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水来了
次日清晨,日出的金光倾泻在锡霍特山脉之上。托利亚急于找到更多渔鸮的痕迹,我也渴望能看到真正的渔鸮爪印——我只知道它们看起来像字母K。我和托利亚一起行动,谢尔盖和舒里克开着黑色的雅马哈向南,去废弃的村庄乌恩提。冰桥似乎比头一天又窄了一圈,但还是撑住了我们往下爬的重量。路上的时间并不长——托利亚带我去的支流在往上游只有一公里半的地方。我们把雪地摩托停在主河道的冰面上,穿着滑雪板迅速爬上流淌的支流旁积雪覆盖的河岸。水道大部分已化开:这是条浅溪,清澈的水冒着气泡涌过光滑的鹅卵石河床,其间点缀着一些大石头。像河岸一样,这些岩石上也覆盖着厚厚的雪帽,使它们看起来比实际尺寸大得多。
突然,托利亚停了下来。我们才刚出发走了不到两百米。
“新鲜的爪印!”他喘了口气,兴奋地朝上游伸出冰杖。
爪印很大,抵得上我的手掌,表明留下足迹的鸟一定体形庞大。右脚的印记像字母K,左脚印是它的镜像。普遍的看法是这种脚趾结构能帮渔鸮更牢固地抓住扭动的水生猎物,像鹗的脚趾一样。夜间的霜冻在厚厚的积雪上形成了一层硬壳,能撑得住渔鸮的体重,陷落的深度恰到好处,在闪闪发光的表面留下清晰的凹痕。这只渔鸮走得很镇定,大摇大摆,每个趾垫都清楚地显现出来,在雪地上耙出线条的两个后趾,就像尘土飞扬的竞技场中牛仔靴子上的马刺。在一整片的钻石晶光中,爪印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爪印很美,我几乎感到自己就像个偷窥者:渔鸮在黑夜中隐秘地来到此处,但雪地留下了它的踪迹,供我欣赏赞叹。
托利亚欣喜若狂,面带笑容,趁着发现的完美证据还没消失,拿着相机拍个不停。他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爪印。很快,也许不到一个小时,爪印就会在阳光下变软,细节就会消退。
渔鸮通常是独自捕猎的。一对渔鸮会在彼此附近捕猎,但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有不同的偏好。一只渔鸮可能更喜欢河中的某个弯道,而另一只可能更喜欢某个浅滩。当雌鸮在巢中孵卵或给雏鸟保暖的时候,雄鸮会为自己和伴侣捕猎,尽可能多地给伴侣带回新鲜的鱼或青蛙。
我们沿着爪印往上游走,看到渔鸮在水旁停留检视的痕迹,它当时可能是在等鱼,然后肯定涉水进了浅滩。一旦进入水中,所有证据就消失了。我们继续向上游走了大约一公里,但没再看到爪印,又沿着一条较小的支流回到萨马尔加,比我们停雪地摩托的位置更靠近上游。
刚到支流才走了几米,就看到了巨大的足印,步伐徐徐不急地通向上游。足印穿过一条滑雪板小道,爬上岸边,继续进了森林。这是老虎的足印。
“我昨天晚上来过这儿,”托利亚悄声说,滑雪板的痕迹是他留下的,“昨晚还没有这些老虎足印。”
我暗自琢磨,这可真是个迷人的地方,人类、东北虎(西伯利亚虎)和毛腿渔鸮在几个小时内擦肩而过。我并不害怕老虎,我在它们的栖息地已经工作多年,并且相信只要人类尊重老虎,它们并不会伤害人类。或者说,作为大型食肉动物,它们的威胁性相当小。“西伯利亚虎”这个称呼其实很不恰当——西伯利亚没有老虎。相比之下,由于这些动物生活在西伯利亚以东的阿穆尔河
流域,因此“阿穆尔虎”这个名字更为准确。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回到了沃斯涅塞诺夫卡,切佩列夫正在外面劈柴,穿着那条眼熟的秋裤、靴子和一件薄羊毛衫。他停下手里的活儿,问我们收获如何。托利亚自豪地描述了渔鸮的爪印,详细讲了鸟在河道上留下的步态,伸出手掌,张开拇指,解说自己拍的照片是如何构图的。切佩列夫礼貌地听着,但显然没什么兴致。然后托利亚提到了老虎的足迹。
“也绝对是新留下的,”托利亚拉长声调说道,“要是昨天的,我肯定会看见。”
切佩列夫放下了手中的斧头。
“该死的老虎。”他嘟囔着走进屋,把木柴、托利亚和渔鸮都抛到了脑后。
片刻之后他又出现了,仍然穿着秋裤和靴子,但加了外套和皮帽,拎着一支步枪。他跳上一台锈迹斑斑的旧拖拉机,发动引擎,充满厌恶地盯着森林的边缘。俄罗斯远东地区有些人认为老虎是四处游荡的饕餮之徒,胃口贪得无厌,会将鹿和野猪吃得一干二净。对于一些完全依赖森林生存的猎人来说,老虎是巨大的威胁,见必杀之。最近的科学数据表明,东北虎通常每周只猎杀一只动物,而且由于它们的栖息密度非常低(每只虎要占据四百到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的巨大家域),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不会对鹿或野猪的种群造成什么影响。现实情况是,人类的过度捕猎和对栖息地的破坏是导致有蹄类动物数量下降真正的罪魁祸首。但老虎很容易就成了替罪羊,无论一个论点在统计上如何站得住脚,都很难改变艰难过活的人们的顽固思想。
切佩列夫开着拖拉机,沿着压实的轮胎印朝着北边的森林前进,他眯起眼睛,从帽子的皮毛下向外眺望,扫视着地平线。他一只手抓着猛烈晃动的拖拉机的方向盘,另一只手抓着步枪。这景象真像英属印度时代的老虎狩猎:皇室成员骑在大象背上,追寻着隐秘的、长着条纹的猎物。只不过在这儿,是个古怪的俄罗斯人穿着秋裤,跨坐在轰鸣的拖拉机上。切佩列夫的钢铁大象并不是他自认为的移动堡垒,在20世纪俄罗斯仅有的几次老虎袭击人类的记录中,有一只轻而易举就把一个农民从拖拉机上拽下来咬死了。
大约一小时后,切佩列夫回到了沃斯涅塞诺夫卡,仍然很生气。他看到了足印,判定那天早上老虎已经向北去了,超出了拖拉机能开到的范围。我并不担心他真的会找到老虎,这里的老虎都知道避开人,一般只有在受到惊吓时才会被抓到。切佩列夫开着旧拖拉机上下颠簸,老虎很容易就能听到声音逃跑。幸运的话,这只老虎完全能够避开人类,但河边虚弱的猎物却有着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会让它越来越接近阿格祖那些冷酷的敌手。如果被安静步行的猎人看到,可能就是致命的相遇。因此,萨马尔加河域的老虎一般都活不长。
天色渐暗,托利亚和我仍然为渔鸮的爪印兴奋不已。我们重新套上滑雪板,慢慢向上游滑行,希望能听到渔鸮的叫声,来确定这片领域上有一只还是一对。黄昏时分,我们离支流只有几百米,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从树上飞了下来。尽管光线微弱,但在支流河口对面悬崖附近的河冰上,那身形清晰可见。我以前见过其他猫头鹰的影子,所以立刻就知道这是猫头鹰,只是它比我见过的其他任何种类的猫头鹰都大得多。是只渔鸮。我发觉自己屏住了呼吸,好像被这个事实淹没了。那只渔鸮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它伸展翅膀,以下降的角度在水面飞行,然后消失在前一晚捕猎的支流上游。托利亚和我对视一眼,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只看到个侧影,感觉却像打了场胜仗。从渔鸮惊飞的位置判断,它可能一直在盯着我们。我们不想继续打扰它,便不再往前走,稍微等了一会儿,想听听有没有叫声,却一无所获。我们往下游滑回沃斯涅塞诺夫卡,很快谢尔盖和舒里克也到了,同样凯旋。他们在乌恩提附近听到了渔鸮的二重唱。托利亚和我看到的那只鸟和发出叫声的一对渔鸮所在的乌恩提区域大约相距四公里——对于猫头鹰来说飞行距离不算太远。但考虑到两队的调查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因此我们推测遇到的是两个不同领域的渔鸮,沃斯涅塞诺夫卡就是它们的边界线。
切佩列夫仍然很烦躁,一直到吃晚饭的时候还这样。他或许已经厌倦了我们;对于习惯孤独的人来说,和四个陌生人一起待三天挺不容易的。第二瓶伏特加见底时,他开始抱怨莫斯科的“同性恋犹太阴谋”,通过文化和社会颠覆,慢慢地、几乎在不知不觉间用西方价值观侵蚀了俄罗斯价值观。我终于开始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冷若冰霜。他的偏执让我想起了安东尼·伯吉斯的小说《发条橙》,书中的后现代西方既腐败又暴力,意识形态和语言都受了苏联的影响(伯吉斯虚构的语言“ Nadsat ”就是在英语中混入俄语单词)。但事实却恰恰相反,苏联在全球的影响力减弱了,英语单词却在俄语语汇中生了根,西方理想也渗透到俄罗斯文化中。一些人,比如切佩列夫,对此感到震惊和痛苦。
舒里克换了个话题,问切佩列夫想不想和别人共享这个美好的地方。也许,一个女人?
“有个女的和我一起在这儿住了几个月,”切佩列夫想起这么回事,摇了摇头,“但我把她赶走了。她洗桑拿用的水太多了。”
我感到好笑,用马鹿阴茎壮阳的人居然不愿意有人陪着。我还看到谢尔盖的眼光投向窗外,仿佛在目测从桑拿房到萨马尔加河边那短短几米的距离,萨马尔加河是滨海边疆区北部最大的淡水来源。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切佩列夫又接着抱怨。
“洗个桑拿要那么多水干吗?反正也只有三个重要部位需要偶尔冲冲。”他比画着如何迅速地清洗下体和两个腋窝。“再多洗都是虚荣,就这么简单。所以有船来的时候,我就把她打发走,去了海岸。”
切佩列夫抱怨完俄罗斯男人的衰弱,数落完女人的虚荣之后,又开始发泄对当地事务的不满。他气的是我们到现在才来萨马尔加搞濒危物种调查。他知道我们的目标是找渔鸮,保护它们免遭人类砍伐作业的干扰,还说见过其他目标类似的生物学家团队,有些来数鲑鱼,有些来找老虎。
“五年前你们干啥去了?”他喘着粗气,用巴掌使劲拍着桌子,剩下不多的伏特加在玻璃瓶里直晃荡。“去年你们干啥去了?萨马尔加最需要你们的时候呢?砍树的已经来了。现在说啥都晚了。”
另一个房间里传来渔鸮的叫声。托利亚把他的摄像机连到了电视上,正在看调查早期在一个渔鸮巢中拍的视频,是在我来阿格祖加入团队之前拍的。切佩列夫也过去找他。我们都跟了过去,都穿着秋裤,光着膀子,一声不响地坐在地板上,盯着小屏幕上那个颗粒粗糙、呼呼直叫的影子。这个晚上已经接近我们在萨马尔加河畔最后的时光了。
第二天,谢尔盖和舒里克想看看我们昨天发现的渔鸮爪印,所以朝上游走,托利亚和我则向南去搜查网状的河汊,寻找谢尔盖和舒里克前一晚在乌恩提听到的那对渔鸮的踪迹。所有人都一无所获。返程接近沃斯涅塞诺夫卡时,我们看到了停在两架雪橇旁的黑色雅马哈摩托。托利亚停下雪地摩托,我俩下了车,但很快又停下脚步,盯着几个小时前冰桥所在的位置,现在已经空空如也。有那么一瞬间,我怀疑谢尔盖和舒里克是不是也跟冰桥一起被冲走了,但这时舒里克从木屋里走了出来,比划着,示意我们沿着他们的脚印向左走大约一百米,绕过护城河再上岸。我们从桑拿房附近爬了上来,沿着旁边的小道回到木屋。
一进门,就看到谢尔盖和舒里克也正因为冰桥的消失惊讶。舒里克虽然一笑置之,眼中却闪现出担忧之色。他跟我们说,他和谢尔盖在林子里看见很多有蹄类动物,甚至还跟一只马鹿和一只狍子合了影——这些动物都筋疲力尽,根本没力气在深雪中逃跑。在往下游返回沃斯涅塞诺夫卡的路上,冰层就在他们的雪地摩托后面破裂,滑进了萨马尔加河。
“我真挺吃惊你们居然还待在这儿。”切佩列夫说。他坐在柴炉旁,捧着一杯温暖的红茶。“是我的话,两天前就走了。到了这会儿,可能都走不了了。”
消失的冰桥更突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切佩列夫来说,我们已经待得太久了,对于冬天来说也是如此。我们几乎是立即开始收拾东西,打算天一擦亮就开拔返回海岸,已经不确定下游冰层的厚度还能不能支撑沉重的雪地摩托和雪橇。我们问了切佩列夫缺少哪些用品,尽可能地用自己的储备给他补充了物资。除了睡袋和垫子之外,我们把所有东西都拿下去装到雪橇上。由于需要顺着护城河绕行,这回用了四倍的时间才完成任务。最后,托利亚和舒里克就站在雪橇旁,谢尔盖和我把能抛的东西都从护城河上抛过去,让他们打包。我们唯一的重要目标就是回到萨马尔加村,绝不能冒险在换季时节被困在河上。只有安全抵达海岸之后,才能考虑恢复渔鸮的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