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植 小说集序
我在最近一个论文里,曾说到中国十年来的创作小说,有几个作者,为一种诙谐趣味所支配,如何留下了不良的结果,这病的传染,找寻那些应该负一点儿责任的人,可非议的名字是很多的。我又说到过,这到如今已不值得年青作者来继续保留的趣味,以老舍君作品为止,如何综合了这趣味,也如何结束了这趣味。新的趋势是从另一个方向着手的。如果我们还能注意或高兴去注意二年来几个为国人所最留心的作家,以及其各样作品,便会觉得我所提到的一切,不至于与事实怎样悖谬。
讽刺与诙谐,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这是稍前一些时代一种极不幸的事情。我对某些人这种文学态度,找寻了一个适当的名称,便是“白相文学态度。”白相的文学态度到今日是否完全消灭,此后是否还将继续存在,全不能知道。由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产生的作品,不能完美,缺少健康,走入邪路,那是当然而无可否认的。
新的趋势意见极不一致,然而却能一致同诙谐渐渐离远了,因社会意识严肃了自己心情,写了一些新的作品的胡也频君,作品到近年来为最可注意的一个,新的作风在另一面便是不诙谐。丁玲作品不诙谐。茅盾作品不诙谐。施蛰存作品不诙谐。巴金作品不诙谐。以笔名沉樱、小铃写了极多美丽短篇小说为新的女作家中之一的陈女士,也是不诙谐的。(将笔放肆刻薄到作品中人物,先一时成为作家权利的事,近年来乃似乎成为了作家一样忌讳,平常人看来是极古怪。)自从含着一点儿放荡,一点儿任性,小气的不庄重的趣味,为一个新来的时代带走后,上述诸人作品的影响,纠正了无数读者对文学作品的不庄重观念,同时也就暗示到了一些新的无名作家,给他们引出一条更适宜于创作的道路。由写作的儿戏态度转成严重,认为文学一个必然的条件时,无论普罗作者,或是民族主义文学者,否认这个问题全不可能的。虽到了一九三〇年,在北方,因为生活从容,还有《骆驼草》 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灭,使人忘记。在南方,有些时髦刊物,趣味也无从证明,创作已认真了一点,然而整个的趋势,则以文学附丽于“生存争斗”和“民族意识”上,使创作摆脱了肤浅的讽刺,拘束到“不儿戏”情形中,成为必然的要求了。
这新的写作态度,还没有使什么人作品伟大起来的事实,却已令人敬视它的存在。这个非白相文学态度,最好的影响,是可以坚实许多新从事于写作而名字还极陌生的作家的。他们要这样才有更好的成就,更可希望的前途。他们不论为何种文学丰义所拘束,皆较之受不良趣味所拘束为害较少。我同时留心这件事,注意到那些以诚实底严肃底态度而创作的人,在年青朋友中,高植君便是我所发现的一个。他的努力和耐心,是我在所有朋友中最难见到的,把文学当成一种事业,他有勇气使他凝眸最远的一方。不为目前任何失败所挫折,也不为小小成就而眩目。他在每一作品中皆承认自己的失败,然而失败却不能妨碍他取新的姿势的向前。他用的是最傻的也正是最诚实可爱的方法来写作小说,在平时,便留心到一切事情,任何琐碎的现象,皆不缺少注意的兴味,任何生活都愿意领会,在任何情形下,他皆不忘记他的创作!然而同时这样试验了又去作那样试验的他,宽泛的人生经验,所触着的是那么少,却只想象一切皆可在他手下以艺术的形式重现,“他不自信当前月亮的全圆,却相信终要以由他手下产生一个正圆的月,”他那可爱的傻处,正是一个艺术家必须的性格,依我想,这性格应当为年轻作家一种最好的德性,伟人的作品,必与这德性相伴而产生,那是毫无可疑的。
他的第一个集子听说已经付印了,我能在这集子的读者前面说出我的喜悦,实在比作者还觉得高兴,因为作者是并不以这个作品限制了自己的成就,而我却为了朋友这态度,而期待着第二个集子的印行的。
二十年六月八日成于北京
本篇发表于1931年7月1日《创作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