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军备的破坏性

在人类历史上，1988年11月15日是个重大的里程碑，值得庆祝和纪念。这一天距离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大国结束上一次战争的日子，刚好是43年零3个月。上一次世界大国互相之间无战事的最长时间，也即从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到1914年8月1日一战爆发，也是43年零3个月。这两个时间刚好持平。当然，在此期间发生过1905年的日俄战争，打破了和平，但当时的日本还算不上大国。从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到1854年英法与俄国较量的克里米亚战争，时间长达39年。这39年是大国互相之间的和平时期，值得庆祝，但1945～1988年间的和平时期则更长些。

为什么没有人关注这一新的和平时间记录，这当然是有充足的理由的。这些是难得的和平岁月。虽然大国互相之间没有爆发战争，但其中有几个大国发生了血腥的战争：法国在阿尔及尔和越南、美国在朝鲜和越南及苏联在阿富汗等采取的军事行动。而中东在大部分时间则还战事频仍：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伊拉克和伊朗打了7年多的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爆发了短期的激烈战争。在北爱尔兰、中美洲和南美洲、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生过持久而残酷的内战。

在历史上，毕竟这些年的军备竞赛是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分布最广的。自二战以来，军工行业一直在增长，而电脑、通信、生物技术，甚至金融行业则都没有持续增长。1914年8月之前的20年间，参与狂热的军备竞赛的只有4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意大利、奥地利，当然还有美国，都没有参与其中。但在过去的40年间，没有参与军备竞赛的只有一个大国——日本，两个中等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其他国家都参与了军备竞赛。军事技术和武器的毁灭性能力都呈爆发性增长。现在，即使是弱小和贫穷的国家，如秘鲁、利比亚和伊拉克等，也都拥有越来越多的毁灭性武器，比二战开始时的绝大多数大国还多。而限制武器增加的努力只迈出了一小步：1988年限制中程核弹头的美苏条约。而其他方面，军备竞赛热潮持久不衰。过去的政治仆人，现在已成了主人。

军备已成了破坏性的力量，已成了削弱经济成就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军备是苏联经济危机、美国经济滞后，特别是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上，军队不再能够发挥19世纪所谓的国民学校（the school of the nation）的功能了。无论哪里的军队掌握了政权，不论是在非洲还是拉丁美洲，很快就会成为负面的榜样：恐怖、残忍和腐败。在政治上，军事援助，历史上从没有像过去40年那样频繁使用过，但已经证明是不可靠的。在军事上，武器的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在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所有其他冲突中，往往是大国失利的：法国在阿尔及尔和越南、美国在越南、苏联在阿富汗都是如此。在打赢了4场战争后，以色列取得的战果也并不如战争初期。在7年的血腥战争中，无论是伊朗还是伊拉克，尽管双方都用最现代化的武器武装到了牙齿，但双方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战果。尽管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大量军事援助，非洲的内战仍在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军事上看不到任何决定性的胜利。

对于军事上的种种不佳表现和无能为力的情况，我们都可以听到各种具体解释。20世纪60年代美国越战失败，原因是媒体在背后捅刀，或是因为将领没有打好仗。毫无疑问，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阿富汗的失败，莫斯科也流传类似的辩解。但普遍性的现象需要普遍性的解释，而唯一的普遍性解释就是军备已经丧失了其军事能力。军备能够打赢战争，但不再能够决定战争。在一个核武器、生化武器和细菌武器时代，军备不再能够保家卫国。事实上，我们已经不能再认同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了：“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延续方式。”战争实际上意味着政治的失败。

在美国的越战中，这一点已经开始明朗了。在肯尼迪政府的早期，我加入了国防部下属的采购和人事方面的咨询部。我在那里服务了9年，一直到越战快结束的时候。咨询部的成员中，有3位杰出的企业领导者、3位前高级军事指挥官和3位像我这样的学术界人士，大家几乎都不是和平主义者。然而到离开时，我们却都达成了共识：军备是破坏性的，甚至在军事上也都是破坏性的。我们都清楚，和我们共事的军事官员也都认识到了这一点。然而，自从那时以来，遍及全世界的军备竞赛却愈演愈烈。

虽然裁军是有益的，但还是不够。我们要做的远比裁军艰难。我们要做的，其一是重申国防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角色和重要性，特别是重申政府必须对毁灭性武器进行垄断控制；其二是使国防和军备回归其政治的工具而非主人的地位，而在过去40年其已成为政治的主宰。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国防、军备和军队在现代世界中的角色和功能，并对国家军事进行重新定位。

军备和经济

很多世纪以来，军备和军事力量纯粹都是消耗民用经济的负担，而对科技进步的贡献，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披戴熠熠闪光盔甲的骑士，其形象也许富有魅力，但骑士只是一味向社会索取，而并没有回馈社会什么。维持一名骑士，需要4匹马、至少6位随从。而要供应他们的给养，又需要消耗8～10个农民的产出。然而，骑士却毫不关注如何保卫提供给养的农民。当时，军事技术也没有转换成民用技术。在14世纪，西方就开始使用火药了，但在过了漫长的500年后，也就是到了19世纪中叶，火药才第一次应用到开采矿石、开凿隧道、建筑道路和修建港口的爆破中。制作中世纪的盔甲，需要技艺高超的军械师，他们一直掌握着当时先进的冶金技术，但他们并没有改进中世纪社会最重要的工具——耕犁。一直到了18世纪，耕犁才有了改进。

民用技术也同样没有转化为军事技术。在古代，西方只有使用桨橹的船只。大约在8～10世纪，西北欧把风车和水车组合成第一台机器，也就是将其改造成无须人力和畜力驱动的第一个生产工具。于是，在航海轮船中很快就采用了风帆航行技术，但使用人力的桨橹战舰仍继续使用了600～700年。

然后，在17世纪，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7世纪到二战的250年间，国防经济（defence economy）与和平时期的民用经济（civilian economy）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其转折点是17世纪末，荷兰发明了除船员及其供给品外，还能运载大量货物的第一艘轮船。这艘原来设计用来运载重炮的战舰，不久就被改造成世界上第一艘高效的货船。这堪称和平时期民用经济的最大技术突破之一，可与蒸汽机、计算机和生物技术媲美。这引发了18世纪的商业革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世界贸易。欧洲人开始了经济渗透和全球统治的进程。在250年间，几乎每一次军事技术的进步都会迅速推动民用经济的发展，而民用技术也会非常迅速地应用到军事上。军事技术促成了第一个现代道路系统，其设计和建造的主要目的是满足18世纪早期法国路易十四统治欧洲大陆的需要。然而，道路系统立即促进了内陆贸易。为了培养筑路工程师，1747年成立了第一所工程技术大学——法国国立路桥学校。这标志着工程专业的诞生，从此我们可以系统应用科学技术进行产品与服务的设计和生产了。

反之亦然。在1700年后的250年间，每一项民用经济方面的重大创新几乎都能很快应用到军事上：蒸汽机、电话、无线电、汽车和飞机等无不如此。在此250年间，战争造成的破坏和浪费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战争极大地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否则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应用到商业上。有个教科书上的例子，为了打破英国对欧洲蔗糖供应的垄断，拿破仑拨款开发甜菜糖（beet sugar）。这堪称“政府国防研究”的首例。如果没有一战，无线电可能要推迟30年，也就是到20世纪50年代才能得以开发应用。在一战中，由于战场上有线电话性能很差，工程技术人员和大量政府资金都投入到无线电传送声音和音乐的开发研究中。同样，如果没有二战，计算机可能还需要再过30～40年才能问世。第一台能够进行操作运算的工作用计算机（working computer），即著名的埃尼阿克（ENIAC），是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开发出来的，使用的研发资金也是军队提供的。几年后的冷战促成了IBM在世界计算机领域的领导地位。在加拿大北极地区建立预警系统的军事命令使IBM能够设计和制造大量的第一代工作用计算机。

同样重要的是，从17世纪后期以来的250年间，军事和民用生产设施可以互相转换。民用生产设施和民用产品很容易转换成战时生产和战时用途，然后又能很快转回和平时期的民用生产。19世纪早期，英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导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其能够把原来建造纳尔逊海军舰队（Nelson’s fleet）的造船厂，改造成建造新设计的邮轮和快速帆船的造船厂，这使英国在此后50年间主导了海上贸易。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西洋对岸的造船厂里。这些造船厂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建立的。而在1812年的战争期间，为了建设美国海军进行了扩建。1941年12月参加二战时，美国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军事生产能力。但只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美国就把位于新泽西林登（Linden），原来生产别克、奥兹莫比尔（Oldsmobile）、庞蒂克（Pontiac）汽车的工厂转换成了生产运输机的最大厂家。然后到了1946年1月，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5个月内，这家工厂又转回生产别克、奥兹莫比尔和庞蒂克了。

但现在这一切都已成往事。事实上，我们现在知道，国防开支和国防技术严重削弱了民用经济。我们现在都承认，日本的国防支出很少，国防研究和技术的支出更少，这是日本的主要优势之一。相反，美国沉重的国防负担是其丧失竞争优势和经济领导地位的主要甚至可能是唯一的原因。相比美国，苏联甚至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更大比例的资金投入国防，这当然是其经济落后和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但其中更主要的问题是人才而非资金。日本科学家和工程师没有把精力和时间用到国防军事上，而都用在了民用经济上。在美国，1/3的工程师投身军事工业。他们的日本同行在设计更精巧的客车车门，而美国类似能力的技术人员则基本上都在设计坦克和星球大战系统。在苏联，有才华的科技人员不能从事民用经济方面的工作，他们应征入伍，一直都在从事军事工业方面的工作。

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国家而言，国防工业的增长已对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威胁。军事负担是这些国家经济滞胀、通货膨胀和发展停滞的最大单一因素。在诸如秘鲁、智利、阿根廷或巴西等国家，国防费用可能消耗了一半的资金，而这些资金本来可用于生产性投资。伊朗巴列维国王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外国资本用来建立近东最大的单一军事力量（在其垮台时已是如此规模，但在与伊拉克的战争中显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军事价值）。

因此，经济的第一要务是裁减国防费用，并控制高级人力资源投入没有经济效益甚至阻碍生产力的国防工业。

军队不再是国民学校

在社会上，国防也已迅速成为阻碍生产力的因素。法国大革命宣称军队是国民学校。不久以后，除英国和美国之外，这成了响彻世界各地的口号。现在还是拉丁美洲的口号。无论这一宣言是否曾经极具价值，但现在已不再有效了。军队可能会向士兵反复灌输良好习惯，特别是在招募没有文化的农民子弟时，因为他们没有技能、没有良好的卫生和工作习惯，也不能自律，在这方面也许还有一定的价值。但现在的民众，即使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早已今非昔比了。军队传授的大多数技能，每次招兵广告上宣传的服兵役的好处，对民用经济的价值其实非常有限。年轻人只要做过一两年的社区服务，无论是对其个人还是对社会，学到的东西都会比在军营里待两年要有价值得多。

相反，军队已被反复证明是社会上的坏学校。拉丁美洲各国，如秘鲁、智利、阿根廷、巴西等，在其文职政府垮台时，接任的每个军人政府都说明了这一点。无一例外的是，军队接管者先是受到民众的热情欢迎，然后，军人政府就会滋生暴政、刑讯拷打、贪污腐败，其暴虐和腐化堕落程度往往远胜于前任，在一两年内就会陷入完全无效的状态。佛朗哥（Franco）时期的西班牙军人统治也是如此。对现代世界而言，军队的“美德”完全是不合时宜的。即使曾经能使其免受腐化，而现在，军队的美德也已不再能防止军队经受现代社会和现代政治的诱惑了。

军事援助和政治无效

作为政治工具，军事援助比有记载的人类历史还要悠久，但其结果却一直饱受质疑。有位罗马历史学家曾这样评论：接受援助的将领很快就会得寸进尺，这山望着那山高。军事援助的失败不是因为将领比其他人更不可靠，而是因为依靠外部支持与军事组织的宗旨是自相矛盾的。军队的任务是建立和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外部的军事援助越多，招致的怨恨不满就会越多越深。援助的接受方变得越成功、越强大，其目标就越会与援助方的目标大相径庭。只有存在军事威胁，反对共同敌人的联盟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军事援助是一种政治工具，但并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就像温斯顿·丘吉尔在其伟大祖先马尔伯罗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的传记中反复指出的那样，军事援助从来就没有发挥过作用。作为政治工具，军事援助从来就没有像二战以来的40年间那样大量使用过，其效果也从来没有这么令人失望过。在使用军事援助方面，苏联比西方更早、数量更大，而效果也更糟，如对南斯拉夫的军事援助。但对西方和美国而言，这并不值得宽慰。美国慷慨的军事援助，如对一群上校执政的希腊、巴列维时代的伊朗、马科斯时期的菲律宾或诺列加（Noriega）在位时的巴拿马的援助，几乎每一次都只是成功地制造了敌人。

军事无效

最深刻的变化是所有大国军事行动的效果几乎都没有什么改善。40年来，无论对手情况如何，即使针对的是一小股游击队员、恐怖分子或蓄意破坏者，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失败了。在马岛战争中，英国投入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之一和训练有素的陆军，其对手则是几乎不成建制的阿根廷军队。在战争中，英国军队的后勤供应居功至伟，但我们现在知道，在军事上则几乎是惨败。几年后，美国动用8000多人的军队入侵小小的格林纳达。当然，美国占领了岛国，特别是当地民众把美国人当作解放者和拯救者来欢迎，在这方面，美国无疑是成功的。但我们现在知道，从军事上看，这一军事行动近乎一场灾难。

无论原因如何，可以明确的是，即使从军事上而言，军事力量也是无效的。原因之一是，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也只能针对一种军事行动着手准备、制订计划和进行训练。然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有无数可能的军事行动，每一个都需要不同的战略、不同的战术、不同的后勤保障、不同的训练方案和不同的战争基本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其实并没有什么基本的战略原则，而有的只是备选方案和应急方案，每个方案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一支军队只能针对一种敌人制定一种作战方案，然后据此制订相应计划、进行训练、确立指挥体系和配备武器装备。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无法针对任何敌人制定任何作战方案，然后制订各种计划、进行训练、建立指挥体系和配备武器装备。英国建立舰队保卫北海（North Sea），预防苏联潜艇入侵，但这对护航遥远的南大西洋军队运输舰则是一种错误的军力部署。为了远海（open sea）作战，美国建造和装备驱逐舰，以便在窄浅拥挤的波斯湾为油轮领航，也是很不合适的装备。无论是古代中国人，还是恺撒（Caesar）或克劳塞维茨，每一位军事家都强调战术必须灵活。但战略必须确定，必须基于明确的目标和假设，不能朝令夕改。训练、指挥体系或武器装备也不能随意变更。

无论原因是什么，事实是明确的：军备不再是政治的工具。矛盾的是，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在过去40年军事工业取得了如此迅猛的增长。我们试图以数量取代目标，试图通过建立庞大复杂的军事系统来重获国防力量，但这绝不会成功。

私人军队的回潮

政府正在迅速失去对军备武器及其使用的垄断控制，这很可能是最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自从16世纪现代国家崛起以来，有个不言自明的原则，这就是国家必须对战争和战争工具进行垄断。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战争（Thirty Years War）对欧洲大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此期间，还有私人军队（private army）。但在这场冲突结束时，所有欧洲大国都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政策：军队必须置于国家元首的控制之下。国防的概念是国家有责任提供保护公民的防卫工具，国家具有军事专有权（exclusive right）。

这仍是官方的基本原则。但这一意义上的国防是否仍然可行？是否还有什么实际意义？里根总统最具争议的倡议是战略防御计划，也就是不久后所称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旨在通过发展新技术来保护美国免受核武器的攻击。即使成功实施了，星球大战计划也无法保证美国免受核武器的攻击。核武器可以通过邮递的方式进行攻击，无论是外国政府还是恐怖分子邮寄给帝国大厦某一邮政信箱的很小邮包，如果遥控引爆的话，其对纽约造成的破坏都要比1945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引爆原子弹更大。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生化武器甚至更容易以类似的方式带入美国，很难检测，也防不胜防。由此可见，国家对国防的垄断已被打破。恐怖分子已恢复了私人军队。传统意义上的国防不是针对恐怖分子的，因此，传统军事力量对其无能为力。任何政府的行动都无法控制或消灭恐怖活动。

我们400年前开始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之路已经走到了尽头。在此过程中，我们建立了国家陆军、国家海军、国家空军，国防是政府主权和国家政治的核心。但这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

单边裁军或和平主义都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威慑平衡，核战争的互相毁灭，才是维护过去40年大国之间平衡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停止军备竞赛。从这一意义上看，在里根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他与苏联谈判达成了协议，同意销毁一大类的核武器，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但也仅仅是第一步而已。我们最需要的是接受现实，消除军备竞赛，而不仅仅是限制军备竞赛，这同样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30年裁军的策略是：如果能够获取军事优势，就进行裁军。1988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达成的协议之所以重要，原因是，双方都默认，在不获取或保持优势方面，双方都有相同的利益。在削弱军事力量方面，双方有共同利益。但要让全世界都理解这一道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不用说接受这一观念了。然而，接受削减军事开支和军事组织是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一观念，可能比仅仅几年前大家认为的要更容易些。经济需要也许会迫使我们往这一方向转变。除了日本，从经济上看，每一大国都需要大幅裁减军事开支。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需要甚至更强烈。在人类历史上，这将是经济需要首次战胜军事扩张的先例。同时，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证明，即使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方面而言，军事扩张也往往是无效的。

我们也许已经接近这样的时机了：所有大国都能达成共识，放弃军事援助，认为军事援助对自己是有害的，共同遏制恐怖主义，就像19世纪各国共同缔结1857年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共同致力于消灭海盗那样，或者就像20世纪50年代，各国同意（至少默认）遏制空中强盗（air piracy）那样。

但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需要是，重新全面评估国防和军备的功能。国防不再是可行的了，只有实施行动才是有效的。从根本上而言，军备不再是政治的有效工具。而为了恢复效果，军队应何去何从？必须采取什么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