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社会拯救的式微

信奉社会拯救功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也许除了南美的解放神学家（liberation theologian），不再有人信奉社会行动的力量能够创建完美的社会，甚或把社会改造成接近完美的理想社会，彻底改造个人，使之成为“新亚当”。

但在50年前，这样的信念则极为普遍。不只是社会主义者，全世界大多数政治思想家都相信社会行动，特别是相信废除私有产权，可以彻底改造人类，把人类改造成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其中的差别不在于基本的信念本身，而在于改造的进程速度、哪种行动最有效。争论的主要焦点是行动措施：是否应该由政府或政治运动来清除建立完美社会过程中的障碍？在今天，这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而在60年前则称之为自由主义者；政府应该积极创建新的组织机构还是创造新的环境条件？而现在，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当然，政府不会消亡：没有迹象表明，政府会退出历史的舞台。但现在，如果有人像20年前的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那样公然宣扬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则会令人感到滑稽可笑。我们辩论具体的方法措施，我们质疑政府是否应该资助这一行动，而禁止那一活动。每一政策都会基于其本益比进行辩论。我们会就其成功的机会进行辩论：禁止毒品是否会比使之合法化更有可能抑制吸毒？是这一措施还是那一措施更能吸引选票、保持执政，还是会导致下台沦为在野党？

当然，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会有人自封为社会主义者或劳工。但在现在看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不妨来看看1981年上台执政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cois Mitterand）。刚上台执政时，密特朗堪称欧洲最后一位真正忠诚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忠实地继承了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纲领、希望和承诺。但不到半年，现实就迫使他改变了原先的政策，因为资本纷纷撤离法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密特朗的社会主义政府变成了西方世界最亲近资本主义的政府。1982年以来，在密特朗执政的法国，社会主义意味着把执政党的朋友和支持者安插到国有企业的总裁位子上。现在的法国，只要有助于改善社会党的执政就是社会主义。与此相反的是，50年前的1931年，当时的英国陷入极为严峻的经济危机，时任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是位社会主义者，他把短期的经济需求置于社会主义原则之上。于是，他立即失去了大家的尊敬，受到了无情的嘲笑，被称为卖国贼，而20世纪80年代的密特朗则被奉为英雄。

除了征服权力，约翰·肯尼迪甚至没有用什么执政纲领来包装自己，他堪称美国20世纪以来第一位这样的总统。虽然在其3年的总统任期内鲜有建树，但他至今仍被奉为英雄和崇拜的偶像。林登·约翰逊可能是信奉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美国总统了，却因为其倡导伟大社会而备受讥讽。他的“向贫困宣战”（war on poverty）已成了失败的代名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在社会拯救方面的执政纲领都失败了。在1946～1947年间推行的英国国家卫生署（British National Health Service）医保方案，也许是最后一个真正取得成效的措施。在英国至今仍非常普及，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危机。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任何社会问题，我们越来越怀疑是否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当然，会有很多错误的答案。但我们现在知道，社会形势、社会行为和社会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远非一个正确的答案所能解决。如果要予以解决，通常需要几个方案，而其中没有一个是非常完善正确的。我们现在还知道，在教学上，没有什么唯一正确的方法。对某位学生而言，这一方法可能是合适的，而对其他学生而言，则需要不同的方法。没有单一的方法可以解决工业废水和污染物质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在某些情况下，可以采取禁止的措施，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采取罚款的方式。在还有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在盈利的前提下解决污染问题。然而，为了获取广泛的支持，社会拯救运动必须承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式”；或至少得保证：“这是目前的最佳方式”。因此，我们发现自己现在正处于西方历史上两个世纪以来的末期。

信奉信仰拯救（salvation by faith）的观念主导了中世纪的欧洲。在16世纪的宗教改革（Protestant Reformation）中得到了复兴，而到了17世纪中叶又衰弱了。当然，每一种宗教都宣扬，而且还在宣扬，其是唯一正确的方式。但到了17世纪中叶，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宗教信仰是个人的事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迫害停止了。在西方国家，即使到了19世纪，仍存在宗教迫害的问题。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才从根本上解决了宗教信仰所引起的政治限制问题。但已不再有人相信凭借宗教信仰可以在人间创建上帝之城了，大家也都觉得这并没有什么意义，而这已是100年前的事情了。

18世纪中叶，信奉社会拯救的观念填补了信仰拯救消失以后所留下的空白。所谓的社会拯救，就是建立世俗的社会秩序和平等的世俗政府。法国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首先阐述了这一信念。30年后，英国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将其逐渐发展成政治体系。社会学之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和德国的黑格尔（Hegel）用一种所谓的永恒的形式，也就是科学的绝对论来进行理论阐述。在西方国家崛起成为主导世界力量的过程中，精良的机器、货币和枪炮所发挥的作用，可能还不如社会拯救的承诺。而现在，这一切都已一去不复返了。

社会拯救观念的式微导致过去200年间极为盛行的错觉的破灭：革命的神秘性。无可否认，如同过去一样，革命还会继续发生：政变、攫取权力、反叛独裁专制政府以及由此引起的内部的分崩离析，在人类历史上层出不穷，这一直是暴力推翻政府的最常见原因。其中的一些革命确实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其余的只不过是以暴易暴，换汤不换药。但以拯救社会为使命的革命则是开天辟地的，与历史上的革命截然不同。这场革命的使命是拯救普罗大众于水火之中，是救世主第二度降临人间，使人类和人类社会重归原始的纯洁状态。当然，这是场暴力革命，但在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挣脱枷锁之后，新的曙光将会引领人类进入理想的乌托邦。在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中，当革命者的理想社会崩溃，并演变成风声鹤唳的恐怖局面时及在反革命的法国督政府执政之后，在人类历史上，挫败的激进者第一次抱有这样一种救世主般的情怀和愿景。在1848年欧洲大陆革命失败后，这种愿景就得到了修正。但在血雨腥风的大屠杀和军事镇压下，1871年的巴黎公社失败后，这又成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核心愿景了。但即使是在以革命的名义进行烧杀抢掠的恐怖分子中，例如，在秘鲁安第斯山脉进行恐怖活动的一小股毛派分子，他们也不再具有救世主般的情怀和愿景了。他们进行破坏，不是因为还怀有希望，而是因为已经绝望了。

出现新的救世运动还是很有可能的。社会拯救信念和二度救世革命的消失可能会催生新的先知和救星。但这些新的救世运动可能是反社会的，信奉只能通过社会之外的方式，凭借个人，甚至通过出世的方式才能进行拯救。

从其言论上看，美国的里根革命和英国的撒切尔革命（或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并不是反政府的。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在扩大各自政府的规模和管理范围。他们不再把政府视为催生更好甚或完美社会的组织机构，而只关注政府的具体职能：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削弱英国工会的权力、区别对待英国市镇统筹住房的租户和自有屋主等。我们不妨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看1700年前后现代医学的诞生：不再寻求用万灵药治疗百病，而是对症下药。这一新的医学理念并不意味着药物和医生数量的减少，而是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药物和医生。类似地，政治需要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要削减政府规模和政策措施，而是政府角色和职能的转变，这也是其最终目的。

200年来，社会拯救信念一直是西方政治活动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在世界政治活动中也日趋活跃。这一信念的破灭产生了一个空缺。一些宗教的兴起意在填补这一空缺。这是西方民主社会福利国家体系破灭的结果。在美国公众生活中，宗教活动的强劲复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拯救这一世俗信仰消失的反映。然而，1988年美国的选举活动明确表明，尽管所有媒体都在宣传正统派基督教徒的“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但我们也不会回归社会拯救的信仰，使之成为主要的政治因素。另外，我们也不会回归非常相似的19世纪早期的放任自由思潮。放任自由运动也承诺进行“社会拯救”：清除所有妨碍个人利益追求的障碍会最终产生完美或至少是最理想的社会。

信奉社会拯救的最后一位西方一流政治家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德国总理、社会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而他的继任者，德国社会党领袖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则是位禁欲主义者，没有这方面的信仰。他的唯一政治信念是所谓的正派。另外，他相信并成功践行了实用主义政治观念，以此应对短期的具体问题，而非重大的问题。实际上，他所谓的指导原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原则。他的原则是效果、效率和本益比。他的继任者，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也同样没有什么原则，而且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要有什么原则。对科尔而言，重要的是事情是否可行。政治的检验标准是否能够维持政党执政或有助于攫取权力。

是否足以进行现代复杂社会特有的不同派系、利益集团和多元的短期压力的整合？是否足以进行统治、领导和提出应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