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苏联的解体

在1873年这一历史分水岭前不久，发生了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事件：1857年的印度叛乱（the Indian Mutiny）和10年后，即1867年的日本明治维新（the Meiji Restoration）。第一个事件确立了全球西化的方向，而第二个事件则开启了非殖民化的历史进程。

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是瑞士人，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立即认识到19世纪70年代是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他是当时极少数具有这一远见卓识的人之一。早在19世纪70年代的10年间，他就在一系列的演讲中做出了这样的预言。现在，这些演讲已经结集出版，书名为《世界历史的反思》（Weltgeschichtliche Betrachtungen）；英文版书名为《权力与自由》（Force and Freedom），于1943年翻译出版。该书是学术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然而，尽管布克哈特是享有盛誉的历史学家，但当时并没有人相信他。在他去世9年后，也就是1906年，他的书才得以出版。布克哈特了解并热爱东方文学和艺术，但他认为印度叛乱和日本明治维新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意义。对他及同时代的人而言，西方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然而，在发生了印度叛乱和明治维新之后，世界历史才开始真正成其为世界历史，而不再只是西方历史了。

印度叛乱是一次抵御西化的绝望斗争。叛乱者取得了胜利，但他们发现无法取代受到驱逐的英国殖民者，因而这是一次胜利的失败。他们的失败确立了西方的技术、社会组织、产业经济、科学和教育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但世界各地仍在继续努力抵御西化。在印度叛乱43年后的1900年，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标志着抵御西化的斗争达到了顶峰。而更近的是20世纪80年代伊朗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领导的革命，这仍是一场抵御西化的斗争。但自印度叛乱以来，所有这样的斗争已注定是要失败的。即使是霍梅尼，也只能通过用西方购买伊朗石油的钱来购买西方的技术和武器，从而和西方进行对抗。

当时的欧洲人清楚地认识到了印度叛乱及其失败的意义。1860年后，印度叛乱的失败触发了西方的殖民竞赛。而这导致在40年间亚洲和非洲等绝大多数非西方世界相继置于西方国家的控制之下，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最终连美国也加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印度叛乱使西方国家相信全球西化是大势所趋。这继而使它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它们应该并且能够对全世界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控制，并把这些纳入西方文化和西方帝国的扩张之中。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Commodore Perry）率领的黑船舰队（black ships）第一次驶抵横滨，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在此后的15年间，日本一直在犹豫观望。然后，在1867年，日本毅然决定全面西化，但要控制西化的进程和政府、社会、经济及技术。布克哈特和西方所有同时代的人都忽视了这一决策，觉得微不足道，使之淹没在世界各地西方国家大规模的攻城略地的胜利号角声中。然而，日本最终占据了优势。日本的策略是，为了现代化，必须西化，但要置于本国而非西方的控制之下。这一策略最终击败了西方。通过拥抱西方，日本成功地避免了被西方统治的命运。但在一场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军事失败后，日本输掉了二战。另外，日本也没有达成自己的政治目标：成为主要的殖民国家。然而，应该说，在政治上是西方失败了。日本成功地将西方驱逐出了亚洲，并妖魔化了西方殖民国家，使之声名狼藉。这迫使西方先是在亚洲，然后不久在非洲，放弃了对西化和非西方世界的控制。

自二战以来，在非西方世界中，各国纷纷效仿日本在1867年明治维新中创建的模式，对自身进行改革：在本国的控制下进行西化。这是反殖民主义的基本策略，并非要回到殖民前的状态。即使是在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也不是要恢复18世纪的波斯，而是寻求发展现代化的波斯：获取西方的工业、军事和工程技术，但保留早期的伊斯兰教和价值观。这和日本在19世纪70年代的改革并没有多大差别：采纳英国式的议会制度，并恢复1000年前奈良和平安时代的天皇制。

在所有非西方国家中，无论是阿亚图拉领导下的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类的宗教国家，还是世俗主义者；也无论是像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还是像试图复兴民族的一些非洲国家所做的那样，其基本结构都基于从西方引进的基本原则和组织制度。另外，它们的主导理念也来源于西方。它们宣扬福利国家制度，也都拥有按照西方模式组建、配备最现代化武器的庞大军队。它们都有中央银行，也都致力于经济发展。它们都把学生送到西方接受教育。与此同时，它们也都维持自己对西方基本原则和制度的控制。像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所做的那样，它们通过自己的地方和国家权力体系进行控制。

最后的帝国

但还有一个大国，幅员辽阔，其历史也是欧洲人主导的，政权和政府一直是欧洲人掌握的，这就是苏联。然而，25年之内，或许更短，苏联可能会解体，或至少将从欧洲人统治转变为后欧洲人主导，即主要由亚洲人统治。从各方面来看，这种变化已然发生。唯一的问题是其过程的快慢，是导致这个国家的解体还是分化重组。1982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运动无论是否成功，这一过程都必将发生。事实上，戈尔巴乔夫振兴衰退中的苏联经济的改革越是成功，苏联解体的速度就会越快。

苏联的改革是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事实上，种种迹象显示，苏联的改革与欧洲的最后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18世纪皇帝约瑟夫二世（Emperor Joseph II）力图扭转和振兴停滞和衰退中的奥地利帝国，但这位开明君主的努力彻底失败了。不过，另外两场自上而下的俄国革命，则取得了长期持续的成果。一场是伊凡大帝（Ivan the Terrible）领导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创建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俄国；另一场是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的被迫西化。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会有什么结果。尽管苏联的经济衰退非常严重，但这只是戈尔巴乔夫的次要问题，其核心问题是在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压力下的苏联解体的威胁。

苏联帝国建立在陆地上，这是与其他西方殖民帝国的区别。但它们的共同点是都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如在其处于欧洲的西部有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高加索人，而在其位于亚洲的东部地区则有众多的蒙古人、土耳其人和鞑靼人。对苏联而言，民族问题并非新的问题。在沙皇统治下，精心炮制的俄罗斯化政策使这一问题日益严峻。除了波罗的海国家使用德语的老牌大学，无论学生的民族语言是什么，高等教育几乎全部使用俄语。俄语是官方语言，在商务和军事方面只允许使用俄语。反对俄罗斯化是布尔什维克取胜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宁承诺赋予所有民族充分的文化和教育自主权，这使他获得了从沙皇军队中分裂出去的列特神枪手团（Lett Sharpshooters）的鼎力支持。没有这一支持，十月革命可能无法取得成功。

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事实表明，列宁的民族政策是行不通的。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首先清洗的是教育部门的官员，而正是他们在10年前制定了列宁的民族政策。到了1927年或1928年，他们就开始敦促斯大林修改列宁的政策。他们指出，非俄罗斯人，尤其是亚洲人，正在迅速提高其民族语言文化知识。但与其在沙皇统治下的前辈不同的是，他们没有被强制学习俄语。他们指出，这将会产生新的民族问题。但斯大林本人是格鲁吉亚人，而非俄罗斯人。后来，他们的预言成了现实。但到了此时，不仅欧洲的非俄罗斯人成了问题，亚洲人甚至成为更棘手的问题了。

如果到了2000年，苏联将有一半的人口是非俄罗斯人。在非俄罗斯人口中，有将近一半是亚洲的穆斯林。自二战结束以来的40年间，位于欧洲的俄罗斯人口状况类似于欧洲发达国家，生育率很低，低到其人口实际上是在萎缩的水平。而位于亚洲的俄罗斯人口状况则类似于发展中国家，婴儿死亡率迅速下降，而生育率又一直很高。现在，苏联亚洲部分非俄罗斯人口可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甚至超过了拉丁美洲。

随着苏联欧洲人口的老龄化和实际萎缩，苏联将不得不日益依赖非欧洲人口。苏联的农业人口在迅速老龄化，更为严重的是，有能力的人纷纷逃离土地，另谋高就，因此已经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在工业领域，苏联也面临两难选择：其一是在其欧洲的核心区域引进亚洲劳工，而这必然会引起高度排外的俄罗斯人的强烈抵制；其二是把生产迁移到劳动力供应充足的其亚洲地区，而这又会导致俄罗斯人失去对工业控制的风险。最严重的可能是军队问题。为了维持军事优势，苏联将不得不扩大其亚洲人口中的征兵量。但在历史上，亚洲人从来没有在俄罗斯人指挥下进行过有效作战，苏联出兵阿富汗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苏联在军事上也将不得不面临两难选择：大幅裁军或日益依赖反苏联的亚洲人，从而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人口因素方面的考虑，1988年秋季，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单方面决定裁军50万。而他的备选方案，即把苏联欧洲卫星国的军事控制权托付给亚洲人，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现在，苏联的亚洲人口都掌握了文化知识，而俄罗斯人口中则只有1/3受过教育。但俄语仍然是政府官方语言、商业语言和科技语言，与沙皇统治时期没什么差异。实际上，在苏联军队的指挥官中没有非欧洲人的位子；苏联科学院也是清一色的欧洲人；在党的最高层，无论是政治局还是中央委员会，也从来都只有寥寥一两个非欧洲人。可以预见，这种状况不会再持续下去。也许苏联的瓦解过程是缓慢的，但一旦开始启动，这一过程就是不可逆转的。这一过程已经开始了，我们知道，远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在西部，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在东南部，则是在克里米亚和高加索；另外，还有中亚地区。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已处于守势。他对波罗的海地区提出妥协，而对东南部的亚美尼人和阿塞拜疆人、中亚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则扬言要予以严惩。

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想通过发展经济建立新的统一纽带。他能达到目的吗？答案是基本不可能。如果改革失败了，苏联将重新采用斯大林式的压制措施；如果经济改革奏效，也不会带来理想的统一局面。单是人口因素就使之无法战胜正在崛起的反苏联的民族主义。经济改革成功只会加速产生更大的离心力。应该说，苏联民族主义势力最强的地区也是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即波罗的海的3个共和国，这绝不是偶然的。

奥匈帝国的历史也昭示了苏联帝国必将覆灭的原因。奥匈帝国和苏联在地域上是接壤的，都是内陆国家，也都是非民族国家，因此是很相似的。奥匈帝国第一次出现民族问题是1848年匈牙利人反叛奥地利人的统治。到了1867年，匈牙利人取得了政治、语言和文化的自治权。为了防止贪得无厌的匈牙利大地主脱离帝国，奥地利在经济上付出了日益沉重的代价。面对这种情况，其他民族也立即要求获得类似的待遇。先是捷克人，然后是意大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波兰人。为了缓解面临的压力，像戈尔巴乔夫一样，奥地利开明的自由主义者采取了发展经济的对策，试图以此来建立跨民族的统一纽带。经济政策极为有效。1870年以后，捷克的核心地区波西米亚的工业取得了高速发展，历史上很少有其他地区能够与之媲美。到了1914年，它已成为欧洲工业化程度最高、最繁荣的地区之一，其生活和生产力达到了德国的水平，超过了法国。奥匈帝国南部的斯洛文尼亚和东南部的克罗地亚的经济也同样取得了快速发展。克拉科夫周边地区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至今仍然是波兰的工业中心。

虽然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对于奥地利的政治来说则是场灾难。经济富裕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民族问题。经济越富裕，捷克人对独立的要求越强烈。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奥地利统治下的波兰、讲意大利语的港口城市里雅斯特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它们在经济上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地区，但也是反奥地利最激烈的地方。奥地利对各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让步，甚至超过苏联愿意做出的让步。苏联的所有大学都使用俄语，而有一半的奥匈帝国的大学教学语言并非德语，而是匈牙利语、捷克语、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波兰语和乌克兰语；奥地利议会也采用各种语言；奥地利军队的士兵只需学会几个指挥命令方面的单词，一般情况下都使用各自的民族语言，但这些妥协却导致了提高民族自治权和最终完全独立的更大压力。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不同于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主义，他们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商人、工厂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等中产阶级的主义。这些群体当然是经济发展的首先受益者。

英属印度（British India）发生的情况揭示了同样的教训。在19世纪70年代，与奥地利人大致处于同一时期，英国人决定促进经济发展，使印度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分享英国人统治的切实利益。他们推动铁路和港口建设，建立乡村合作社和工科学校，促进印度出口农作物。尤其是他们成立了印度议会，让英国人和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共同致力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现代印度应该归功于这些努力。但在政治上，这些努力却催生了印度独立运动。1947年，印度人终于实现了90年前印度叛乱没有达成的目标：驱逐了英国人。实际上，印度独立运动的所有领导者都来自印度议会。

在奥地利和印度无法奏效的，在苏联也同样不会取得成效。随着民族越西化、越富裕、越自由、教育程度越高，其民族主义就越会日益高涨。即使实际受到的束缚并不严重，他们也会对自己的殖民地身份地位日益感到不满。他们需要日本人的解决方案：要西化，但要在自己的控制、管理和治理之下。因此，没有理由相信改革能够拯救苏联。

可能出现3种结果。其一是苏联分裂成欧洲和亚洲部分。欧洲部分甚至还可能进一步分裂成多个民族国家：自治甚至独立的波罗的海各国、自治甚至独立的乌克兰、自治甚至独立的高加索各共和国；而在乌拉尔一边的亚洲部分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苏联欧洲部分的继承者必将努力融入欧洲，不得不接受欧洲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而其部分远东地区的继承者则可能会靠近中国。但其在亚洲的最大部分，也就是信奉伊斯兰教的中亚人，将何去何从？那就不得而知了。其二是亚洲人统治，这必然导致欧洲少数民族对亚洲主要民族的持续抵制。最后，还有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结成某种松散混乱的联盟形式，各民族在各自治共和国内部和彼此之间争权夺利，都想控制对方。

无论出现哪种结果，苏联都必将解体。

苏联的解体必将产生全新的国际政治现实。对于这一现实，还没有哪个国家做好了准备，而最没有做好准备的则是美国。

这一阶段将会充满动荡不安，也必然危机四伏。苏联必将彻底改变其与欧洲的关系。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在内部压力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苏联会铤而走险，军事入侵西欧。毕竟，用一场胜战来挽救政治上的衰微是一种最普遍的幻想。1914年，奥地利人就沉迷在这样一种幻想之中；1982年，在攻占马尔维纳斯群岛（Falkland Islands）时，阿根廷的军事将领也同样沉浸在这样一种幻想之中。1812年，拿破仑决定进攻俄国时也是如此。当时，事实已经证明他不再是战无不胜的。首先，1809年被奥地利人战胜，然后又在西班牙被威灵顿公爵打败。如果苏联的民族主义动荡扩展到其在欧洲的卫星国，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或东德引起严重的问题，那么，军事入侵西欧对苏联将领而言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就像1914年军事入侵对奥地利将领的诱惑那样。因此，有必要维持西方的政治统一和做好军事准备。

但也同样有必要对苏联与欧洲关系的彻底转变做好准备。这当然需要苏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及其政策方面进行重大变革。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北约和欧美同盟行将终结。而这需要改革苏联的欧洲卫星国的政府和政策，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们需要摆脱苏联的控制。在中欧，即从苏联的边界到莱茵河之间的欧洲地区，则需要保持军事中立。这也许是苏联的欧洲部分避免受其亚洲部分统治的唯一对策。任何欧洲的苏联民众都会迫使政府摆脱亚洲人控制。对他们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优先考虑。

苏联的解体，对其母国，也即欧洲苏联而言，可能是极为痛苦的。其痛苦程度要远甚于20世纪早期的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或葡萄牙等海外帝国的瓦解。苏联解体对亚洲造成的影响甚至可能更大。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日本与亚洲其他国家、彼此之间、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

苏联解体对美国的意义

对美国而言，苏联的解体意味着需要全面改变外交政策和假设。自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放弃非干预主义以来，这些假设一直是支撑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可以肯定的是，无论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还是后共产主义国家，都将不再是超级大国。而美国亦然。事实上，将不再有什么超级大国，将不再有什么所谓的世界政治中心。对美国而言，制定总体外交政策将日益困难，而回归孤立主义又无济于事，并且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

在整个19世纪，大英帝国的海军控制了七大洋，当时的美国外交政策是明确的，那就是门罗主义，完全不介入世界政治。美国奉行的是孤立主义，但随着欧洲的衰落，这一时期就这样结束了。自从一战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就是复兴欧洲，这日益成为其首要任务。1941年日本发动进攻时，美国决定优先考虑支持欧洲战场，而非把重点放在太平洋战场。20世纪40年代冷战开始时，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点是欧洲的恢复和北约军事同盟。这种欧洲导向可能只是因为亚洲的核心地区仍然控制在欧洲国家——苏联手里。从美国的角度看，其在亚洲需要的只是在如菲律宾或日本等地建立前沿基地（forward base）而已，目的是保护美国的侧翼。而其他方面的外交关系都在欧洲，是与欧洲强权，即以欧洲为中心的苏联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行动，无论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还是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从本质上讲，都是美国欧洲战略的组成部分：遏制和平衡以欧洲为中心的苏联。

在苏联不再是能控制亚洲的欧洲强权的情况下，现在的策略就不是很合时宜了，更谈不上成功了。那么需要什么样的对策，欧洲不再是战略重点，美国如何制定新的战略，则是很难预测的。在所有新的政治形势下，这将是美国最艰难的挑战之一。

北美：美国新的关注点

北美区域的迅速形成，成了美国的主要关注点，而这将进一步干扰美国的外交政策。墨西哥和加拿大都是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在南面，加拿大在北方，与美国这一相邻大国的关系一直是它们外交政策的重点，而美国对其邻国却一向不太关注。世界经济的迅速区域化加速了北美区域的形成，出现了新的机会，也产生了新的问题。

美国南方的邻居墨西哥正在发生一系列的演变，这将改变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自贝尼托·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以来，在100多年间，墨西哥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是与北方这一令人畏惧的庞然大国——即美国保持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墨西哥与美国在地理上靠得太近，而在宗教、文化、价值观、历史和传统方面却存在巨大差异，对美国爱恨交加，难以名状。胡亚雷斯试图通过维护印第安人和农业国的状态来保持墨西哥的独立。他的继任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则试图通过引进欧洲资金、欧洲银行家和欧洲厂商来抗衡可怕的美国。这场努力的失败导致迪亚斯的统治在1911年被推翻，接着是20年的内战。然后墨西哥采取工业的独立自主政策，高度保护国内工业，形成了封闭排外的墨西哥国内市场，其大部分属于墨西哥政府。在很多年间，特别是在二战之后，这一策略似乎取得了成效。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一政策突然彻底失败了，部分原因是石油价格的崩溃，但主要原因是保护主义导致了政府的腐败及其所属企业的低效和缺乏竞争力。

出路之一，也许是唯一的出路，是放弃墨西哥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经济独立政策，接受与美国的经济整合。在很大程度上，整合已是既成事实。墨西哥效率和薪酬最高的产业是沿美国边境的保税加工（Maquiladora）工厂与福特和IBM等美国大企业在其境内的工厂。这些加工业主要甚至全部供应美国市场。有人建议创建美国–墨西哥共同市场。从美国的角度看，经济整合当然比长期接受大量墨西哥移民有利。现在，对许多墨西哥人来说，只有移民才能找到有薪工作。虽然对很多受到过度保护的墨西哥企业、员工和业主来说，转变过程会非常艰难，但整合对墨西哥的经济是有利的。然而，从文化和政治方面来说，这样的转变可能是个巨大的灾难，会威胁墨西哥的政治凝聚力，甚至可能会威胁政治统一。

但不进行经济整合，墨西哥能否生存？实际上，墨西哥还不是个真正的国家。其北方大部分地区使用西班牙语，是主要的工业区，大部分土地比较肥沃。但大部分北方地区的气候太干旱，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而大部分南方地区的气候又太潮湿。从瓦哈卡（Oaxaca）开始的南方，仍是农业占主导地位，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印第安人。南方的很多地方还是由当地酋长统治的部落，与450年前西班牙人首次抵达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当时，最伟大的基督教传教士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e de Las Casas）曾经说过：“在成为基督教徒前，印第安人首先必须成为公民。”墨西哥南方的印第安人也必须成为公民。

在地理上，墨西哥与美国靠得太近，其问题不可能不影响美国。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墨西哥，任何想象到的美国对墨西哥的政策都同样不受欢迎。例如，美国接纳大量墨西哥人的状况能够维持多久？在墨西哥的移民中，既有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有最贫困、技能最差的人，他们逃离墨西哥是因为失业、饥饿和贫穷。而且，墨西哥能够长期承受大量民众逃到北方邻国、人才外流日益严峻的政治和社会代价吗？美国能够接受反美的左翼政府吗？墨西哥能够接受美国干涉内政吗？墨西哥的薪酬水平只是美国的1/10，其农产品成本只是美国的1/3。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能够、更不用说愿意接受经济整合吗？

与其北方邻居加拿大的关系也同样日益重要。相对而言，1988年加拿大和美国制定的自由贸易协定是否能够充分有效地执行，其实并非那么重要。经济上，两国已经整合。事实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度盛行的美国厂商单方面主导加拿大市场的不对称局面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纠正。在美国境内，加拿大厂商、金融家和房地产开发商日益活跃。但加拿大现在面临一个已经存在10年或更久的老问题：“加拿大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最终必须面对。它是一个具有三种文化的国家吗？一种是中部的英格兰–苏格兰（Anglo-Scottish）文化、一种是魁北克的法兰西文化、一种是位于西部北美大草原各省的加拿大–美国文化？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唯一的定义是“它不是美国”。但随着两国经济整合程度的加深，要凝聚加拿大这一地广人稀、文化异质性的大国，这种否定式的定义已显得愈发不合时宜。美国传统的仁慈大度姿态，其实经常并非那么仁慈大度，对两国关系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同样日益不合时宜了。

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新现实（绝不仅仅是对美国而言），仍然是苏联的行将解体。这一事件标志着以印度叛乱和日本明治维新开始的从欧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终结。每个政府、政治家和政治思想家都对此做好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