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夏天，本书初版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受到关注的原因，却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误解。实际上，每位评论者——大多数是美国之外的评论者，都只关注书中篇幅不长的一章，也就是“苏联的解体”那一章。实际上，每位评论者都认为这一章的标题非常荒谬。更荒谬的是，这一章居然讲苏联面临解体。例如，亨利·基辛格博士就撰文指出：“德鲁克一定是疯了。”两年后，即1991年，苏联就解体了。就像本书所明确指出的那样，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高加索地区及其亚洲地区存在民族主义，而正是这些非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摧毁了苏联。

还有，即使是持赞赏态度的评论者，也把本书当作一本预测未来的书籍。然而，就像书名本身所昭示的那样，本书探讨的课题都不是预测性的，而是对现实的描述。

本书各章所揭示的是未来三四十年甚或更长时期的重要问题。然而，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各种事件，已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这些重要问题。本书力图明确阐述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和教会等组织的决策者在制定决策时，需要考虑已经出现的未来因素。因此，他们需要知道哪些是已经出现但悖逆当前假设的事件。这些事件创造了新的现实。

知识分子和学者往往会相信观念先行：先要有观念，然后才会形成新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心理现实。历史上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但那些都是例外。一般而言，理论不会走在实践的前面。理论是对已经验证的实践的结构化和梳理。理论是把孤立的个案转化为规律和系统，转化为可以学习和传授及能够应用到一般情况中的模式。理论是对新现实进行条理化，但一般而言，并不能创造新现实。

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在20世纪90年代信息迅速发展之前。就像瓦特的蒸汽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一样，信息也不仅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组织原则。如果把信息当作一种传统技术，信息的迅速发展就必定难以为继。就像250年前瓦特的蒸汽机与传统的机械动力来源不同一样（他的很多模仿者没有理解这一点，这可能是他们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信息也不同于传统的技术。自18世纪60年代瓦特发明蒸汽机以来直到最近的几十年，主导技术都是基于本书结论部分提出的“理性”，但信息是“感性”的。如果不从整体上着眼，构成信息的单位比特就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这就是信息革命基本和永恒的全新特征。

分析这一变化的全部意义还为时过早。当然，我也没有这种能力。毕竟我们用了整整100年的时间（直到1781年）去研究思考17世纪笛卡尔和牛顿引领的思想革命（intellectual revolution）的意义，然后才由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1724——1804）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

本书不是哲学书籍，而是为决策者和渴望成为决策者的人所撰写的。而他们中很多人，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还在根据过去的现实进行决策。例如，很多书籍和大学课程还在潜意识地假设生产线上的体力工人——蓝领工人是核心的人力资源，但在发达国家，工厂的蓝领体力工人已经是少数群体了。迅速发展的知识型技术专家已经成为新的截然不同的核心劳动力。在知识型技术专家组成的劳动力中，还在根据体力工人是核心劳动力这一假设做出决策，那当然是错误的。

本书并没有试图提供答案，而是设法让21世纪基于信息的知识型组织的决策者问对问题。

彼得·德鲁克
2003年春
于加利福尼亚克莱蒙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