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内外软实力研究现状

“软实力”（soft power）是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于1990年率先提出的概念，此后“软实力”逐渐成为后冷战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专有名词之一。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为把握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的本质属性、丰富对国际政治理论中“权力”知识谱系的理解、辨析当今世界大国的对外政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分析体系。

随着中国的日益崛起，中国实力的增强和使用日渐成为一个国际性话题。在西方国家中，“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必胜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责任论”等甚嚣尘上。在中国国内，有关中国崛起中的战略、目标、方式、手段与影响等也成为争论的话题，众说纷纭但却莫衷一是。为何西方对中国的评价和预测如此混乱，出现大相径庭乃至天壤之别的结论？为何中国学界对于中国未来战略的发展存在较大的争论？这本质上是对中国力量的界定和判断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西方国家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力量的强化，而中国学者更关注力量本身的性质；西方学者关注的是中国崛起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与冲击，中国学者更多关注中国向国际体系的融入与参与；西方学者关注的是权力或霸权的转移，中国学者更多是强调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这些分歧的出现本身，强化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需要增强实力但同时需要减少他国对中国的忧虑、增强他国对中国实力的认同。简单地说，中国需要一个全面系统、精心运筹的软实力战略。

在国际体系转型的现时代、在中国发展的现阶段，中国软实力战略已成为一个关系到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关系到中国未来战略实施、乃至关系到国际地区体系变化的重要问题，中国软实力战略需要从长远战略高度加以认识和研究。这是作者之所以选择“中国软实力战略”作为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作者认为强调和研究中国软实力战略也是中国国情和当今国际体系变革紧密联系的结果。尽管“软实力”是一个西方的学术概念，对于建立中国软实力战略本身，一些学者可能存在争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学理还是从中国战略实践看，这些争议并不会降低和抹杀“中国软实力战略”这一研究课题的重要性。

从学理上看，“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概念本身有着独特的内在特性。

首先，提出的前提不同。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因“美国衰落”而提出的；“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和迅速崛起而重视和提出的。也就是说，美国是因“衰”而提出，中国是因“兴”而重视，一“衰”一“兴”两个前提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提出的目的不同。美国的主旨和目的是驳斥“美国衰落论”，通过对软实力理论的阐释，强调美国“注定领导”，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中国强调“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中国加速融入国际体系，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不断发挥建设性作用、构建和谐世界的客观需求。

再次，发展阶段不同。美国处于一超独霸的地位，其所谓的“软实力”和“巧实力”，旨在巩固其霸权，提升其战略优势，其实质都是硬实力的伪装，强调美国霸权的独特性，强调美国文化影响力的唯一性。中国处于“兴”的阶段，“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旨在推动国际体系的调整与变革，加速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

最后，从本质上说，因为存在多元主体，不同主体对软实力和软实力战略内涵的理解就不会完全相同；主体的发展状态不同，也会对软实力和软实力战略产生不完全相同的理解。因而，“中国软实力”或“中国软实力战略”，是基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国情、特定的发展阶段而提出的。在具有软实力一般性内涵的同时，还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中国软实力战略包含三大战略要素，即国际形象、国际责任和国际制度。从国际形象而言，作为领导国家美国的软实力战略旨在改善美国霸权形象；中国作为新兴国家软实力战略旨在塑造和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从国际责任而言，美国所提出的责任，实质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强加给其他国家的所谓“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是个典型的代表；而就中国责任的具体而言，则应是根据中国国情，从世界新秩序的构建和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出发，而强调的发展中“大国”责任。从国际制度而言，美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建构和完善，是旨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制度性霸权，巩固对世界的掌控和规制；而中国对于国际制度的参与，旨在建立公平、公正、民主、合理的制度体系，为世界新秩序奠基。

从中国的战略实践来看，软实力的缺失已经对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形成制约，因此，制定中国软实力战略，也是中国持久发展的必然需求，且是愈发迫切的需求。具体地说：

第一，制定软实力战略，是顺应冷战后的国际大势，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无论在内容和实质上均发生了不同于冷战时期的重大变化。简言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后冷战时代，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急剧提高，军事行动的成本在无限提高、而收益却在急速下降。国际关系本质属性的变化和丰富，必然要求崛起的中国做出积极的回应——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不断巩固、充实的基础上，渐次强化软实力的战略设计与展开，软硬兼顾，方能在国际舞台上趋利避害，进一步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

第二，制定软实力战略，是顺应中国国家身份转变的需要。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的“身份”（identity）也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的发展经历着深刻的转变与再定义。20世纪后半程，“从总的趋势看，在70年代之前，中国自我身份定位是一个具有比较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之前则具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之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的特征。” 基于对中国在国际身份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与挑战的分析，以及对未来国际战略空间的开拓的考量，亟须把软实力的战略理念纳入大战略的整体性框架中来。

第三，制定软实力战略，是中国外交实践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在激荡与碰撞中的沉淀与反思的必然结果。近年来，一方面，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泛滥，对中国形象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日益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中俄“国家年”、“孔子学院”等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逐步展开；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成功开启、中欧峰会的发展与内涵转深等大国战略关系的深入与调整；中非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的完善与发展、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在合作中拓展、中国在朝鲜半岛“六方会谈”和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的积极建设性作用等对区域性问题的关注；中国在联合国维和上的积极行动、在全球气候变化等日益引人注目的全球问题上的积极反应。可见，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软实力的战略意义——从“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提出到“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度阐释，从“外交为民”理念的提出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强化国家文化软权力”，再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奋斗目标，等等，都是中国战略思维转变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