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把上述诸作者,以及其中近于特殊的情形,作不愉快的叙述,可以暂且放下不用再提了的。
从各方面加以仔细的检查,在一些作品中,包含孕育着的浮薄而不庄重的气息,实大可惊人,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挹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这现象到如今经过两种打击还依然存在,无产阶级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皆不能纠正它。过去一时代文学作品,大多数看来,皆不缺少病的纤细,前面说到的理由,是我们所不能不注意的。
使作品皆病于纤巧,一个作品的动人,受读者欢迎,成为时髦的作品,全赖这一点,这种过失是应当有人负责的。胡适之为《儒林外史》重新估价,鲁迅、周作人、西滢 等杂感,西林 的戏,张资平的小说,以及另外一些人的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这些人的成绩,都是我们十分感谢,却又使我们在感谢中有所抗议。这些作品毫无可疑处,是对于此后一般作品方而有了极大的暗示。由于《新青年》陈独秀等那类杂感,读者们学会了对制度用辱骂和讽刺作反抗的行为,由于《创造》成仿吾那种批评,读者们学会了轻视趣味不同的文学的习惯,由于《语丝》派所保持的态度而写成的杂感和小品散文,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照例可以避去强调的冲突,而能得到自得其乐的满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可以使人发笑,使人承认,使人同意。但同时另外指示到创作方向,“暗示”或“影响”到创作的态度,便成为不良的结果。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这失败处是应归之于先一时作俑者的。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于中年人情调虽合,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故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
说一句俏皮一点的话,作一个小丑的姿式,在文体方面,则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所有的幼稚病,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仿佛虽聪明知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舒老舍先生,集中了这创作的谐趣意识,以夸诞的讽刺,写成了三个长篇,似乎同时也就结束了这趣味的继续存在。因为十六年后,小巧的杂感,精致的闲话,微妙的对白剧,千篇一律的讽刺小说,也使读者和作者有点厌倦了,于是时代便带走了这个游戏的闲情,代替而来了一些新的作家与新的作品。
这方向的转变,可注意的不是那几个以文学为旗帜的人物,虽然他们也写了许多东西,如钱杏邨 先生所指出的蒋光慈、洪灵菲等等。但我想说到的,是那些仅以作品直接诉之于读者,不仰赖作品以外任何手段的作家,有几个很可注意到的人:
一、以十五六年以来革命纠纷的时代为背景,作者体念的结果,写成了《动摇》、《追求》、《幻灭》三个有连续性的恋爱革命小说,是茅盾。
二、以一个进步阶级女子,在生活方面所加的分析,明快爽朗又复细腻委婉的写及心上所感到的纠纷,着眼于低级人物的生活,而能写出平常人所着眼不到处,写了《在黑暗中》的是丁玲。
三、就是先前所说及的集中了讽刺与诙谐用北京风物作背景,写了《赵子曰》、《老张哲学》等作的是老舍。
在短篇方面,则施蛰存先生一本《上元灯》,最值得保留到我们的记忆里。
把习气除去,把在创作中不庄重的措辞,与自得其乐沾沾自喜的神气消灭,同时也不依赖其他装点,只把创作当成一个企图,企图它成一个艺术作品,在沉默中努力,一意来写作,因此作品皆能以一种不同的风格产生而存在,上述各作者的成就,是我们在另一时候也不能忘却的。使《黄昏》、《玉君》等作品与茅盾《追求》并列,在故事发展上,在描写技巧上,皆见出后者超越前者处极多。大胆的以男子丈夫气分析自己,为病态神经质青年女人作动人的素描,为下层女人有所申诉,丁玲女士的作品,给人的趣味,给人的感动,把前一时几个女作家所有的爱好者兴味与方向皆扭转了。他们厌弃了冰心,厌弃了庐隐,淦女士的词人笔调太俗,叔华女士的闺秀笔致太淡,丁玲女士的作品恰恰给了读者们一些新的兴奋。反复酣畅的写出一切,带着一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攫着了读者的感情,到目前,复因自己意识就着时代而前进,故尚无一个女作家有更超越的惊人的作品可以企及的。
讽刺因夸张而转入诙谐滑稽,老舍先生的作品,在或一意义上,是并不好的。然而一时代风气,作家之一群,给了读者以忧郁,给了读者以愤怒,却并无一个作者的作品,可以使年青人心上的重压稍稍轻松。读《赵子曰》,读《老张哲学》,却使我们感觉作者能在所写及的事物上发笑,而读者却因此也可以得到一个发笑机会。这成就已不算十分坏了。关于故都风物一切光景的反照,老舍长处是一般作者所不能及的,人物性格的描画,也极其逼真动人,使作品贯以一点儿放肆坦白的谐谑,老舍各作品,在风格和技术两方面都值得注意。
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等,作品可以一贯而谈处便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小异,并却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有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的。毫无可疑处,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读者这方面的嗜好,却并不能使各个作家的作品因之而纯粹。诚实的制作自己所要制作的故事,清明的睥睨一切,坦白的申述一切,为人生所烦恼,便使这烦恼诉之于读者,南方《创造》派所形成的风气实比之于北方《语丝》派为优。浅薄幼稚,尚可望因时代而前进,使之消灭;世故聪明,却使每个作者在写作之余,有泰然自得的样子,文学的健康性是因此而全毁了的。十六年革命小说兴起,一面是在对文学倾向有所提示,另一面也掊击到这种不良趣味。这企图,在创作方面,并无何等积极的贡献,在这一面却是不为无益的。虽当时大小杂感家以《奔流》为残垒,有所保护,然而“白相的文学态度”随即也就因大势所趋而消灭了。几个短篇作者,在先一时所得到的优越地位,另有了代替的人物,施蛰存、孙席珍、沉樱 ,是几个较熟习的名字。这些人是不会讽刺的。在把创作当一个创作的态度诚恳上而言,几人的成就,虽不一定较之另外数人为佳,然而把作品从琐碎的牢骚里拖出,不拘宥到积习里,作品却较纯粹多了。《上元灯》笔头明秀,长于描绘,虽调子有时略感纤弱,却仍然可算为一个完美的作品。这作品与稍前一年两年的各作品较,则可知道以清丽的笔,写这世界行将消失或已消失的农村传奇,冯文炳、许钦文、施蛰存有何种相似又有何种不同处。
孙席珍写了《战场上》,关于战争还另外写了一些作品。然这类题材,对于作者并不适宜,因作者所认识另一生活不多,文字技巧又不能补其所短,故对于读者无多大兴味。但关于战争,作暴露的抗议,作者以外还无另一人。
与施蛰存笔致有相似处,明朗细致,气派因生活与年龄拘束,无从展开,略嫌窄狭,然而能使每一个作品成为一个完美好作品,在组织文字方面皆十分注意,且为女作者中极有希望的,还有一个女子作家沉樱。
本篇原载1931年4月15日《文艺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