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蔑视恶法1

我认为我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一种我没有代表权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

——纳尔逊·曼德拉

一、和平的“蔑视”

1950年年底，曼德拉当选“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下一步如何贯彻他们的非暴力抵抗——“行动纲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者前往德班时，热情而富于纪律性，于是他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认为这种抵抗应是“典型的南非式的形式，应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俩回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消极抵抗”的例子。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成袋的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当政府干预时，成千上万的人宁可选择坐牢也不交罚款。整村整村的黑人妇女被投入监狱，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失败了。在这次活动涌现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工作队。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警察和白人对示威人群采用暴力手法，抗议活动仍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促成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实际并没有被废除）。

西苏鲁认为此时应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当时多么害怕非洲人可能会被其他种族控制。曼德拉回想起“五·一”节的游行示威，当时“人民”支持他反对的某些东西，渐渐地他让步了，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之后，表示愿与其他种族合作。对于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开始懂得，非洲人“自己干”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激烈地讨论：他们知道“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约束天天遭受暴力的人民，使他们不会走向暴力反抗之路呢？他们认为，关键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提出以下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其建国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告诉政府，除非将极为不公正的六项法律取消，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极为赞成这些建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谢并高喊“我的祖国！”群众回应“非洲！”代表们站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国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哪一个种族，而是针对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人士总是处于被统治、遭受苦难的地位”；非洲人在为改变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还给所有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很谨慎地表明不会使用暴力。

在南非，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和工会，撤消了批评政府者的护照；并打算取消“有色人种”在选举方面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战士、圣雄甘地的养子马尼拉尔住在纳塔尔，他对非洲人能否坚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遵纪守法的黑人同歹徒之间，以及黑人各部族间发生了骚乱，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这似乎为马尼拉尔的担心找到了证据。

政府不遗余力镇压这场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多的志愿者吗？他能领导这些志愿者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非暴力斗争吗？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切利亚1952年作了他的副手。毛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是与圣雄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拜访居民，向人们解释自己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任务是激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起出访。和平常一样，在小镇子里或专为白人建的村子里，黑人总是遇到麻烦。唯一可坐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住的旅馆或供他们使用的出租车，黑人居住的镇上也没人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到目的地，去敲看起来比较可靠的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有时被一些谨慎胆小的人断然拒之门外。

莫罗卡博士实际上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繁忙的业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担任重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长期以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政府毫不理解非国大的合理要求，反而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力度，致使如今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非国大将于4月6日组织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来的答复干巴巴的毫无诚意。总理指责西苏鲁不与土著事务部部长交涉，并对他能否代表非国大表示怀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相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差别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天生的”，政府不打算取消那些法律，不管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具有压迫性，都不能算作卑鄙，他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的那样一意孤行的话，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恰当地处置那些策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未把土著事务部看为“正规渠道”。他们还说，目前问题所在，不是一个“生物”问题，而是“公民权利”问题。“在种族尊严方面，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为争取在自己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别无选择，只有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我们想强调声明：我们打算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如果发生什么骚乱的话，决不会是我们制造的。

4月6日，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在各中心地区集会：在东开普，数万群众集会祈祷自由；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对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全身心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早日结束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他呼吁万名志愿者站出来蔑视法律。

曼德拉和卡切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招募志愿者。在服装工人礼堂，曼德拉面对约200名非洲人、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他指出：当局一定会试图吓唬群众，而且对第一批志愿者会特别毒辣。不论政府怎样进行挑衅，志愿者都绝不能报复。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志愿者不可以吵架或是酗酒；每个志愿者都要昂首挺胸，态度威严，高度警惕并保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回忆说，曼德拉很快同志愿者们亲密起来，他自己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愤怒。

曼德拉抵达开普敦后，一个早已习惯于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白人，这样描绘他的感受：“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望着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位仪态庄严的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不仅黑人，就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都转过身去仰慕地看着他。”

在德班的“志愿者日”那天，曼德拉面对数以万计的人发表演说。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在誓约上签了名。他的声明对自己亦意味深长：“我们可以说，南非非欧洲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纳塔尔省主席是卢图利大酋长，他不久前才担任非国大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一切都让人深切地感到，历史的篇章将在这里谱写。每当一位志愿者勇敢地站出来时，大家都要唱自由之歌；能与非洲人一起唱那些歌，印度人特别感动。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动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列了一张500人的名单，如果名单上的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即算犯法。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向集会群众演讲以示对政府的蔑视，但他们马上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周年纪念日，“蔑视运动”开始了。严冬的早晨，一群群情绪高涨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他们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走到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我的祖国——非洲！”他们欢呼着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样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警察正等着他们。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他们就要穿过一座“只准欧洲人使用”的桥梁，这很令他们开心。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监禁，其余的人15天。

在750英里之外的德兰士瓦，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与西苏鲁带领52名“蔑视运动”成员进入一块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捕了。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时已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才行。曼德拉本打算逃避逮捕，以便继续组织活动，但发现自己已被警察包围，这些警察逮捕了所有参加集会的志愿者。他们高唱着自己的国歌，登上囚车。

那是曼德拉的第一次监狱经历，他后来描绘说：

“他们把我们塞进操场，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用力推了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摔下好几级台阶，跌断踝骨了。我提出抗议，一个年轻的警卫便像牛仔似的踢了我一脚，我们都异常愤怒，我开始组织示威，要他们关心那个受伤的人，给他进行治疗。他们敷衍了事地回答，让我们明天再提这种要求。于是，那个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翻滚着痛苦地呻吟。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运动”已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主义法律。老一代“蔑视运动”参加者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时光，那时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面对白人当局时抱的是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期望，精神上更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一大特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抢走了他，他们抢走了他，他们就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沃尔特·西苏鲁为在7月间参与“蔑视运动”的1500人进行了辩护，当他被带到法庭上时，他说：“只要我的人民还信任我，只要我身上还有哪怕一丁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将为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全南非人的自由而勇敢、坚决地战斗。”和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在牢房里待上一周也不愿交罚金。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突击搜查居民房屋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切利亚以及另外30人，指控他们犯了煽动共产主义罪。案件虽被延期审理，但这次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激情。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大牢。

与此同时，卢图利大酋长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国大，要么放弃祖鲁族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是在非国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4个月之后，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只有继续加大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非洲人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那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据称是因为他们偷了一罐油漆并且拒捕。接下来的混战中，这名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是愤怒的人群，他们开始攻击火车站，暴乱发生了。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没有警察）死于非命，27人受伤。

西苏鲁火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非国大谴责了这种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的反应是更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更加强硬。在开普全省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组织的抗议罢工之后，白人雇主们解雇了上千名工人。金伯利和东伦敦发生骚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受伤的人更多。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的面就动手打。一位跑来救护伤员的修女和一名保险业务员都被打死。

非国大一再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遭到政府拒绝。政府还指责“蔑视运动”引发了动乱。这一举动更使人们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政府奸细蓄意所为，用以制造借口来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者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把抵抗运动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蔑视运动”仍在进行。10月间被捕总人数达2354人。志愿者良好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国外各界好评。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状况，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来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文明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白人也参加“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他们也难逃牢狱之灾。

由于政府对52名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了终身禁令，“蔑视运动”中止了。10000名志愿者中有8577人对此做出反应，采取了行动。但是一条法律也没被废除，相反，政府事实上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的范围。非国大承认在组织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而且没有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始谈论政治，非国大估计其会员数从7000人猛增至10万人。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接受审判。政府试图附带指控“蔑视运动”的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征兆。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表达欢乐及忧伤的典型方式。随后的判决有力地推翻了政府的舆论宣传：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名，他与“人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政府官员们曾构思了一系列罪名，从“公开违法”到类似“叛国罪”；然而法官承认：曼德拉等领导人不停地劝说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式，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法官判他们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重犯。

曼德拉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J·B·马克斯。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期望极高。他的朋友坦博发现，他并不是野心勃勃地只想做官，而是忠实地为他人服务，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他天生具有群众领袖的气度，很自然地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他称赞了那些为“蔑视运动”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饭碗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不能再从事所擅长专业的人们。“蔑视运动”已经教会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手段。他激励了人民，人民觉醒了，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良民’走向勇于战斗、永不妥协、团结一心的集体”。

后来曼德拉指出，这次“蔑视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产生（一个激进的白人组织），还促成自由人士组建起一个有各种族人员参加的自由党。至于这次运动对政府的影响，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对班图斯坦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鼓吹“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个骗局，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已经承认了这场运动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做了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来做教师，后来当了17年酋长，常与人民接近。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那里，35000千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教化的地区时，警察对他宣布了禁令。

曼德拉也受到相似的禁令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及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享受相似“待遇”。

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单个人宣布禁令，这是南非政府独一无二的镇压手段。开始时只颁布了一两页限制条款，后来的禁令增加到8至10页。不需要任何指控，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把禁令加在你头上。违反这些禁令将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政府禁止曼德拉在6个月之内参加任何集会，也不许他离开约翰内斯堡。他说：“之所以要对我宣布禁令，这并不是法庭审判后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出于一种偏见，或者很可能是根据政府幕后进行的‘星议院’程序。”

政府另外还颁布了几项严厉的法律：对于任何人“通过抗议或支持某种运动而违法”的行为，将判处其3年监禁或300英镑罚金或10鞭子，或者同时判处其中两项。对于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违法或进行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2年监禁。

“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措施创造了一种新环境……我们必须分析面对的危验，制订计划消除这些危险并设计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力量，以再次进行出击。”

政府可以使曼德拉在公众面前寂然无声，但是就像大多同样遭受禁令限制的人们那样，他仍然在幕后继续发挥着作用。

曼德拉1953年9月21日为德兰士瓦的非国大会议准备了主席发言。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曼德拉当选为德兰士瓦非国大主席，之后不久，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这篇文章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这份题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文献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以来，年复一年，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在省内和全国的集会上，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工厂，在农庄，在城市，在乡村，在贫民区，在学校，在监狱里，一直在谈论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可耻行径。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加强对人民一贫如洗的境况，低廉的工资，土地的严重短缺，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的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而言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完全是付诸东流了，毫无结果。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会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的代表所应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仅仅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学生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人的各种族的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撵下了讲台，医生、律师和商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步。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它是一种组织群众进行政治行动的有效方式；是向反动的政府政策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情的强有力的方式。它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最具有威胁的运动。它唤醒和激励人们从被压迫的、应声虫似的奴颜婢膝的结合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只有战斗精神的、毫不妥协的、情同手足的战斗集体。整个国家将变成局部战斗区域的并存，在这些地区，解放力量将与那些反抗力量、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数以千计的同胞汇集在它周围。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自由的力量在所有前线大踏步向前。在这种背景下，当这场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于去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了我们的最后一次年度省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会议是对从战场上返回的那些人的欢迎与接纳；同时亦是跟那些依然要行动的人的话别。蔑视和行动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议。

“今天，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聚在一起。到去年7月末，蔑视运动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要么它将不得不被政府镇压下去，要么它必须提出自己的政策以管理国家。

“政府发动了反动的攻击，向我们展开进攻。在去年6月至今年8月1日，共有47位来自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金伯利大会的领导人被逮捕、审讯和判决有罪，因为他们发起了蔑视运动。在他们发誓不再参与蔑视不公平的法律的运动后，被处以从3个月到2年不等时间的缓刑。去年8月，禁止10个非洲人以上的集会以及任何号召非洲人进行蔑视运动的人将触犯法律的声明发布了。违反这项法规的，将被处以3年徒刑或者300英镑罚款。今年3月，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公共安全法案，该法案赋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创造条件，使之能使用最野蛮的最粗暴的方法镇压我们的运动。几乎在同时，刑法修正案通过，该修正案规定对犯有蔑视罪的人将处以重刑。同时该修正案条款还确定可以对蔑视者，甚至包括女人在内实施鞭笞。正是在该法案下，阿瑟·曼特拉拉（在抵抗运动中，他是中央支队的当地领导人）被判有罪，处以12个月的劳动苦役并被维拉·诺拉的地方保安官鞭笞8下。政府也扩大了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适用范围。你们将记住在去年5月，政府命令摩西·科塔尼、约瑟夫·达杜、J·B·马克斯、大卫·波培普和约翰逊从非国大和其他组织中辞职，他们也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由于这些法令的结果，摩西·科塔尼、J·B·马克斯和大卫·波培普没能参加我们的最后一次省级会议。去年12月，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和我也被禁止参加集会并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达6个月。今年早些时候，主席卢图利酋长在长达12个月内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也禁止参观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以及其他中心，其间他正在进行全国周游，那是他以巨大的精力和奉献来实施的。在主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前几天，南非印度大会主席，G·M·莱科尔博士也遭到了相同的禁令。许多其他的来自非洲人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等机构的工人积极分子也遭限制人身自由。

“大会意识到这些措施，成了一种新的局势。而这在1952年6月，这场运动发起时，尚未出现，蔑视运动的波澜必须退缩，我们被迫停止运动，斟酌新的情势。我们不得不分析我们面临的危险，制订计划以便克服它们，发展新的政治斗争计划，政治运动必须与现实和当时的主要条件相吻合。脱离了客观条件的长篇大论，摇晃拳头，拍桌子，措词严厉的决议都不会产生大规模行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给我们的组织、我们所进行的斗争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认识到群众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准备适应新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必须为下一次更有力的打击敌人而养精蓄锐。不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盲目前进，那无异于自杀，是愚蠢的。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条件已经截然不同了，蔑视运动与它的激情、冒险精神也早已逝去了。通过公开的群众集会、新闻声明和传单号召人们行动的方法来组织大规模的行动，这种古老的方法将变得十分危险和困难而不能有效使用。权力机关不会轻易地允许召开非国大赞助的集会，很少有报纸愿意公开发表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声明。同时，这里也几乎没有一个印刷厂，将同意印刷号召工人们采取行动的传单，因为他们害怕遭受镇压共产主义法案及类似手段的迫害。这些变化要求新的政治斗争方法随之改变，他将使我们合理地在高于蔑视运动的水平上采取行动。政府由于不可逆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涌现所敲响的警钟，正倾其全力将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从机构中清除出来，以粉碎我们的运动。根据斯沃特1953年9月8日在立法会的陈述，共有33位工会官员和89位其他人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而遭受禁令。这还不包括在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名义下点名和上了黑名单的永不屈服的自由斗士的队伍，以及那些以动乱集会法案的名义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其间，人民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是很差了，现在正日趋恶化，已让人无法忍受。人民的购买力水平急速下降而生活费用直线上升。面包现在比两个月前昂贵得多，牛奶、肉、蔬菜的价格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人们是如此贫困以致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的家人。他们没有钱购买足够的衣着，住不起房，付不起医疗费。当他们失业、生病残废时，便失去了享有安全保障的权利，发给他们的救济金是如此之少，远远不能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受到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和婴儿高死亡率这类病魔的侵袭。最近的政府预算提出增加欧洲人的物价上涨补贴；然而对人口中最贫困的、受打击最大的非洲人却只字不提。已经造成了国家目前异常紧张局势的政府的疯狂政策无疑已经吓跑了南非的外资；国家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迫使大量的工业和商业企业歇业，削减职员，失业率每一天都在上升。农庄劳动者像在火坑里一样。你也许会回想起1948年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一名《保护人》的记者对农庄的半奴隶似的条件所做的调查与披露，以及去年的《鼓》杂志，今年4月的《前进》杂志所刊载的相同内容。你可以想象一下人们穿着只给头和手留出洞的麻袋，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在寒冷的夜晚躺在水泥地上，只能用他们的麻袋裹着瑟瑟发抖的身体来御寒，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生存？你可以回想起，他们在早上4点就被赶起来，带到土地上工作，并有工头监督，鞭打那些直起腰来的人和由于饥饿和精疲力尽而感到虚弱想停工的人。你也可以回想起人们从清早就开始沉重的劳作直到日落，其间，吃的只是摆在铺于地面的麻袋上的玉米面，用他们自己的脏手抓着吃。人如果病了，那也绝对得不到治疗。你也可以回想起一个农民反抗的故事，他由于从树上用他的脚勾一个劳工而被判有罪，被鞭打致死，在他要水的时候，向他的嘴里倾倒的却是滚烫的开水。这些事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销声匿迹了，但今天在南非却依然盛行。没有人会否认这些对非国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有责任去寻找有效的药方来根治这些可憎的病魔。

“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了‘土著劳工（争端调解）法’和‘班图教育法’。谈到劳工法，劳工部长本·斯科曼公开宣称这项邪恶的手段之目的就是要将非洲人的工会置于死地。通过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他剥夺了非洲人可资利用的提高他们地位的一件武器。这项措施之目的就是摧毁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并为他们的工作条件之改善而斗争的非洲人工会，而酬谢在政府控制下的中央劳工会，该会将被用于压抑非洲工人的合法渴求。土著事务部长维沃尔德在解释‘班图教育法’的目标时，他也十分明白其真实意图。根据他的说法，该法的目的是教育我们的孩子：非洲人劣于欧洲人。非洲人教育将从那些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的人的手中被夺走。当这项法案成为法律时，那时将不再是父母而是土著事务部来决定一个非洲孩子是否要接受更高的或其他教育。很可能那些批评政府、反抗其政策的孩子们将被教的只是如何从矿里搬石头，如何在巴谷尔的农庄里挖马铃薯。高等教育很可能只是那些具有与统治者合作的家庭的孩子们的特权。非国大对这些法案的态度一贯是清楚的，绝非模棱两可。非国大毫无保留地完全反对这些法案，最后一次省级大会强烈地谴责被提交的劳工法案是一项旨在剥夺非洲工人的自由、工会主义者所享有的全面权利并且破坏和摧毁既存的非洲工会的措施。大会进一步号召非洲工人抵制和蔑视这项旨在进一步剥削非洲工人的邪恶计划的实施。即便是有限度地接受这种性质的措施也将是对劳动大众的背叛。当每一个正直的大会成员为维护非洲人工会的资格而毫无保留地战斗时，当认识到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的原则时，我们宣布在‘全球人权宣言’中所阐述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是我们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原则；这种教育应是致力于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它应该促进民族、种族与宗教团体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友谊，应该加强联合国为维持和平而采取的运动，父母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应接受的教育种类。

“所有这些法律的累积效果就是要加强人为衰落的白人至上政策，并使之永存。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一贯明确，他们说：‘让我们用枪和警棍打倒他们，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必须准备着将整个国家拖入血海，只要这儿有一线希望来维持白人至上政策。’

“但是，白人至上的思想内容没有一点是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建立在欧洲人比亚洲人高贵的观念基础之上的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帝国主义已经土崩瓦解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已被狂风骤雨的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在非洲，大约有1.9亿非洲人而只有400万欧洲人。整个大陆正躁动着不满，并且在加纳、尼日利亚、突尼斯、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亚以及南非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爆发了，在自由力量和反自由力量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我则毫不怀疑当那一天来到时，正义将占上风。

“加强压迫、扩大禁令的使用范围旨在限制每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自由并阻止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依靠严厉而邪恶的法律使压迫者过上太平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的种族政策刺痛了所有有恻隐之心的人的自尊，并将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慨。被压迫人民的感觉从没如此痛苦过。假如统治阶层企图依靠这种不人道的措施来维持其地位，那么自由力量与反自由力量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人民的悲惨处境迫使他们誓死反抗统治我们国家的暴徒所制定的臭名昭著的政策。

“尽管有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现在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行动起来已成了今天的时髦语言。工人和非国大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这种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政治组织不能赢得工人的支持，那么它事实上就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它没有进行战斗的基础。工会领导人同时也是非国大各省和地方分支机构的重要领导人。在过去，我们谈论的是非洲人、印度人、混血人种的斗争。虽然有少数人确实提出过所有被压迫组织的联合问题，但各种非欧洲人的组织总是自行其事，不相往来；进行协调和联合的努力仿佛是无奈的哭嚎；看起来，被压迫人民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抗击共同敌人的日子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今天，我们谈论的是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是通过他们各自独立的机构来实施的，但他听从一个中央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眼前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些胜利，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我们的力量以开始新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征询了非国大全国行动委员会后，制订了一个被誉为‘M—计划’的行动方案，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它高度重视。指示已经下达给所有的省，要毫不迟疑地实旋‘M’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原则在于认识到依靠过去的公众大会和印发文告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斗争已不再适应形势。计划的目的是：

（1）强化大会运行机制。

（2）要使有关全国事务的重要决议能传达到机构的每一个成员而无须召开公众大会、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声明，或印发传单。

（3）拓展和加强大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巩固大会的领导权。

“该计划不仅在德兰士瓦，而且在其他省及许多分支机构广泛实施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分别于1953年6月28日，8月23、30日，9月6日召开的索菲亚顿、吉尔米斯顿、克里普顿、百罗尼等地的地区性大会是该计划有效的强有力的证明，而全国执行委员会一定会因此而受嘉奖。我请求大会所有成员加倍努力，真诚而又有效地在实施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在每一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宣传动员，以招募新成员和加强我们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尚需仰仗各位努力完成。从现在开始，大会成员的行动不再局限于演讲和决议。他们的行动一定能在与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接触时得以显现，这将使他们能够与劳动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接触。你们必须保护你们的工会成员。假如你们被禁止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必须在工厂的机器旁，在火车、汽车上（当你们回家时），在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地方、工会运动的每一分支机构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永不屈服。

“你们必须保护非洲父母选择他们的孩子应该接受哪种教育的权利。教育孩子们，非洲成员没有哪一点劣于欧洲人。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社区学校，以便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教育，如果建立这样可供选择的学校不可能或者很危险，那么你们再一次将每个家庭、每一座房舍或每一栋建筑都变成孩子们学习的中心。绝不要向维沃尔德的毫无人性的野蛮的理论屈服。

“作出蔑视不公平法律的决定使非国大发展了自身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要求加入非国大的请求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由于地方机构没加以很好的控制和监督，招收新成员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对申请者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没加以认真的审查。由于这个问题，许多的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分裂主义者、颠覆分子、代理煽动分子、告密者，甚至警察都渗透入非国大的行列。人们只需回想一下，在对莫罗卡博士及其他19人的约翰内斯堡审判中，一名事实上在全国总部工作的非国大成员结果被证明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侦探。记住伯兰克潘案件中的勒伯罗，他接受了指示对我们进行秘密监视，通过伪造清算人，德·威利斯·罗武签名的信件，混进了该地分支机构。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审判期间，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件发生。虽然有些异己分子已经被发现，但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在非国大这儿依然有很多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破坏分子、煽动分子、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表面上伪装得很进步，其实他们是我们组织的最危险的敌人。外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不能仅凭看他们的外表或者聆听他们的演讲来区分他们。人民的真正朋友是可以通过他们自愿而有组织纪律性的态度加以识别的，他们团结在组织周围，当保存组织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重大选择时，他们会勇于牺牲。同理，敌人和可疑分子可以通过他们一贯试图拆散组织的努力加以确认。因为他们通常要靠制造派系摩擦，混淆视听，侵蚀组织，甚至反对使组织充满活力的行动计划以置组织于死地。这些可疑分子通过拍马屁、贿赂、腐蚀等手段，赢得意志薄弱者和政治上的后进分子的支持，将他们从非国大分离出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现在非国大中出现的这些因素对斗争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组织的政治行动能力由于受到这些破坏性，分裂性因素的侵蚀已经大大削弱了。在南非，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革命正在酝酿；这是全国占压倒性多数的人的内心最深的渴望、决定和追求，他们要永远摧毁压迫他们，使他们成为奴隶和仆人的枷锁。推翻压迫是人性所认可的，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最高渴望。假如在我们组织中的某些分子试图阻止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那么他们置其自身于组织之外，在其造成更大的危害前，必须制止他们的行为。与此相反，姑息纵容犯罪，是对责任的严重忽视。我们必须清除这些分子，使我们的组织成为真正的有惊人力量的战斗性群众组织。

“科塔尼、马克斯、波培普、特鲁米和我已被禁止参加集会，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一道商讨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之所以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因为我们为我们国家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而奋斗；是因为我们一贯致力于反抗种族歧视政策而推崇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语言，给予所有人以基本权利的政策。

“你能明白，在任何地方，自由之路无坦途，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登上我们所渴望的最高峰之前，将不得不一次次穿越过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山谷。

“过去，危险和困难未能阻止我们；现在，它也不能吓倒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像干事业的人那样，不要将精力白白浪费在空谈和无谓的行动上，而要为应付危险和困难做好准备。为行动做好准备的方法在于彻底从我们的组织中铲除不纯之分子和无纪律之行为，并使组织成为明亮而锋利的工具，将为非洲的自由披荆斩棘。”

蔑视不公正法律的运动及其发展导致了白人中反种族主义组织和集团的形成。其中之一是民主大会，它后来在支持非国大的大会联盟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则是自由党，1952年作为一个非种族的政党而成立，它亦是曼德拉下面文章中的主角。自由党开始主张对合乎要求的人给予选举权（资格选举权）的政策，后来转变为要求普选权。1967年，由于非种族政党被法律所禁止而解散。

二、我的祖国——非洲

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工作仍在继续进行，曼德拉“非法地”为城镇里的学习小组讲课。1953年6月禁令刚一到期，曼德拉和西苏鲁就同特里弗·赫德尔斯顿神父一起，在一家大电影院向集会群众发表演讲，抗议强行驱逐索菲亚镇居民。根据《团体住区法》，有58000人要从这一黑人郊区迁出。那里最不同一般的是黑人可以自由拥有土地，还可以购买土地。而且，这一地区生机勃勃，尽管过度拥挤使部分地区成为贫民窟，但它不像其他社区那么没有生气，单调枯燥。附近的白人从他们的郊区正在蚕食索菲亚镇，想夺走这片土地。

身背轻机枪和来复枪的警察打断了这次合法的和平集会。西苏鲁和曼德拉努力让愤怒的人们平静下来，而赫德尔斯顿则与警察争论起来，警察警告他别管闲事。在赫德尔斯顿的《不让你舒服》一书中，他写道，那天他领略了“极权主义和暴政的残暴气息”，这促使他下决心要向世人公布真相。听众们如此遵守纪律，以致于歌声很快盖过了叫骂声和嘘声。

索菲亚镇的灭亡是那些大规模强制迁移中的第一次。那些迁移在其后的日子里引发了极度严重的后果。随后在这片废墟上修建的白人郊区叫做“特莱欧弗”，令人感到意味深长。

1953年9月，政府又一次宣布了对曼德拉的禁令：他不仅在两年内不能参加任何集会或离开约翰内斯堡，而且还强迫他退出非国大及所有与之有联系的组织。“还是没有任何听证会”，他指出，“也没有什么证据”。他不得不退出正在进行的抗议西部地区强制迁移的活动，尽管作为律师他仍然可以为对付警察而出主意。

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必须得到许可才能在城镇和市区召开集会，在街道和其他公共场所举行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曼德拉设计了建立基层组织的方法——在城镇挨街挨户地动员人们加入非国大组织；要求人们在工厂、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在家里进行集会。他警告人们提防告密者和特务奸细，甚至混入非国大的警察。他宣称：“南非，如同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一样，革命正在走向成熟。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愿意、决心并迫切要求彻底粉碎压迫的枷锁。”他引用尼赫鲁的话作为结束语：“你们可以看到，‘自由之路无坦途！’……”

在曼德拉遭受禁令限制的日子里，他为刊物《解放》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还是《战斗言论》杂志的编委，该杂志是鲁思·弗斯特主编的政治及文学月刊。曼德拉在文章中表明他所了解的人民为生存而奋斗的日常细枝末节。他在1953年写道：

“人民的生活条件正在日益恶化而且变得无法承受。他们的购买力在逐渐下降，而生活费用扶摇直上。面包比两个月前更贵了，牛奶、肉和蔬菜的花费超过了普通家庭的支付能力……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穿，没有足够的房子住，也没有足够的钱享受医疗。他们在失业、生病、伤残、年老时得不到救济；即使有津贴，那点钱也不够生活所需。由于缺乏足够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易患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婴儿死亡率也很高。《土著劳动法》禁止工人罢工和停工，使非洲人失去了他们用以改善环境的一件武器。这一法律的目的是毁灭目前由工人们自由控制的非洲人工会组织……”

1955年他写文章论述了有关“流入控制”法律及流动劳工制度。后者对家庭和乡村地区有影响：

“非洲人全家不能住在一起，家庭破裂，孩子与母亲被迫分开；非洲人犯人受到残暴对待，在殖民地似的农场里非洲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遭到强制拘禁，这一切只是骇人听闻的、恶毒的种族不平等的几个例子……”

对于操纵矿业和农业的那一小撮人来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其“目的”就是为矿业巨头和农场主们创造一个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这就是政府为什么拆除贫民窟、把非欧洲人民从城市赶回到农村去的原因，目的就是保障农场主有充足的劳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反抗政府的非欧洲人受到如此残暴对待的原因。

在这样的环境中，已经取得事业成功的非洲青年不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对统治阶级的威胁。因为他们可能不愿下到地壳深处，呛得喘不过气来，为的只是把矿业巨头们养肥。他们也不会愿意为了得到可怜的配给食物而到农场去挖土豆。

政府将宣布特兰斯凯为另一个班图斯坦，或是叫做“黑人家园”，尽管政府的汤姆林森委员会调查报告说，这里落后的粮食生产方式和农业经济只能养活总人口的1/5。根据个人的亲身经验，曼德拉把这一地区描写成全国最大的“廉价劳动力贮备库”。他说：

“根据官方估计，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工作的非洲人中，1/3来自特兰斯凯……实施所谓的改善计划，加强税收以及假称是部落统治，这些手段只是为了确保流动工人源源不断供给……该计划的真实用意是让保留地的农民们更加缺少土地，并让他们贫困。其主要目的是创造一支流动工人大军……，上班时把他们关在圈起来的棚子里，回家后把他们安排在乡村居住点，目的是防止出现一个紧密团结、强有力的、富有战斗性的而且能清楚表达自己想法的非洲工业无产阶级。它有可能掌握政治斗争的基本原理。而统治阶级想要的只是一支驯顺的、软弱无力的、无组织、思想混乱的工人大军。”

为了对付日渐高涨的国际社会的批评，土著事务部部长H·F·维沃尔德博士想出了班图斯坦的办法。班图人将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沿其自己的道路发展”。在占国家87%面积的“白人地区”，300万白人将统治600万非洲人、150万有色人和50万印度人。约500万非洲人被限制在另外13%面积的土地上，他们将住在260个面积狭小而且相互分离的农村贫民窟中，在那里他们的权利极为有限。

维沃尔德还设计了“班图教育”。他宣称：“非洲人应双脚站在保留地中”，而且他们的教育应“扎根于班图社会的精神和物质生活之中”。因此，他们的初等教育主要使用本地语言。

曼德拉评论说：“这位部长已经很残忍地把目标解释得清清楚楚……，教育我们的儿童说非洲人比欧洲人劣等。”这一政策意味着非洲人“在‘主子统治’社会中永远地受奴役”。不再由教会人员进行非洲人教育，因为他们教授的是黑人与白人平等。维沃尔德宣布他将驱逐教会和教会人员，因为“他们在土著人中制造了一种错误的期望”。

50年代早期，每个白人学生的教育经费是44英镑，亚洲和有色人种学生每人19英镑，而非洲学生每人只有不到8英镑。尽管国内外愤怒的抗议此起彼伏，“班图教育”还是被强制实行，著名学者们在抗议活动中作用显著。然而，非国大号召家长们让孩子们退学这一行动受到家长们质疑：“如果我们抵制班图教育，你们有什么替代办法吗？我们知道班图教育会使孩子们在精神上成为侏儒，但能让他们在街上疯跑吗？”在教会人士中，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和赫德尔斯顿神父及他们的“复活社”单独行动，关闭了学校而不愿让政府接管。

曼德拉曾建议成立“社区学校”。如果那样有危险或难以实现时，每一个家庭、每一间简陋的小屋都可以成为孩子们学习的中心。但非国大和一些志愿者们建立的文化俱乐部很快就关门大吉了：根据新法律民间提供“不达标的”教育是一种犯罪，可以被判罚款或监禁；而且他们总是经费不足。在那些仍坚持抵制班图教育的地区，警察开了进去并大肆搜捕。可以预料那会惹得人们放火报复，同样可以预料这会招来更频繁的警察袭击。

班图教育很快扩展到高校。“非欧洲人在种族混合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曼德拉说，“被认为是政府种族政策的灾难。学生们之间的友谊和种族和谐……对种族隔离政策构成了直接威胁……”。政府将把部族学院用于强化其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所要提供的教育目的不是“开发人民的创造潜力，而是要把非洲人在精神上培育成白人永远的奴隶”。

政府不断抛出新的花样繁多的禁令。曼德拉描绘了这对个人意味着什么：

“政府以法律的名义限制我的种种活动，使我同亲朋好友相分离，与那些像我一样思考，同我信仰相似的人相分离；现在不论我去哪儿都有警方秘探跟踪。总之，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对待——一名无罪的罪犯。我不能选择自己的伙伴，不能陪别人，不能参加政治活动，不能参加政治组织……法律把我变成罪犯，并非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因为我的立场，我的思想和我的良知。”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最高层、次高层领导人接着是第三级领导人都受到禁令限制，但非国大仍继续战斗。他坦率地承认了一些失败，如未能阻止西部地区强制迁移；华丽的词藻太多而缺少仔细计划和组织的行动。由于人民普遍贫困，会员费做了调整，非国大从来没得到足够的经费来维持它的自身组织，更不必说组织抗议和罢工了。

那些受禁令限制的人继续工作，但被迫采取秘密的地下形式。坦博发觉他们有些焦虑，因为如果被判刑，刑期会很长。但曼德拉镇定自若，他的机智和自信有助于驱散恐惧。“人民”，他说，“越来越清醒地注意到，不分种族、党派、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所有民主力量之间的联合很有必要”。

在一年的禁令期满后，卢图利酋长遭受更严厉的限制，在两年内只能待在他那文化落后的农村家里。他生了几个月的重病，但刚一痊愈他就参加了一个秘密委员会，计划进行新形式的抗议。

Z·K·马修斯在纽约联邦神学院做了一年客座教授，刚刚回到南非。他建议成立“人民大会”，在1953年开普省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他说：“我不知道时机是否已经成熟，非洲人国民大会应考虑举行一次不分种族、不分肤色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大会，为未来的民主南非起草一份《自由宪章》。”卢图利认为，1909的全国大会就应该做这件事。这是一种创造性地思考国家问题的方法，可以明确规定解决运动的目标所在。

1955年，“人民大会”运动已经步入正轨：好几个组织已经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联合起来组成“大会联盟”。除了“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之外，还有新成立的“有色人组织”和“民主人士大会”。后者由几百名白人组成，如曼德拉所说，他们代表一群白人的信仰：“他们准备把非洲人当做人而且是平等的人对待。为给非洲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他们准备和我们一同进餐、与我们交谈，和我们住在一起、一起工作。”“南非工会大会”包括8个非洲人工会，3个有色人工会和1个白人工会（洗衣业工人），它的成立标志着，在遭政府严禁之后非洲人工会又恢复了活力。

西苏鲁途经以色列和伦敦，访问了中国和苏联。他当时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地区为“人民大会”争取支持。

城镇、农村、非洲人居住区，人们处处能见到这样的传单：“如果让你来制定法律……你会做什么？你怎样把南非变成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各种族人民的乐园？”鲁斯腾伯格各部落农民联合会的回答最具代表性，他们谴责了班图教育、《通行证法》和《班图权力法》，他们要求有更多的耕种和放牧设备，在议会中拥有更直接的代言人，享有平等教育权利。

人们的普遍要求还包括“足够的”薪水，好一点的住房和食物。在对人们提出的要求进行筛选之后，委员会起草了一份《自由宪章》。在“人民大会”成立前的日子里，曼德拉、西苏鲁和其他受禁制的领导人对草稿进行了仔细研究。

许多组织和白人政党受到邀请。联合党懒得答复，自由党和工党同意派观察员，一些独立基督教徒，包括赫德尔斯顿神父，欣然接受邀请。令人惊异的是，尽管当局制造了不少麻烦，如不允许远道的代表们乘公共汽车，但并没有禁止大会召开。

“大会联盟”的传单中有一份邀请函像诗一般：

我们呼吁保留地和托管地的农民们

让我们说说

那广袤的土地和

我们耕种的窄小的条田

让我们说说

没有土地的兄弟们和

没有学上的孩子们

让我们说说

赋税、牛和饥荒

让我们说说自由

我们向煤矿、金矿、钻石矿的矿工们

发出号召

让我们说说

漆黑的矿井

远离家庭的隔离住棚

1955年6月25日，星期六，克里普敦的一块草坪上，约3000名代表响应这一“号召”来到这里。此地距约翰内斯堡西南仅几英里，在村子里住着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旗帜上写着这样的口号：“在我们有生之年获得自由！斗争万岁！”这里成了南非的缩影：有非洲人、印度人、有色人和白人，许多人穿着他们的民族服装；有医生、农民、劳工、牧师、家庭主妇、佣人、工会会员和律师。他们兴奋无比，性情温和，充满了希望。会场周围是铁丝网，入口处站着一些身穿便服的彪形大汉。那些人是“特别支队”成员，同往常一样他们无孔不入，到处照相，特别是给那些白人代表拍照。会场上，象征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黑、绿和金黄色成为全场的主旋律。

卢图利酋长、达杜博士和赫德尔斯顿神父被授予象征非洲人社会最高荣誉的“伊斯特兰杜”勋章，由于政府的禁令，许多令人振奋的领导人没能出席，上面三人当中只有赫德尔斯顿神父能亲自出席，倾听人民的欢呼。

代表们听取了先后用英语、西索托语和科萨语宣读的《自由宪章》。它开章讲道：“我们，南非人民，向全南非和全世界宣告：南非属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全体人民，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除非是在全体合格人民意愿基础上，否则任何政府都无权宣称其拥有权力。”

宪章宗旨是：“人民统治国家；各民族享有平等权利，国家财富由全体人民分享；在耕种土地的人之间分配土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享有平等人权；人们将得到工作和安全保障；求知和文化之门向所有人敞开；人们有住房，有安全感，生活舒适；和平和友谊永存。”

有些宗旨来源于日常生活，比如：“法律保护私人住宅不受警察无故搜查”以及“所有人都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旅行”。有的宗旨典型地表达了建立社会福利国家的意愿，如“国家将照顾老年人、孤儿、残疾人和生病的人”。有的宗旨具有社会主义特点，如“矿业资源……银行和垄断工业将转为全体人民所有”。人群对每一章节都报以高声欢呼“阿非利加！”“我的祖国！”

星期天下午，人们听到了沉重的列队行走的脚步声。警察们手持冲锋枪，直奔代表们而去。一声枪响过后，人们站了起来，按非国大敬礼方法把手举起来。大会主席要求人群保持镇静，他们听着欢快的“克莱门坦”曲子，唱起了“非洲，我的祖国！”

“特别支队”的侦探和武装警察搜查了发言人和听众，没收了所有文件，甚至包括海报和标语。其中还有两张食品摊的条幅，上面写着“荤汤”和“素汤”。据警察称，这条幅有“叛国”嫌疑。

大会在近乎凯旋般的气氛中继续进行。结束时，所有人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夜幕降临时，代表们开始散去，非国大乐队奏起自由之歌。

不止曼德拉一人认为“人民大会”是一次“壮观而又感人的表演”。他说，人民已显示出他们“有能力、有力量战胜任何障碍，实现他们的未来之梦”。

他认为《自由宪章》的通过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30年之后他也的确成了“联合民主阵线”的政策基础。他说：“南非的民主运动中还从未有过一个文件或会议得到如此广泛的赞许，受到如此热烈的讨论。《自由宪章》并不仅仅是一系列民主改革要求的罗列，他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件。因为他所预见的变革不打碎南非现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是难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