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中央研究院

张凤琦

一、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西迁

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6月，系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37年11月19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决定迁都重庆，其所属机构陆续移驻重庆。同时，一些工厂、学校、文教机关、学术团体及科研机构也纷纷西移，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蔚为壮观的西迁运动。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必然被卷入这滚滚的西进洪流中。

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战事日益紧急，中央研究院正式奉命西迁。原在京沪两地的各所处，遂全部迁入内地。“除气象研究所迁至汉口外，其余各所均迁至湖南长沙及衡阳之南岳，继又将动植物、社会、心理三研究所迁至广西阳朔；地质、物理两研究所迁至桂林；历史语言、化学、天文、工程四研究所迁至昆明。”

中央研究院各所处中，最先迁入重庆的是气象研究所，该所于1938年1月中旬由汉口抵渝。最初在通远门兴隆街设办公处，二月中旬又迁至曾家岩隐庐。后因曾家岩各种机构拥塞，不适于科研，气象研究所于1939年5月，再度迁移至重庆北碚，直至抗战胜利时为止。

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于1937年11月首先迁至长沙圣经书院。此后，随着南京的党政机关陆续西移，于1938年2月10日抵达重庆，与气象研究所同驻曾家岩隐庐。旋于1939年春，气象所移至北碚时，总办事处即迁到上清寺聚兴村8号，1940年又再度迁移至牛角沱生生花园内，而聚兴村8号则改为职员宿舍。是年，日本帝国主义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动摇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妄图迫使中国屈服，对陪都重庆进行了狂轰滥炸，中央研究院深受其害。在日军的空袭中，作为总办事处职员宿舍的聚兴村8号被炸，故中研院又将其职员宿舍迁至聚兴村22号。直到1944年春，中央研究院在国府路337号自建房屋落成，总办事处最终移至国府路新厦，而生生花园及聚兴村22号均作职员宿舍，如是直至抗战结束。

1940年12月，在总办事处迁址之后，动植物研究所自阳朔迁至重庆北碚。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由于桂林沦陷，抗战爆发后迁至桂林的物理、心理、地质三研究所也迁到重庆。物理、心理两研究所设于北碚，“地质研究所初假小龙坎四川地质调查所办公，旋设所址于沙坪坝”。

这样几度辗转，颠沛流离之后，中央研究院各所处才走完了其西迁的漫长路程。抗战胜利时，中央研究院各单位分设于重庆、四川南溪县李庄及昆明几个地区。其中设于重庆的计有总办事处、医学研究所筹备处，以及地质、心理、物理、气象、动物、植物等6个研究所。在南溪县李庄的有历史语言、社会科学及体质人类3个研究所；而设于昆明的则是天文、化学、工程、数学等4个研究所。在南溪李庄和昆明的7个研究所的一般行政事宜，统由在渝之总办事处办理。

二、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科研工作及其主导作用

（一）自然科学上的主要科研成果

到抗战胜利时，中央研究院共辖15个研究所。其中，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有化学、工程、地质、气象、天文、物理、生物、植物、动物9所。由于篇幅所限，恕不一一叙述。在此，仅以化学、工程、地质等三研究所为代表，以揭示战时中央研究院自然科学方面科研工作的概况。

1. 化学研究所与 “侯氏碱法”的发明

化学研究所于1938年8月迁至昆明。抗战八年中，化学所科研分两大类：“即工艺化学之研究与纯粹学理之研究……前者专助工商业之发展与应用，后者借以维持国外研究之水准与增进吾国科学之国际地位。” 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化学所更注重应用问题的研究。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控制了沿海城市，使“矿盐几为吾人食盐之来源”。 故化学所据其所处地理位置，较注重对川滇矿盐的分析，以解决后方国人食盐问题。并从矿盐中发现化学工业的主要原料之一硫酸钠。又因为磷是黄磷及磷酸盐肥料的主要化学原料，化学所与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联合进行勘探后，发现了著名的昆阳磷矿。

在化学所对应用科学的研究中，值得一提的是该所对植物性机械润滑油的炼制及对各种药物的研究。机械润滑油通常系用矿物油。但当时我国矿物油极少，加之抗战爆发后外援陡减，设法研制代用品以解决机械的润滑问题，成为当务之急。化学所经研究发现“蓖麻子油具有优美之润滑性质，其油性之佳良，尤为矿物油所不及，……其于航空机械之使用更为适宜。” 这样，在当时矿物油短缺而国防与生产亟需的情况下，加紧对蓖麻油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化学所首先从理论上对各种油质经过适当处理后，对其各种性质的改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然后据此试制出飞机润滑油，并与航空委员会商定大量试用。

化学所当时最为突出的成果的无疑是侯德榜及其闻名世界的“侯氏碱法”。1938年2月，侯德榜所在的永利硫酸铵厂，与当时沿海许多工矿企业一样被迫西迁，在四川犍为县岷江东岸的五通桥设立永利川厂，奠定了华西化工中心。

侯德榜肩负华西化工基地建设的设计重任，制碱原料令其煞费心思。盐在永利厂旧址塘沽堆积如山，贱似沙土，在华西却精贵如油。传统的苏尔维制碱法对盐的利用率仅70％左右。如果在华西仍袭此法，就意味着每天有大量食盐付诸东流。

为解决这一问题，侯德榜与永利同仁一道，先后在美国纽约、香港、上海法租界建立试验室，开始了制碱新法试验。从1939年春到1942年3月，侯德榜与同事们经过长达3年的潜心研究，历经种种艰难困苦，终于试制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新的制碱方法，即闻名遐迩的“侯氏碱法”。

“侯氏碱法”吸收了苏尔维法和德国察安法的优点，其纯碱成本比苏尔维法降低40％；它肇始于察安法，但因经过3次重大改革，又使其远离了察安法的基本特点，形成制碱工业与合成氨工业紧密结合的全部流程，从而把纯碱工业的技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侯氏碱法的成功，不仅为中华民族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更在世界制碱技术史上树起又一块丰碑。为此，1943年10月，侯德榜荣膺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英国化工学会名誉会员。

2. 工程研究所与光学玻璃及特种钢的研究

工程研究所所长周仁系我国冶金陶瓷专家，1915年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攻读冶金学专业，后取得硕士学位。1939年春，颠沛流离的工程研究所在周仁的带领下，全所科研人员及设备、仪器、图书资料计70余箱，从上海搭乘外国邮轮，经香港、越南，由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并重新组建研究所。研究所部分人员因战乱他去，周仁发出“召回令”，使大多数分散各地的工程技术人员陆续返回。

抗日战争前，中国的钢铁工业十分落后。1937年，全国机械冶炼生铁产量为95.86万吨，钢55.63万吨。其中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产生铁81万吨，占总产量的84.8％；钢52万吨，占总产量的93.5％。 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铁厂仅汉口六河沟铁厂及山西阳泉保晋铁厂两家；钢厂仅上海炼钢厂等4家，年产量不足4万吨。 这些均为一般钢铁，而各种铁合金及特种钢均仰赖进口。

抗战爆发后，军事与工业上所需之铁合金与特种钢急剧增加，每年约需10万吨。同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钢材供不应求，特种钢从100元—200元/吨，涨到2000元/吨，对特种钢的研制刻不容缓。为此，工程研究所在1942年和1943年度的工作计划中，均把特种钢及非铁金属合金作为主要研究项目。

这些科研项目，有些因经费拮据，设备欠缺而中途受挫。如非铁金属之合金研究。有些项目因直接与企业相联系，其经费、原料、设备均有保障，故成果显著。如1940年，工程所受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锯材厂之委托，试制钨磁钢，“经该厂制成需要之部件，加以热处理并磁化后颇为适用”。 次年，该厂又委托工程所代为试制含钴之磁性钢，以制造切削工具、钻头等。此外，到1946年，工程研究所还制成各种战车所需之镍钢，试制出高速工具钢、低锰钢、弹簧钢料，及特种铸铁如各种内燃机的涨圈、合金铸铁活塞等。从而为中国汽车与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研制光学玻璃与其他玻璃。其中，研究制造光学玻璃，是整个抗战时期工程研究所的重要研究项目之一。

光学玻璃是世界新兴工业之一，它是玻璃工业中最重要的产品，望远镜、显微镜、照相机镜头、各种单纯透镜、三棱镜，以及各种精确光学仪器均不可或缺。至于军事上的瞄准器、测距仪、潜望镜等，对于军事与国防，更是至关重要。而中国当时却不能生产这种玻璃，专门制造光学仪器的兵工署二十二厂每年须向国外进口价值约1000万元的各种玻璃。 故此，从1939年至1947年，工程研究所均把对光学玻璃的研制作为主要科研项目，并受国民政府委托，会同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兵工署研究所，主持从事光学玻璃的研究工作。

但由于种种原因，工程研究所与北平研究院并未能进行较好的合作，它们的研究工作基本是各自为政。而在光学玻璃的研制方面，工程研究所不如北平研究院严济慈领导的物理研究所成绩卓著，后者在抗战期间曾制造出各种显微镜、测量仪器光学玻璃、棱镜、望远镜、水晶片振荡器等。

3. 地质研究所与全国矿藏的勘探及地质力学的创立

地质研究所于1938年初在所长李四光带领下迁抵桂林。初在环湖东路与物理研究所合租一座两层的楼房，后因该楼房遭日机轰炸，便于是年6月搬到桂林乐群路四会街12号，两年后再迁抵良丰， 1944年移至重庆沙坪坝。综观地质所抗战时期的工作，大致分为两类。

一是以鄂西、湘西、广西为主的矿产资源勘探与研究。

在鄂西方面，地质所除发现可开采的煤层数处外，还找到藏量丰富的利川铁矿，“经样本试验及矿量估计，足证利川铁矿尚不失为近代重工业之资源”， 并进而对利川县境的金属矿产与齐岳山脉一带的构造关系做了研究。

在湘西、湘南方面，地质所首先在湘西及黔东找到金矿区四处；其次主要对湘南煤矿分布问题做了研究。1939年后，日本为了实现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发动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局部进攻。1939年9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先后发动两次长沙战役、桂南战役，以及对枣阳、宜昌等地的军事进攻。由于军运紧急，粤汉、湘桂两条铁路干线煤量消耗加剧，以致供不应求。故此，地质研究所加紧了对湘南煤田的勘察与研究。研究发现该地“煤田颇多”，“煤田甚厚，煤质亦佳，且可炼焦”， 属中国重要煤田之一。为指导湘南煤田的开采，地质所进而对该地区的地质结构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其有经济价值者或属二叠纪，或属侏罗纪”。前者皆无烟煤或半无烟煤，可供工业之需；后者则大抵皆烟煤，尤为铁道交通所赖。这一研究无疑为湘南煤炭的开采，提供了理论依据，为解决粤汉、湘桂线的燃眉之急奠定了基础。

在广西方面，除对国人熟知的钨锡等矿加以研究外，又发现了多处铁矿和煤矿。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广西钟山找到了稀有有色金属铀矿（这也是中国首次发现铀矿），并对其成因，矿量等问题作了深入研究。

抗战时期，地质研究所在调查各种矿产资源上，除上述几方面外，还配合资源委员会查找钨锡等矿作出了重要贡献。钨锡矿当时称为“特矿”，受资源委员会统制。特矿产品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的工业原料及战略物资。中国的特矿资源极为丰富，钨的储量居世界首位，锡的储量也位世界前列。钨锡矿藏主要分布于赣湘粤黔滇桂六省。

地质所在调查中发现钨锡矿在湘赣粤桂滇诸省“业经开采处颇有渐形枯竭之象”，认为新矿的寻觅实为当务之急。鉴于此，李四光于1943年便带领部分研究矿产人员孙殿卿、马振图和王文瑞等，前往湘粤闽赣等省作初步调查。后又与资源委员会钨锡矿管理处合作，“分派五队赴赣南、粤北、湘南、桂东及滇东”，以调查钨锡矿藏情况，并得知“钨锡矿产所在之地确与东西折皱带、北东折皱带及弧形构造有关。” 同时他们还对矿产的来源及其形式也做了研究，这就为新矿的寻觅提供了线索和理论依据。

二是李四光与地质力学的创立。

众所周知，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一生有许多重大发现和建树，在这些成就中，创立于抗战时期的地质力学，无疑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李四光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1926年，他在《中国地质学会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一文，在地质学界第一次提出在鉴定大地构造型式的时候，必须注意它们形成的力学过程。他认为，传统构造地质学中所论述的各种断裂，包括深断裂、大断裂、浅断裂、小断裂等，仅仅表示断裂影响地层的程度，不能说明断裂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某一断裂为什么各自按照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形式伸展，更不能说明某一断裂和与它有联系的其他断裂的关系。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李四光指出，应当着重研究各种断裂的力学性质，比如压性、张性和扭性。因为只有认识了它们的力学性质，才能了解它们的排列组合规律，划分各种不同的构造型式。

在以后的20年中，李四光经过大量的地质实践，广泛的调查和精心的研究，使其地质力学理论日趋成熟。1945年5月，李四光的《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由重庆大学地质系首先印发，1947年1月，由中华书局作为中国科学社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在书中，李四光集20多年的研究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进一步阐明了地质力学的意义，即“在从地表岩体所经过各种变形或破坏之方式，根据力学原理，探求各地域地壳内发生运动之原因。” 李四光对地质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仅地质构造运动的名称，由他命名的不下十四五个，如吕梁运动、怀远运动、江南运动、昆明运动等。而他成书于抗战时期的《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标志着其地质力学的创立，这对建立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二）社会科学上的主要科研成果

中央研究院的15个研究所中，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有历史语言、社会学及心理学三个研究所。

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曾于1937—1938年12月和1940—1941年9月先后两次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之职。在任期内，担负了中研院西迁内地的重要责任。

抗战时期，历史语言所的科研任务工作分四部分：其一，史学及文籍校订。这包括校勘明实录，编纂明女真史料，考证居延汉简，以及受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编著《中国疆域沿革史》等重大集体课题。这些项目均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果，其中1946年出版的《居延汉简考释》堪称巨著。此外，个人研究项目主要侧重于中国古代各断代史研究。科研成果多数为论文，少数为专著，如《庄子研究》《南北朝唐五代研究》等。其二，语言学研究。历史所先后调查了川、滇、黔等省的汉语及该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语言，如苗、瑶等民族语言，并整理出关于湖北方言、云南汉语言、云南倮倮语等研究资料，发表了关于闽南语系语言之比较研究、苗瑶语言研究等数十篇论文和调查报告。其三，人类学研究。此项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查工作。1941年历史语言所组成川康民族考察团，考察羌、嘉、龙、倮倮、西番等民族，研究各族婚丧制度、生活习惯及与文化有关的各种问题，并搜集民族标本与用物。1942年12月，又赴川南与滇黔交界的叙永、兴文各县，调查了白苗、花苗等族文化，尤其注重苗族原始文化之特性及其同化的过程与现状研究。二是研究工作。主要有殷代头骨研究、贵州苗族人体研究、近代中国人胫骨、股骨研究等。其四，考古学研究。1941年，历史语言所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和“西北史地考察团”。1943年，历史所协助四川博物院整理了成都琴台蜀王墓。在考古学研究上，历史所的另一重要工作是进一步清理、发掘河南安阳殷墟，且在甲骨文研究上成果卓著。1943—1946年，编成《殷历谱》一书。

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为陶孟和。该所研究范围涉及经济、法律、社会学。1943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经济、法律二所；1947年又增设了社会学研究所。但是，从总体上看，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力量较强，加之抗战时期后方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该所的工作重心便置于经济学的研究上，主要有：一是社会经济史研究，包括明代田赋史研究、清代道光以前的财政、晚清兵治等；二是战时经济研究，均以论文形式对抗战时物价变动、通货膨胀、后方金融工业考察、我国战时损失估计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三是贸易研究，如统计1937年的中国埠际贸易、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中日贸易等；四是财政研究，主要对30年来我国各省财政关系研究，旨在探索清末民初到抗战时期省级地方财政的演变与国家财政的关系。

（三）总结抗战八年科学研究工作，拟订战后学术建设计划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变化。1944年初，中国远征军发动了著名的滇西战役，历时8个多月，最终光复了滇西大片国土，从而打通了陆上国际交通线，打破了日本对中国的封锁。在敌后战场，解放区军民于1944年初，先后开始了局部反攻。是年，光复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400多万。

抗战胜利的曙光即将来临，人心趋于积极，大后方的各种学术团体学会、年会等学术活动亦日益频繁。由于时局影响，停顿两年之久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也借此东风重新召开。

此次会议系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会议于1944年3月8日至10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图书馆召开。中研院评议员吴有训、李书华、李四光、竺可桢、傅斯年、汪敬熙、陶孟和、丁燮林、周仁、茅以升、庄长恭、王家楫、姜立夫等与会。国民党各方要人戴笠、孙科、何应钦、吴铁城、陈立夫、曾养甫、张道藩等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评议会秘书翁文灏主持。蒋介石为大会发来贺信，建议会议就“如何潜心一志，兼程并进，发明创造，以应战时之急需；如何揆度国情，以供政府之采择；如何借助他山，劼顽提携，提高科学水准，以树立我国文化在国际上之荣誉” 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战后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中国科学如何发展、怎样发展等问题亟待解决。所以，会议主要就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关系、如何建立中国独立的科学体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抗战时期，由于对各种工业品的急需，使“国人观感特别重视应用科学”。“政府对应用科学不惜用大量金钱，增添若干新机关”，而“理论科学之研究机关，只是维持现状，上自独立之研究院，下至各大学之研究院与研究所，多是经济困难，不能发展”。结果“使一般大学生走入急功近利之途。去年（1943年）中央大学报考学生计5947人，报考工学院者1864人，占31％，法学院占25％，师范与农二院约各占12％，文学院亦约10％，只有医理二院各占5％。” 更有甚者，一些“提倡医农的，忘记生物科学和化学，提倡工的，忘记了数学和物理科学。” 长此以往，势必动摇中国科学发展的根基。因此，与会同仁经过讨论达成共识，他们认为这种状况必须纠正，因为“理论科学常为应用科学之母，它不能发展，不能有所建树”，那么，应用科学则只能步人后尘，且不能产生特殊的发明，“而与科学发达的国家并驾齐驱。”

时任中研院代理院长、评议会议长朱家骅指出，自抗战以来，兵器工业、卫生救护、公路铁路交通运输、工矿建设等虽有“良好之成绩”，但“纯粹科学之研究，在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其他大学与学院及此外之学术机构与北平研究院及本院各研究所，仍极力艰苦维持，继续工作”。科学家们“实已尽其能力以充实作战”。 然而，中国不能始终处于亡羊补牢的被动境地，不能总是火烧眉毛时才寻求救火之良方。于是，朱家骅引用孙中山“欲使中国进入世界上一等地位，还须迎头赶上欧美之科学”的遗教，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不能自立，即一个国家独立的条件尚未完备”。所以“吾人应对如何规划我国学术自立”而尽力。

为此，中研院评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年会，为“战后学术事业的复员复兴，谋我国学术之自立及与友邦之学术合作”计，特由翁文灏、李四光、汪敬熙、吴有训、吴学周、李书华、博斯年、曾昭抡、茅以升、竺可桢等组成对政府建议案起草委员会。 该委员会总结了过去学术研究的得失，制定出今后学术研究的实施方案。委员会认为：第一，近10余年来国内科学研究已有初步发展，政府应予培植，使其发扬光大。第二，科学研究及各项建设之基础，如不重视科学研究而徒重应用技术，则国家建设将缺乏基础。第三，学术自立关系国家前途。欲求中国学术独立，必须努力充实国内各研究机关及大学之设备以求建立本国科学研究基础。第四，在中国科学研究进行之始，应确定其目的不仅为中国，亦为人类共同之智慧与幸福着想，应凭此态度与世界科学家合作。

鉴于上述基本精神，委员会就战后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向国民政府提出6点建议：“（一）对于各种科学宜以平衡发展，相互联系，促其进步；（二）建设学术中心，以培养科学人才；（三）筹备举行全国学术会议；（四）设立国家学术研究奖金；（五）维持并鼓励有关高深学术研究之刊物；（六）推遣学术访团于友邦。” 这些建议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蒋介石批示，“除原建议一、二两项发交教育部参酌办理外，其余各项可由研究院会同教育部就国家财力所及，分别准备。”

担负领导全国学术界重任的中研院评议会，在抗战胜利前夕召开的此次年会，促进了全会学人振励奋发，涤旧革新，草拟了战后中国学术发展计划，初步规定了中国学术研究的基本格局，为战后科学的复兴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特点

国立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全国最高学术机构，它代表着当时国内最高学术水平。考察西迁时期中央研究院的基本历程，其发展大致呈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8年抗战时期，中研院组织从小到大，人员由少至多，学科研究门类日臻完善。1937至1949年底，系中研院自成立以来的鼎盛时期。

中研院所属研究所的数量由少至多；研究所构成的特点由综合型向分门别类型发展。对此，若把中研院从成立到发展，再到基本定型时的组织法所统计的研究所作一比较，则一目了然。1928年，中研院所辖研究所有化学、工程、地质、气象、天文、社会科学、历史语言、心理及教育、物理共9个研究所。1943年，新增动物、植物、数学、法律、经济、中国文学6所共15个研究所。1947年则有教育、天文、物理、化学、地质、动物、植物、气象、哲学、教育、中国文学、历史语言、法律、经济、社会研究、医学、药物学、心理学、地理、考古学、民族学共23个研究所。

其中，动、植物2所系由动植物研究所分立而成；教育及心理研究所分为教育、心理2所；药物研究所是从医学研究所中分出，历史语言研究所除本身仍存在以外，又分设了考古、民族学2所；法律、经济、社会3研究所则是最初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分流；而数学、地理、文学等所均为不断新置的研究所。

中研院人员由少到多，科研队伍不断壮大。1928年中研院成立之初，全院人员四五十人，而“抗战末期……全院人员增至四百一十八人” 。因此，朱家骅认为，西迁时中研院的情形，无论是刚成立时，还是1949年迁移至台湾后，均不可比拟。

第二，战争时期，条件恶劣，科学研究步履维艰。然而，科学家们怀着“科学救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历尽人间沧桑，克服种种困难，为抗战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李四光早在1918年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宣读其硕士论文时就指出，“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的‘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 。1939年10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当中研院评议会秘书任鸿隽等22位参政员，向国民政府提出“添设特种工业研究机关”的提案时，也无一例外地出于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侯德榜得以打破西方的科学禁锢，发明其独具特色的“侯氏碱法”；李四光才会在世界上首次创立地质力学。也正是基于这种共识，中研院各研究所克服了8年抗战中经费紧缩，设备简陋，频繁迁徙，颠沛流离等艰难困苦，尽其所能为国防及生产建设解决了一系列科研难题，从而有力地支援了抗战，推动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诚如1944年3月院长朱家骅所指出的：“就本院而言，吾人因不敢自满其成就。然自成立迄今，同人之刻苦工作，在国内外颇得学术界之期许，……抗战期内，以极紧缩之经费，从事甚多之实验工作，……其与物质环境奋斗之精神亦非易事。故虽在简陋情况之中，而研究工作仍进行不辍。” 这一评估是公允的，它客观地反映了战时中央研究院科研人员的总体精神风貌。

第三，战时中研院的科研工作以应用科学为主，以理论研究为辅。这一特点的形成主要受制于特定的战争环境。战争加剧了国防与生产建设对科学技术的需求，因而中研院许多研究所均改变其注重理论研究的既定方针，而侧重于解决实际问题。前述化学、工程、地质等各研究所，为解决战时国防及生产建设的科研难题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体现了这一工作方针的基本精神。

然而，诚如前文中研院评议员们所指出的那样，科学研究绝无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严格区分，二者彼此渗透，相辅相成。基于这种认识，中研院的科学家们在与外界联系断绝，资料、仪器设备匮乏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仅没有放弃理论研究，且硕果累累。除侯德榜、李四光等人均有专著问世外，各研究所撰有大量论文。据统计，在八年抗战中，地质研究所完成各种报告和论文120篇，动物研究所110篇，气象研究所105篇，化学研究所46篇，天文研究所18篇，尚处筹备中的数学研究所，到1945年也有74篇论文面世。 这些论文大都在国内外的一流杂志上发表，如中国的《地质评论》《科学》，英国的《自然》《科学》，美国的《天体物理》等杂志。由此表明，战时中研院理论科学不仅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已具有世界水平。

第四，战时中研院未能起到指导、辅助、联系、奖励全国研究事业的作用。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门户分立的存在，而门户分立又是政治上不统一的产物，以及外界影响和客观的需要。

旧中国的科学研究机构，绝大多数属于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蔡元培离开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平后，于1927年在南京建立的中央研究院。另一个系统是留在北平的一部分科学家和教授，主要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于1929年在北平成立的北平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以英美为模式，认为科研和教学不能分离，中央研究院则近乎德国模式，认为科研机构应独立出来，学术研究才能深入。 因此，两个研究院在一些同一领域如物理、化学、动物、植物等均设有研究所，但彼此间无甚往来。即使国民政府专为抗战设立的特种工业研究项目中，指定由中研院工程所和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合作的化学及光学玻璃研究，二者也未能结合。于是双方均设备简陋，人才匮乏，然又分而治之，致使一些战时棘手的科研问题不能予以解决。

同时，中研院除与资源委员会及兵工署研究所有些许合作外，与其他研究机构，如中央工业实验所、清华大学等机构联系亦很少。所以朱家骅也承认：“本院成立二十年来只做到第一项自身从事研究工作的任务，没有做到第二项指导、辅助、联系、奖励全国研究事业的任务。”

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以联合著名学者、专家构成一个统一团体，抗战胜利后，中研院评议会决定建立院士制度。1947年，从全国各大学、各独立学院、各学术团体、各研究所的各学科中选出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然而，院士们尚未能履行其权利和义务，国民党政权已土崩瓦解，中研院的院士制度也不了了之。81位院士中，12位出了国，7位去了台湾，其余均留在大陆。 留在大陆的中研院院士，成为新中国中国科学院的栋梁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