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分水岭

即使在地势非常平缓的地方，也常会有各种关隘。那些穿越关隘的道路，先是逶迤攀上山顶，然后又顺势跌入山谷。绝大多数关隘只具地形特征而已，峡谷两边的气候、语言或文化几乎没有什么差异。但有些关隘则与之不同，堪称真正的分水岭。它们或许既不巍峨，也不壮观。在穿越阿尔卑斯山脉的众多关隘中，布伦纳罗山口（Brenner Pass） 地势最低，也是最为平坦的。然而，自古以来，它一直是地中海和北欧文化的分界线。在纽约西面大约70英里处的德拉瓦河谷（Delaware Water Gap），甚至算不上是个真正的关隘，但它仍然是美国东海岸和中部的分界线。

在人类历史上，也常有这样的分水岭。在当时，其同样既不壮观也不太引人瞩目。但一旦历史穿越了这些分水岭，社会和政治面貌就会焕然一新，社会和政治气候及语言也会蔚然不同。旧貌换新颜，于是历史出现了新的现实。

在1965～1973年间，我们就穿越了这样的分水岭，进入了“下一个世纪”。我们抛弃了一两个世纪以来形成政治的信念、承诺和联盟，进入了未知的政治区域。在那里，不再有一度熟悉的地标指引我们前行。现在，没有人还会相信社会的拯救功能了。自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来，这种信念一直是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要驱动力。但这一卓有成效的政治反击力量已消耗殆尽：在利益集团内部与集团彼此之间发生了政治方面的分化整合。美国也对政治艺术和实践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先是在19世纪末由马克·汉纳（Mark Hanna） 率先推行，然后在40年之后，由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其新政中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在过去的300多年间，军备一直是建设性的力量，也是政治的工具，发挥了卓有成效的作用，但现在军备已成了反生产力的破坏性要素：如果没有严重损害，也至少影响了经济的发展。这是一种最重要，也是最出人意料的变化——军队的作用日薄西山。

这些就是本书第一部分要探讨的主要现实。

1873～1973年

上一个这样的历史分水岭恰好是一个世纪前的1873年。那一年，维也纳的股票市场崩溃是其产生的经济影响，但这还不能算是一个历史事件。在经济上只不过引发了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股票市场的短期恐慌，而在18个月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就全面恢复了。

但在政治上，这一历史上并不著名的股票交易崩盘却标志着自由时代的终结，标志着100年来自由放任的主流政治信念的终结。那个世纪是从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开始的。在1873年之后的10年内，在“进步”和“启蒙”旗帜下，高歌猛进的整个西方世界的主要自由主义政党陷入混乱之中，分崩离析，日趋式微，从此一蹶不振。

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平行发展的，竞相取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1873年的股市危机前，两位年轻人维克托·阿德勒（Victor Adler）和舍内雷尔（George von Schoenerer），就已经是冉冉升起的奥地利自由主义的政治明星了。两人既是亲密的盟友，私交也颇好。但不到5年，他们就反目成仇。阿德勒成了欧洲大陆最受尊敬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舍内雷尔则创建了第一个反犹太政党。60年后，希特勒在德国所推行的，其实就是在一战前从舍内雷尔那里所汲取的思想。当时他还很年轻，在维也纳漂泊。

1873年以前，在人们心目中，卡尔·马克思是位颇令人费解的“怪人”。那时候，他是名记者，还在竭力维持漂泊不定的生活。5年后，他就成了万众拥戴的伟大智者，“信徒”遍及整个欧洲，甚至在美国也不乏支持者。在1873年后的20年间，在欧洲大陆的所有主要国家中，无论是在法国、意大利，还是德国和奥地利，即使是在其遭到官方压制的沙皇俄国，马克思社会主义都在迅速崛起，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

维也纳股市崩溃10年后，在1883～1888年间，德国总理俾斯麦首创国民健康保险（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和强制性老年保险。这就催生了福利国家，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安全网络。与此同时，英国和奥地利通过对工厂进行检查、制定健康和安全法规、限制雇用童工和女工等措施，开始约束雇主的权力。即使在远离欧洲政治发展趋势的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也推出了一些偏离自由市场原则的举措，如制定《格兰吉法》（Granger laws），成立管理铁路的“州际商务委员会”（ICC），通过反垄断法案和规范证券交易的《第一州法》（the first state laws）。同样，在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一个明显敌视商业的政治运动。民粹主义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控制农产品价格，控制工作时间和薪酬。大约1900年前后，在民粹主义领袖林肯的领导下，继奥地利维也纳推行社会主义后的数年间，内布拉斯加州的州府成为第二个这样的城市：对当地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有轨电车公司实行社会主义化。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反犹太主义也成为一股主要的政治势力。1894年，在法国，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上尉（Captain Alfred Dreyfus）因受诬陷而被误判间谍罪。德雷福斯案的审判引发了反犹太主义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期间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就是这一浪潮的历史遗产。1895年，德国皇帝的宫廷传教士阿道夫·施托克（Adolf Stoecker）在柏林成立了反犹太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极力鼓动德国的反资本主义者。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一年后，奥地利人选出了第一个反犹太的高官——维也纳市长。

德雷福斯事件标志着极权主义已羽翼丰满。在德雷福斯被误判为德国间谍后的两年内，法国人其实都知道他是清白无辜的。事实上，到了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间谍。然而，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遇到了巨大的阻力：“谁在乎德雷福斯是否清白？重要的是军队的利益。”而这就是极权主义的本质：维护集体、政党、国家和雅利安人的利益是绝对的“真理”。因此，维护军队的利益是绝对的“真理”、最终的标准，所以需要号召法国人民反对德雷福斯。10年后，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这一定义是以后所有极权体制的基础：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政权的基础。

1873年维也纳股市崩盘后的100年间，许多人认为，政府控制经济和领导社会是“进步”的源泉。因此，重大的政治辩论不再围绕福利国家这一类问题，而是在两种不同的信奉者之间展开。一种是信奉民主和需要用法律制约政府及其对经济和社会控制的福利国家体制的自由主义者，另一种则是信奉反犹太主义等的极权主义者，鼓吹和践行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

1973年的分水岭

在经济上，1973年的石油危机，还有两年前尼克松总统允许美元浮动的决定，也可以看作是非重大历史事件。经济统计人员如果只关心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之类的数字，除了直接的、短期的和统计上不具显著性的波动外，就看不到还会有其他什么影响。类似地，如果只关注组织机构的行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反叛运动，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些都是颇具震撼性的重大事件，都是头版头条新闻，但同样也不是历史重大事件。他们与组织机构，如政府、大学、社会等的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1968～1973年期间所形成的分水岭完全可以与1873年相提并论。1873年可谓自由时代的终结，而1973年则标志着政府作为进步源泉时代的谢幕。1973年告别了19世纪70年代开始形成的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无论是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国家社会主义，在历史的天空中，信念和政策所主导的时代都已远去。就像1873年后的放任自由主义一样，所有这些信条都迅速退潮了，不再行之有效。

但政治口号往往会比政治现实走得更远，其就像政治的柴郡猫 一样咧着嘴傻笑着。1850年的政治口号，表达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夫婿艾伯特亲王（Prince Albert）、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的伟大自由主义一代的政治信念，尽管有了些小变化，但依然铭刻在今天新保守主义者的记忆中。类似地，“福利国家世纪”的口号也还会伴随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这就像到了1900年，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已不太合乎时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依然备受瞩目，还在奔走呐喊，也还颇受尊重。在政治、社会甚或经济方面，福利国家所反映的政治信念也已不再有很多的时代相关性或现实意义，这些口号甚至还会对行为产生抑制作用，但对行为或动力已不太可能提供指导了。

类似地，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罗斯福新政时代的口号还会在美国选举中引起令人激奋的政治辩论。然而，诚如迄今为止的几场选举所显示的那样，这些口号已不能吸引当选所需要的选票了，更不要说用来指导当选以后的施政方案了。它们充其量不过是柴郡猫脸上的傻笑，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