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罗斯福时代美国的终结

社会拯救是最引人瞩目的政治组织原则，但不是唯一的原则。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有个与其竞争的原则，先是在美国，二战后又在日本取得了主导地位。用以前的政治理论术语来讲，这一原则是通过主要利益集团把国家整合成社会经济阶层，而反对社会拯救乌托邦式的经济承诺。

这一基本原则可以追溯到罗马共和国时期，但到了19世纪末，才在美国成为政治现实。那时候，俾斯麦的福利国家体系开始战胜阶级斗争（class war），这也是俾斯麦在设计这一体系时所公开表达的目的。西欧和中欧的马克思社会主义者迅速演变成社会修正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而在美国，声势浩大的新平民主义正在兴起。在许多方面，甚至比欧洲的左派更为叛逆和激进。为了应对阶级斗争分裂的威胁，在1896年总统选举过程中，美国政治家马克·汉纳发明了一种新的政治整合原则，通过共同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发展，当时则称繁荣，把主要的经济利益集团，即社会经济阶层，整合到一起。

在政治史上，马克·汉纳堪称真正的创新者。在美国，除了《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的作者，几乎没有人可以与其相提并论。但他却因为成功而广受批评：他使美国政治偏离了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政治学家绝不原谅他。对他们而言，令人尊敬的政治当然是有崇高理念的，这是天经地义的。令人尊敬的政治必须解决重大问题，而非绩效之类的细枝末节。然而，几乎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取得成效的美国政治所依据的都是马克·汉纳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整合。这一原则立竿见影，马上使马克·汉纳的共和党在选举中获胜，取得执政权力。1912年共和党分裂，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获胜的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与马克·汉纳一样，是位反意识形态、信奉利益集团原则的政治家。马克·汉纳奠定了理性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他创建了将其政治基本原则转化成政绩（political performance）所需的组织。共和党当然不是他创建的，但他重建了共和党。

40年后，有位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完成了马克·汉纳的体系。众所周知，在1932年的选举中，并不是罗斯福获胜了，而是因为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政绩令人失望。1932年，罗斯福之所以战胜民主党长期呼声最高的政治明星阿尔·史密斯（Al Smith），取得了党内提名，恰恰是因为他反对史密斯按照欧洲意识形态模式重塑美国政治的企图。从一开始执政，罗斯福就着手重建因大萧条而受到重创的马克·汉纳的经济整合。在此基础上，他赋予政府的角色是充满生机活力的创新力量。政府不仅是马克·汉纳的利益集团——农民、劳工和商人——得以达成共同行动的渠道，而且对三者能起到平衡作用。政府不仅要确保没有任何利益集团会受到其他集团的压迫和剥削，而且还要确保没有任何集团可以主导其他集团。罗斯福的政府发挥了整合和平衡的作用，运用权力维持社会的均衡。

尽管其经济政策几乎都不奏效，但从政治和社会角度来说，罗斯福政府可能是我们所见过的最成功的政府。传统商人把罗斯福看作激进分子，因为他帮助劳工掌握了权力。但罗斯福并没有让工会像其欧洲同行那样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控制立法或行政权力。虽然罗斯福的许多言论都不是亲商的，但他所采取的措施一开始就旨在创造购买力，产生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商业发展。类似地，罗斯福大幅提高了对农民的支持力度。他的前任已经对农业采取了保护政策，而他继承了马克·汉纳的农业政策，继续努力提高美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推进经济复苏的政策基础上，罗斯福还进行了改革，也就是除了恢复马克·汉纳所谓的经济繁荣，他还承诺要改进社会的公平公正。因此，罗斯福创建了希望。

在经济上，即使到了1940年和1941年的战时经济时期，美国经济也还没有开始复苏。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在罗斯福上任一年或一年半左右，在所有西方主要国家中，美国一枝独秀，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恢复。事实上，已经重现生机活力。尽管众多银行倒闭，失业情况严峻，干旱严重，沙尘暴肆虐，这一切严重影响了农业经济和乡村社会，但到了1935年，美国人民已经充满胜利的信心，认为自己是世界的领导者。

在20世纪，全球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比罗斯福政府更为成功的了，没有其他意识形态分裂和内战频仍的政府能够比罗斯福政府创造更大的国家凝聚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的美国会成为全球的指引明灯和激励源泉，也正是这一点，使之成为真正激进分子的敌人。顺便提一下，从这方面可以做出最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在日本进攻珍珠港后，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希特勒对美国宣战（而这正是纳粹德国覆灭的根本原因），而从其他方面则很难解释清楚。杜鲁门政府继承了罗斯福时期的传统。杜鲁门甚至比罗斯福本人更清楚地意识到了新政的基本原则。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罗斯福的传统达到了顶峰。这是因为他知道，继承和发扬新政不仅是他的历史使命，而且还可以为共和党重新夺回运用马克·汉纳的愿景进行整合的权力。

人们普遍认为，与反政治意识形态一样，通过繁荣经济的承诺进行政治整合，只适合于美国，无法移植到其他国家。这一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如同在马克·汉纳和罗斯福的本国（美国）一样，在整体情况很不一样的其他国家，也同样可以做得很好。日本政府是过去35年最卓有成效的政府。自二战以来，日本政府一直遵循马克·汉纳通过经济利益进行政治整合的原则。当然，美国的政治体系和日本行政系统的独特状态和权力情况很不一样。反之，日本的政治体系与美国独特的政治机构、人员构成和权力状况也相差很大。在美国，既非政客也非官僚的“内部人”和华盛顿“老手”，也就是那些律师、记者、教授和企业主管，人数多达数千之众，一拨又一拨地来到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机构工作，他们实际掌握了政府主要部门和议会主要委员会职位方面的所有决策工作。当然，也有一些自民党特色。自1950年以来，自民党一直在日本执政。这些日本人具有特殊性，但其实并没有大多数日本人和西方人所想象的那么多。自民党的基本原则和结构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的民主党非常相似，与20世纪20年代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执政时期的共和党甚至更相似。相同的派系、相同的政治领袖（political boss）主导某一城市或地区，主要利益集团之间的联盟也在不断地变化，甚至连地方和地区的政党机器的交易和政治腐败也是一样的。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模式也使西欧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原来那些贴着各自意识形态标签的党派仍然存在，但只有南欧的共产主义者还在践行意识形态纲领，致力于社会拯救运动，而这也正是其日趋式微的原因。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和赫尔穆特·施密特、法国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和弗朗索瓦·密特朗、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意大利的阿尔契德·加斯贝利（Alcide de Gaspari）和贝蒂诺·克拉克西（Bettino Craxi），他们都通过反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整合取得了政治上的成功，都毫不在意各自所在政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宣传。

但现在，如同通过社会拯救进行整合一样，马克·汉纳和罗斯福通过经济利益进行整合也已过时落伍了。林登·约翰逊是最后一位试图进行这方面尝试的美国总统。他的“伟大社会”的政治整合效果已经完全不如20年前了，力图效仿马克·汉纳和罗斯福愿景的每次真诚尝试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人能像1984年的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那样能干、优雅体面和经验老到，但也很少有人会输得像他那样彻底。他力图重建罗斯福时期美国的利益集团联盟，这使他显得极不合时宜，无可救药。50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4年后，1988年，迈克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想寻求和动员新的利益集团，特别是中产阶级，同时也不疏远原来的利益集团，但同样没有成功。

在美国之外，通过利益集团整合来达成政治整合的效果也同样越来越差。虽然自民党在日本的每次选举中都会获胜，但这只是因为反对党都信奉社会拯救的意识形态，更不具吸引力罢了。利益集团整合之所以不再奏效，原因之一是经济利益集团作为实体的独特性和自我意识已日趋式微。在发达国家，作为经济阶层，农民或劳工在数量上已不具优势，在政治上也不再重要。在马克·汉纳时代的美国，农民占总人口的一半；罗斯福开始执政时，劳工接近总人口的2/5。而现在，农民不到总人口的3%，传统蓝领劳工最多也就占总人口的1/5。在经济上，商业阶层已不复存在。马克·汉纳动员的商业阶层并非像通用汽车或花旗银行那样的大企业，而是小镇上的修鞋匠、小酒店老板和木匠之类的小商人。现在，其人数依然很可观，但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商人或独立的利益集团。

原因之二，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群体都不再具有社会上的独特性。达成政治统一（political unity）和政治认同（political identification）的其实并不是共同的经济利益。畜牧饲养员是农民，但一直以来，在经济利益方面，他们与奶农或烟农很不一样；技艺娴熟的工匠与不熟练的大批量生产（mass production）工人也截然不同。20世纪20年代，这些非熟练工人是美国劳工的主体。区别这些群体并使之能够采取统一行动的，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文化。他们的社会认同度远高于经济认同度。有自尊的工人，有乡村社会（rural society），也有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商人。这些不同的群体看不同的报纸，大部分到不同的教堂祈祷礼拜，通常住在城镇的不同区域。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最重要的是，每个群体都有其明确而独特的自我认识。他们没有所谓的阶级意识，也不相信自己受到社会其他群体和阶级的剥削，至少在马克·汉纳提出经济繁荣方面他们具有共同的利益之后，他们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但每个群体都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扮演不同的角色，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

马克·汉纳和罗斯福所谓的“经济利益”其实只是代称。两人可能也都知道，他们指的其实是社会和文化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他们表面上讲的是数量，其实指的是质量。现在，这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已所存无几了。留下来的，诸如北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劳工，现在已被认为是落后于时代了，意大利的西西里农民也是如此。美国自动化养殖场的畜牧员或肉用仔鸡饲养员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民，但在全世界的职业群体中，其电脑知识也许是非常出类拔萃的。底特律蓝领汽车工人当然是劳工，但除了偏好啤酒甚于葡萄酒，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了。不久前，美国一家最具军事化特色的汽车工厂的工会代表提醒我，工会成员关心的是房车、在诺斯伍兹（North Woods）的钓鱼小屋（fishing cabin）及其退休金。他们和美国社会的其他人看一样的电视节目，在同样的超市购买一样的消费性商品，度同样的假。虽然做不同的工作，但生活方式已没有什么差异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不是由经济利益确定，而是由消费能力确定的。

原因之三，新的社会主体，即知识型员工，不再能用利益集团来进行定义了。知识型员工不是农民，不是劳工，也不是商人，他们是组织的员工。但他们不是无产阶级，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到剥削的阶级。从群体上看，他们是其退休基金的唯一“资本家”。其中有很多人都是自己的老板，也有“下属”。然而，他们也有自己的老板。他们不是中产阶级。虽然他们赚钱有多有少，但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单一阶级”（uniclass）。无论是在企业、医院还是大学工作，其经济或社会地位没有任何区别。从做企业的会计跳槽做医院的会计，知识型员工的社会或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换了个工作而已。

在现代发达社会，大多数人都是组织的员工。作为员工，其受教育程度越高，毕生为组织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身份既不意味着特定的经济或社会利益、特定的经济或社会文化，也不意味着有什么重大问题。但他们完全蔑视马克·汉纳和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所依据的社会基本原则，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适合他们的政治基本原则和政治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