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价值维度体现看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独特性及其“申遗”的可行性
韩继伟
[摘要] 文化遗产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艺术和科学等若干方面,晴隆“二十四道拐”体现了多元化价值的整合性特征。“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乃“申遗”的评价标准和指导原则,文化遗产历史阶段中的“独特性”是其“普遍价值”的主要体现。晴隆“二十四道拐”所呈现出的多元价值是其是否符合“申遗”标准并进而对其实施更高级别保护和利用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 晴隆“二十四道拐”;多元价值维度;申遗标准;可行性
[基金项目] 贵州省档案局资助项目(综合类)“‘二十四道拐’‘申遗’的多视角分析”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黔档(志)通[2012]55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代表青岛泰之博士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遗产是该民族现存文化的记忆。”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两种,不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其历史的、艺术的以及科学的等多维度价值,都是有机统一的价值整体。所谓文化遗产价值主要是指文化遗产满足人类需求的某些属性,该属性是由文化遗产本身所蕴含的丰富内涵所决定的。文化遗产的价值是一种综合的价值反映,它并不是单一方面的价值指向,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其价值指向有所不同。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类型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它不只具备一般文化遗产所具有的三大价值,而且还具备其他文化遗产所不具备的思想价值和经济价值,“申遗”的评价标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实际上是从文化遗产的多维度价值中“提炼”出来的,从多维价值视角深入探究晴隆“二十四道拐”“申遗”的可行性,从而对其实施更高层面的保护和利用,对我们探究历史渊源、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乃至发展民族经济等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历史价值维度
文化遗产是人类一定历史阶段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见证,亦为过去时代传承下来的历史信息。一般情况下,文化遗产是与某一特定地域、历史时代、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相关联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既能提供相关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信息与线索,又能反映在一定时期、特定阶段内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产发展、社会结构、生活方式乃至国家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主要表现为记载历史、证实历史、补全历史和传承历史等几方面,为文化遗产最为突出和普遍的价值体现。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为中国西南山区贵州晴隆县境内的一段崎岖山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山路,而是一段有着非常渊源、特殊内涵的标志性路段,被称为滇缅公路的“民族之魂”和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
首先,它记载了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和非常阶段的历史,是中华民族苦难岁月的象征和反映。“时中国横遭暴日侵凌,一时间,中华半壁河山,火光冲天,血腥涂地,国破家亡,难民奔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的那一段岁月里,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跌入了历史的谷底,大后方重庆最紧张的时候,一两黄金只能换到一公斤白糖,……中国国内的各种战略物资储存最多只够维持三个月。
当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人不懂得现代战争。训练有素的日军将像刀子切黄油一样在中国人中开辟通道。几周之内一切都将结束”
,“中国人的状况将类似于阿比西尼亚人。”
其次,它证实了中国抗战的那一段特殊历史和战争岁月以及所折射出的诸多内涵。由于文化遗产是真实的人类遗存,也是确凿的历史资料,因而文化遗产既可以真切地反映人类历史,又可以确凿地证实人类历史。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抗战生命线上罕为人知的“超现实图景”,又较为鲜明地证实了抗战中国那一段最黑暗的岁月和时光、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凝聚、艰辛中取胜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当时中英美盟军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畏艰难,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协同精神和不屈意志。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真正内涵和历史意义在于它与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以及中印公路的血肉相连,不可分割。不论滇缅公路的运输、“驼峰”航线的开辟,还是中印公路的打通,无不映射出中华民族的不屈个性以及中英美盟军协同作战的反法西斯精神。
再次,它补全了20世纪中华民族的那一段抗战历史。文化遗产反映历史,同时也补全历史记载的缺失;文化遗产证实历史,同时亦纠正历史认识的错误。抗战胜利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国共两党政治观点与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我们知晓的华夏抗战史总体来说不全面、不具体,即使抗战时期的晴隆“二十四道拐”于抗战之后的几十年岁月里也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在云南的某个地方,直到本世纪初才由昆明抗战史学家戈叔亚先生亲自考察和证实,最后定位在贵州晴隆,从而纠正了史学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谬误,归还了“二十四道拐”的本来面目。
第四,它传承了华夏民族的那一段苦难历史。文化遗产既是人类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人类历史的体现。作为物质形态文化遗产的晴隆“二十四道拐”,可谓抗战时期历史的无言记录和凝固的承载,以其原样、原貌和原式的态势向人们展现、传述着历史的昨天。今天,承载着无比丰厚历史文化内涵的“二十四道拐”虽然丧失了往日的军事功能,但它却犹如中国军事文化的万里长卷,向现代人形象地展现着抗战中国的苦难、无奈、艰辛和世界东方一个古老民族倔强、不屈、执着、刚毅的大无畏精神以及60多年前日本法西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肆虐之时,中英美缅印等国军民在抗击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并肩作战、协力互助的友谊象征和历史写照,成为中国与同盟国家人民世代友好往来的桥梁和纽带。
二、艺术(审美)价值维度
文化遗产为人类杰出的艺术精品,蕴含着丰富的艺术价值。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又称审美价值或艺术性,是指文化遗产所具备的各种艺术特质,其艺术(审美)价值主要包括审美感知、审美体验和审美理想。审美价值是文化遗产最直接、最生动和最丰富的美感教育意义的价值。
所谓审美感知,就是人们在观赏客观事物时因其形态等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显现而给予人的感受和知觉。文化遗产的审美价值也首先反映在其具有审美感知价值上。晴隆“二十四道拐”盘山公路,一年四景,精彩不断。因“二十四道拐”历史上称之为鸦关或半关,所以从关下仰望,如巨龙欲腾升空;自关上俯瞰,似蛟龙逍游下山。一年四季,云海升腾,雾气迷蒙,其“雄、奇、险、峻”的审美感知油然而生,景致蔚为壮观,堪称公路建设史的杰出样板和经典路段。
所谓审美体验,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认识审美客体后,审美主体在审美感知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自己的审美经验而作的情感心理体悟和验证。审美体验是深层次的,是审美感知的深化和继续,文化遗产审美价值的高低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审美体验价值的高低。当人们看到晴隆“二十四道拐”的壮观图景之后,会发出由衷的感慨和赞叹,在反复观赏和体味之后,人们即可认识到它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价值和作用,真正体味到“抗战生命线”的战略内涵,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追寻历史语境下的战争轨迹”的冲动,由此而得出“二十四道拐”不愧为“文化地标”和“战争图腾”的美誉。
所谓审美理想,主要是指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外在形态美和内在气质美的综合性认识和理想化追求,具体表现为审美趣味,是审美意识的核心与本质,是审美创造的指导思想,也是审美价值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文化遗产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是实施者根据其审美理想和美的规律而创造的成果,具有审美理想价值。当人们看到盘旋于雄峻陡峭的晴隆山脉和磨盘山之间以及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的晴隆“二十四道拐”时,人们看到的不只是它那震撼人心的公路线型之美,同时亦体会到它是一道越岭线:全长4公里的公路,要越过相对200余米的高山垭口,24个“回头曲线”聚集在一起,充分表现出“二十四道拐”设计的匠心独运,巧夺天工,但同时也折射出前辈们在选线和设计时的踌躇、艰辛和无奈,当时国家的贫弱以及民族的苦难。
三、科学价值维度
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当时社会条件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和人们的创造能力,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首先,晴隆“二十四道拐”为后人的科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研究资料。自本世纪初昆明抗战史专家戈叔亚先生在贵州晴隆“发现”了“二十四道拐”之后,中外研究滇缅公路的战史专家全都转了向,由原先“炙手可热”的云南转向了“无人问津”的贵州。不论是重庆史迪威研究中心的专家们多次造访晴隆,还是包括中央电视台、香港美洲卫视、阳光卫视等在内的全国18家主流电视台聚集“二十四道拐”进行宣传报道;不论2002年重庆“二战”史年会的召开,还是2011年贵阳“太平洋战争与中美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进行,都是以晴隆“二十四道拐”为研究对象和讨论主体的。其次,晴隆“二十四道拐”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因素和科学成分,具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晴隆“二十四道拐”自1927年实施勘测至1936年公路竣工耗费了近十年时间。它由12个“~”形弯道组成,择“~”而破,便形成24个弧形拐弯,弯道全长4公里左右,蜿蜒于高达1799米的晴隆山和磨盘山之间,它依山而建,一边是陡峭的山岭,一边是万丈深渊,工程艰险,弯道频急,予人以宏观之感,弯道的上下挡土墙,皆由玉面石组成,特别是屹立挺拔的“美军墙”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仍完好如初。由此可见,晴隆“二十四道拐”设计精巧,工程庞大,具有较高的科学因素和科学成分,堪称世界公路建设之典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当时战乱环境之下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人们的创新能力,也是我们今后实施历史学、地质学、政治学、计量学、建筑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素材和参考对象。
晴隆“24道拐”盘山公路上的标志性建筑——“美军墙”(陈亚林摄)
四、思想价值维度
文化遗产的思想价值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和哲学三大方面,作为“二战”历史产物的文化遗产——晴隆“二十四道拐”,其思想价值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这两方面。
首先,在政治思想价值方面,晴隆“二十四道拐”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二战”期间美国“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以及国民政府的“求援”外交政策。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美国一直将史汀生主义作为远东政策的基石并仅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中日战事全面爆发后,美国在继续坚守中立政策的同时,给予中国一定限度的经济援助。1940年9月,德意日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面对法西斯轴心国的军事威胁,1941年初,英美在华盛顿举行参谋长级会谈,确定了“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总方针,即:一方面全力对付德国法西斯;另一方面加紧对日本法西斯的遏制和制裁,同时采取援华抗日政策,利用中国的抗战遏制日本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把侵略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上,使其无法发动新的战争。1940年12月,美国政府在《美国的远东政策》备忘录中指出:阻止日本南进的主要手段就是“给予中国一切可能的援助,特别是战争物资,使日本陷入中国不能动弹”。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束缚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陆军就达35个师团和44个混成旅团,约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70%。
罗斯福总统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方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可以一直冲向中东,……
当然,中国战场对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支援是在获得盟国一定援助的基础上实施的。据统计,“二战”期间,仅美国援华抗战物资的价值总额已经超过8亿美元。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得到盟军援助的中国战场打击和牵制了日军陆军主力,支援、配合和减轻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使盟军能够集中主要力量在欧洲战场上打击德意法西斯,才得以保证同盟国家“先欧后亚”全球战略的实施。此外,晴隆“二十四道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求援”外交战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同时向苏联和英美国家实施“求援”政策,国民政府的求援行动得到了苏联的积极响应,但英美国家反应冷淡,可以说,“苦撑待变”
为中国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外交政策的高度概括。抗战中后期,国民政府继续争取谋求英美国家的“外援”战略,鉴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民政府的坚持,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特别是中美之间,由初期有限的军事合作发展到中后期全面的军事结盟。
其次,在军事思想价值方面,晴隆“二十四道拐”一定程度上隐含着抗战时期美国军事援华政策的演变:有限的军事合作——完全的军事结盟——军事合作的政治蜕变。不论滇缅公路运输时期,“驼峰”航线运输时期,还是中印公路运输时期,晴隆“二十四道拐”均承担着向抗战大后方及抗战前线运送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和生活用品的战略重任。据统计,滇缅公路运输时期(有限的军事合作时期),经过“二十四道拐”运送的各种战略物资达221567吨。
其中美国在该阶段对中国的援助(包括租借援助和军事援助)不少于23200万美元。
“驼峰”航线时期(完全的军事结盟时期),通过“二十四道拐”运送的各种战略物资为726374吨。
中印公路(史迪威公路)运输时期(军事合作的政治蜕变时期),经晴隆“二十四道拐”运送至抗战大后方和各前线的各类战略物资达8万余吨,还有一万余辆汽车。
同时,自印度加尔各答至中国昆明的输油管道也随之接通,至1946年1月,共向中国输送油料10万余吨。
这些战略物资大都经黔省的“二十四道拐”运至抗战大后方和各抗日前线。
五、经济价值维度
文化遗产经济学认为,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历史、美学和科学的维度外,还有经济维度,文化遗产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本。文化遗产的经济(市场)价值可以看作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外化。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不仅表现在有形资产的价值上,还表现为有形资产背后的无形资产的价值上。在目前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与其他产品相似的可消费性,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旅游业的发展有赖于一定的旅游资源,而旅游资源主要就是自然景观资源和文化遗产资源。作为旅游资源的文化遗产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既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且间接的效益远远大于直接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文化遗产是旅游产业的重要基础。有“亚洲战争图腾”和“抗战文化地标”之称的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在即将重开的史迪威公路这场大戏中应该扮演主角。史迪威公路所经地区(自印度利多至中国重庆)是一条既含若干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又富有一定民族风情的国际旅游带。在未来精品旅游线路——“史迪威公路国际游”打造上,可以定位该线路为“抗战历史文化精品线路游”,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可以考虑从“军事类文化景观”视角实施“申遗”,进而成为该旅游线路的“领头羊”和“带头雁”,因为“二十四道拐”本身就是史迪威公路的“形象标识”,最能有效彰显中华民族抵御外侮、自强图存的坚强意志,同时也能体现出中英美等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并肩协作、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艰辛和困苦,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深刻的感染。
总之,拥有若干价值维度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既是一道抗战岁月的文化景观,也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明,是文化意义上一个民族个性和民族历史记忆的标识,同时也是治疗当今中国文化认同危机的一剂良药。当文化遗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身份时,对遗产的归属和保护也就变得愈加重要。申遗,归根结底就是对OUV(突出普遍价值)的阐释,作为史迪威公路“形象标识”和中国“抗战地标”的贵州晴隆“二十四道拐”,不论从哪一价值维度看,特别是从历史价值维度和思想价值维度体现来看,皆具有《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突出普遍价值”的“独特性”之表现。在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站在国家和民族的视角去履行国际公约,加大晴隆“二十四道拐”的研究力度,尽快把晴隆“二十四道拐”编入国家“申遗”预备清单之中。
作者简介:
韩继伟,贵州省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南北盘江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贵州抗战史、贵州近代史及“二战”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