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十三年左右,在国内创作者中为人所熟习的名字,是下面几个人。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黎锦明、胡也频。各人文字风格皆有所不同,然而贯以当时的趣味,却使每个作者皆自然而然写了许多创作。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的路线。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凡属作家,凝眸着手,总不外乎上述各点。同时因文字方面所受影响,北方文学运动所提示的简明体裁,又统一了各个作者,故所谓个性,还仅能在文学风格上微有不同,“人生文学”一名词,虽无从概括作者,然而作品所显示的一面,是无从使一作者独有所成就的。其中因思想转变使其作品到一种新的环境里去,其作品能不为时代习气所限,只一胡也频。但这转换是十八年后的事,去当时写作已四年了。
从上述各作者作品作一系统检阅,便可明白放弃辞藻的文学主张,到十三年后,由于各个新作家的努力,限度已如何展开,然而同时又因这主张,如何拘束了各个作品。创造社的兴起,在另一意义上,也可说作了一种新的试验,在新的语体文中容纳了旧的辞藻,创造社诸人在文体一方面,是从试验而得到了意外好影响的。这试验一由于作者一支笔可以在较方便情形下处置文字,一由于读者易于领会。在当时,说及创造社的,莫不以“有感情”盛道创造社同人的成功,这成就,在文字一方面是较之在思想方面为大的。
用有感情的文字,写当时人所朦瞳的所谓两性问题,由于作者的女性身分,使作品活泼于一切读者印象中,到后就有了淦女士。一面是作者所写到的一种事情,给了年青读者的兴奋,一面是作者处置文字的手段,较之庐隐还更华美,以“隔绝之后”命题,登载于《创造季刊》上时,淦女士所得到的盛誉,超越了冰心,惹人注意与讨论,较之郁达夫鲁迅作品,似都更宽泛而长久。
用有诗气息的文字,虽这文字所酝酿的气息十分旧,然而说到的却是十分新,淦女士作品,在精神的雄强泼辣上,给了读者极大惊讶与欢喜。年青人在冰心方面,正因为除了母性的温柔,得不到什么东西,而不无小小失望,淦女士作品,却暴露了自己生活最眩目的一面。这是“一个传奇”,“一个异闻”。是的,毫无可疑的,这是当时的年青人所要的作品。“一个异闻”,淦女士作品,是在这意义下被社会认识而加以欢迎了。文字比冰心的华美,却缺少冰心的亲切,但她说到的是自己,她具有展览自己的勇敢,她告给人是自己在如何解决自己的故事,她同时是一个女人,为了对于“爱”这名词有所说明,在一九二三年前,女作家中还没有这种作品。在男子作品中,能肆无所忌的写到一切,也还没有。因此淦女士作品,以崭新的趣味,兴奋了一时代的年青人。《卷葹》这本书,容纳了作者初期几个作品,到后还写有《劫灰》及其他,笔名改为阮君。
淦女士的作品,是感动过许多人的,比冰心作品更给人感动,这全是事实。但时代稍过,作品同本人生活一分离,淦女士的作品,却以非常冷淡的情形存在,渐渐寂寞下去了。因作者的作品价值,若同本人生活分离,则在作者作品里,全个组织与文字技巧,便已毫无惊人的发现。把作者的作品当一个艺术作品来鉴赏,淦女士适宜于同庐隐一起,时至今日,她的读者应当是那些对于旧诗还有兴味的人来注意的。《超人》在时代各样趣味下,还是一本适宜于女学生阅读的创作,《卷葹》能给当时的年青人感动,却不能如《超人》长久给人感动,《卷葹》文字的美丽飘逸处,能欣赏而不足取法。
在第二时期上,女作家中,有一个使人不容易忘却的名字,有两本使人无从忘却的书,是叔华女士的《花之寺》同《女人》。把创作在一个艺术的作品上去努力写作,忽略了世俗对女子作品所要求的标准,忽略了社会的趣味,以明慧的笔,去在自己所见及一个世界里,发现一切,温柔的也是诚恳的写到那各样人物姿态,叔华的作品,在女作家中别走出了一条新路。“悲剧”这个名词,在中国十年来新创作各作品上,是那么成立了非常可笑的定义,庐隐的作品,淦女士的作品,陈学昭 的作品,全是在所谓“悲剧”的描绘下面使人倾心拜倒的表现自己的生活。或写一片人生,饿了饭暂时的失业,穿肮脏旧衣为人不理会,家庭不容许恋爱把她关锁在一个房子里,死了一个儿子,杀了几个头。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句子,这便是悲剧。郭沫若是写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为写到那表面,恰恰与年青的鉴赏程度相称,艺术标准在一种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中国女作家中,叔华却写了另外一种创作。作品中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或饥饿,这些表面的人生,作者因生活不同,与之离远了。作者在自己所生活的一个平静世界里,看到的悲剧,是人生的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不喊叫,不吟呻,却只是“沉默”。在《花之寺》一集里,除《酒后》一篇带着轻快的温柔调子外,人物多是在反省里沉默的。作者的描画,疏忽到通俗的所谓“美”,却从稍稍近于朴素的文字里,保持到静谧,毫不夸张的使角色出场,使故事从容的走到所要走到的高点去。每一个故事,在组织方面,皆有缜密的注意,每一篇作品,皆在合理的情形中“发展”与“结束”。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时代这东西,影响及于一切中国作者,作品中,从不缺少“病的焦躁”,十年来年青作者作品的成就,也似乎全在说明到这“心上的不安”,然而写出的却缺少一种遐裕,即在作家中如叶绍钧,《城中》一集,作者的焦躁便十分显明的。叔华女士的作品,不为狭义的“时代”产生,为自己的艺术却给中国写了两本好书。
但作者也有与叶绍钧同一凝固在自己所熟习的世界里,无从“向更广泛的人生多所体念”,无从使作品在“生活范围以外冒险”的情形。小孩、绅士阶级的家庭、中等人家姑娘的梦、绅士们的故事,为作者所发生兴味的一面。因不轻于着笔到各样世界里,谨慎处,认真处,反而略见拘束了。作者是应当使这拘束得到解放机会,作品涉及其他各方面,即在失败里少不气馁,则将来,会更能写出无数极好的故事的。作者所写到的一面,只是世界极窄的一面,所用的手法又多是“描写”而不是“分析”,文字因谨慎而略显滞呆,缺少飘逸,不放荡,故年青读者却常欢喜庐隐与阮君,而没有十分注意叔华,也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