做了最精准也最形象化的表达或提示。
若暂时撇开这一提示不论,那么,以“杨绛,走在小说边上”这一表述作为书名,无非是要突出“杨绛”与“小说”这两个主体性关键词及其动态关系,无非既是点明本书是要借小说这一视角来观照杨绛,包括她的艺术追求和人生追求,也是用以明确本书的研究旨趣和重心是小说,特别是杨绛的小说世界——包括她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乃至她所信奉的小说写译理念与理论,包括她与小说这一文体形式的种种瓜葛或渊源。
说到底,小说这一文学体式既是进入杨绛的人格世界和作品世界的一个重要基点,也是体察她整体的文学写译理念与理论的最为关键的介入角度之一。
二 以小说打量杨绛的具体方式与路径
本书的基本写作态度是,以杨绛这样一位虽不无争议但又绝对值得深入考察和研究的作家作为观照对象,以对该作家写作心理、为文态度和文学理念的细致剖析带动作品——主要是杨绛的小说作品和小说译作——的讨论来展开具体论证。或换言之,作品和作家本人两不偏废、相互印证,用杨绛的小说写译作品来验证她自己写译的姿态和方式、心理和理念,进而检讨她小说写译的成败得失和她作为一名小说家的甘苦与矛盾。
具体而言,本书将以文献钩稽、版本对比、历史研究、比较研究、理论研究、问卷调查研究等方法为基本手段,紧扣杨绛的学院派或学者型小说家兼小说译作家这一双重身份,在文本(小说写译文本与文论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对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展开细致探究,力避简单描摹作家生平或平铺直叙作品情节与故事内容。
譬如,要荡开来立体地观照作家兼译作家杨绛,要将她置于与国内外其他作家[如英国小说家奥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和译作家(如翻译家傅雷和董燕生)的对比之中来把握;要谈杨荫杭(1878—1945)、钱锺书等家人对杨绛的评价、影响和衬托(家族与家庭环境因素)——以钱锺书为例,他作为不世出的才子型学者兼作家,自是高才硕学、惊才绝艳、睥睨物表、妙绝时人,而作为他的另一半的杨绛在风格上则恰恰相反,是深耕细作、浅斟慢酌,是不以才炫、不以学耀;要深入剖析杨绛对萨克雷(William M. Thackeray,1811—1863)、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等欧美小说家和文论家的小说作品及文学理论与理念的解读(杨绛原本就是一名从事欧美文学特别是欧美小说研究的知名专家),等等。
再譬如,在本着杨绛自己的“艺术是克服困难” 这一理念对杨绛纠结和挣扎于“写作”与“写作的困难”这一两难境地的矛盾与复杂心态进行剖析与探究的过程中, 既要依托杨绛的知识修养与人文素养,联系她的学术与语文造诣,也要考虑她的高级知识分子身份与学者心态。
在本书有限的篇幅内,以上粗粗罗列的几个方面或视角当然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得以充分体现,但作为讨论杨绛其人其作的参照系或坐标轴,它们会时不时对笔者予以提醒,有助于整个论证的精简、集中和深化。
作为引论,本书第一章的主体内容是,以杨绛研究文献的梳理和解析为基石与脉络,以世人如何看待和评析杨绛其人其作为出发点与切入点,全面回顾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状况、个性特点与存在价值,进而自然而然地引入“小说”这一研究视点,并概略总结以作家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作为讨论重心的意义与必要性。
根据杨绛自己的一些零散叙述和追忆,小说写作一直是她的写作情(意)结或文学梦想的重心之所在:“我当初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 而杨绛的第一篇小说《路路》(现名《璐璐,不用愁!》)早在1934年即已写成,发表于1935年,与其首篇散文《收脚印》的发表(1933年)仅隔两年。“文革”以后,杨绛又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韧力和精神,写作并发表了其他一些中短篇小说(包括修改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两个短篇《小阳春》和《ROMANESQUE》)以及引起了较大反响的长篇小说《洗澡》。与此同时,杨绛在自己的文学研究主业上,也是以小说特别是欧美小说为主要考察对象,并陆续发表了不少有针对性的小说理论批评与研究文字。
因此,要探讨杨绛的文学写作历程和心路历程,总结她的文学写作经验和教训,首先和终极就必须落实到对其与小说相关的理念与理论的考察上来。而要考察杨绛的小说写作理念与理论,就不能不首先爬梳、整理和提炼杨绛长年累月积攒下来的小说研究文字。顺理成章,这便构成了本书第二章与第三章的主体内容。
同理,由于杨绛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的“一半是翻译” ,而她又曾结合自己的译作实践,陆续发表过一些颇具实用性或操作性的译论——其中的某些观点还曾引起过较大的争论,本书接下来将用第四章的全部篇幅,研讨杨绛以小说翻译为重心的文学翻译理论。
本书后续的第五章则将以前四章的铺垫为基础和骨架,理论联系实际地集中讨论杨绛的小说写作和小说译作。
所有这些方面的探讨,自然不会忽略杨绛自己的《关于小说》等文论结集。
虽然如前所述,杨绛毕生都有着强烈而旺盛的写作冲动、意愿乃至意志,但她从未把写作这件事看得很功利。一方面,她总是刻意强调自己并非学者—— 实际上是个如假包换的学者却又从不以学者自居,在在凸显了杨绛对自己的写作生涯和作者身份的更加看重 :“我不是学者,这一点我与钱先生和女儿钱瑗不同。钱先生是学者,女儿钱瑗再活下去也是学者,我不是学者。”
另一方面,她又总是不忘随时随地提醒大家(自然也包括她自己):“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在这一点上,杨绛其实很像比她年长七岁的另一位百岁作家巴金(1904—2005)——作为“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他和杨绛曾分别被冠以“文学先生”和“文学女士”称号。 的确,与杨绛的情形相仿佛,毕生勤奋笔耕的巴金也曾明确地一再否认自己是文学家或艺术家。譬如,1980年,巴金曾在日本举办的一次演讲会上强调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巴金和杨绛对文学家或作家身份的警惕或“排斥”无疑相当郑重其事。这一态度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谦虚、故弄玄虚或乃至不自信。那么,“作家”或“文学家”称号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无论是巴金还是杨绛都避之唯恐不及?更进一步地,为什么杨绛会特意强调“艺术是克服困难”,会明确认同“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的观点?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究竟何谓写作的“困难”,何谓“困难的克服”?这些话题将开启本书的最后一章——第六章。
本书的第六章作为尾论和综论,将从前几章分别以杨绛的小说写作、小说译作以及小说写译的理念与理论为主体内容所展开的个案性讨论,过渡到有关百龄作家杨绛其人其作的整体性省思与论说。从本书的初衷出发,本章无意对有着整整80年漫长写作经历的作家杨绛以浮泛评说和笼统锁定的方式盖棺论定;相反,将力图在开放的文学与历史视野下,还原作家杨绛文心的丰富与纠结,还原她在应对写作特别是小说写作的困难或限度的过程中,所体验的艰辛、困扰以及为之付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