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原理》：读奇书，做奇男子

毛泽东习惯于用“奇”来称呼他心目中的理想人格。

他在1915年6月给朋友的信中，曾经预言：“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这里说的“奇杰”，和他当时说的“奇男子”是一个意思。

成为“奇杰”、“奇男子”的条件之一，就是“读奇书”。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毛泽东读到的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可谓他当时心目中的一本“奇书”。在阅读中，他发了不少“奇论”，透露出这个未来“奇男子”的一些人格气象。

杨昌济当时讲授伦理学，以《伦理学原理》为教材。该书约十万字，毛泽东在上面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他还根据《伦理学原理》的一些观点，写了篇《心之力》的文章，杨先生给打了一百分。

泡尔生是柏林大学教授，康德派哲学家，哲学观点属于二元论，伦理思想的特点是调和直觉与经验、动机与效果、义务与欲望。其《伦理学原理》除序论和导言外，共九章：善恶正鹄论与形式论之见解、至善快乐论与势力论之见解、厌世主义、害及恶、义务及良心、利己主义及利他主义、道德及幸福、道德与宗教之关系、意志之自由。

毛泽东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绝大部分是表达他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一些观点的引申和分析；小部分是对原著论述的赞同语和一些章节段落的提要。凡原著中合乎自己观点的地方，他必浓圈密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甚切”、“此说与吾大合”等语。对原著的否定与怀疑之处也很多，常见的批语是“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余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满”等等。批语中还有不少是结合墨子、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联系五四运动前夕的国事政治和文化思潮，对原著观点进行发挥。

毛泽东青年时代拥有一个鲜明主张：要拯救多灾多难的国家，就必须改变人的精神和身体，塑造新的国民。通俗地说，就是要先改造人们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他读书以求“本源”，也是这个意思。这种认识，和湘学士风的影响有关，如曾国藩、谭嗣同、杨昌济，都持这样的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倾向也大体如此，梁启超倡导塑造新民，鲁迅提出改造国民性，代表了当时比较普遍的看法。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既反映了这股思潮，又有充满个性的理解和发挥。

《伦理学原理》的一个中心思想是，人类先有生活之目的和理想，后有生活之行为和动作，衡量其行为动作的价值高下，是看其是否吻合目的理想。毛泽东的批语，比较多地反映了这个观点，对他后来建构新的伦理观发生了不小影响。诸如，强调事物的运动变化，提倡个性解放，反对消极无为，重视人的行为精神价值，高扬豪杰精神和圣贤精神，追求济世救人，献身崇高理想，等等。这些，都极具理想主义甚至是浪漫主义的个性气质，隐隐然透出其理想人格的影子。他当时发表在《新青年》上的《体育之研究》，和后来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也都强调人们的理想、道德、意志之于干事业的极端重要性。

毛泽东的批语中，主张“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颇为奇异的说法。

通常说来，人们的道德评价来源于自身的利益感受，青年毛泽东据此认可《伦理学原理》讲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不过，他觉得这只是人格道德的表层内容。社会固然需要个人主义，需要冲破一切压抑个性的东西，但由此解放和实现的，应该是“精神上之个人主义”和“精神上之利己主义”。只有彻底、完美地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意志，才算是“遂其生活”，才会是最高境界的“善”。因此，道德上的“善”和精神利益有关，和肉体利益无关，“肉体无利之之价值”。这样一来，所谓“利己”，应该是“高尚之利己”，本质上是“精神之利己”。

青年毛泽东说的这种“利己主义”，与平常说的损人利己的自私，不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比一般的利他主义还要高超——

利精神在利情与意，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至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只有不顾一切追求崇高理想，仅仅在“精神上”利己的人格，才是崇高的人格。这种道德风范，这种献身精神，确实非一般人所能自觉践行。胸中若无“本源”，断难养成；如果没有理想主义支撑，也难奉行。但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奇男子”，却是可以做到的。正因为这种道德理想很“奇”，也引起后人的一些误解，甚至曲解。

比如，前些年一个英国籍华裔女作家，写了部《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第二章开头有这样一段：“毛泽东对于道德的看法有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自我。他认为，‘我’高于一切。他回避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项义务，对其他人我没有任何义务。’”作者在注释里说，她引的这句话，出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35页。

找出《毛泽东早期文稿》一查，第235页是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原话是——

吾人惟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此义务为吾精神中自然发生者，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虽系与他人关系之事，而亦系吾欲如此者也。所谓对于自己之义务者，不外一语，即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而已。济人之急，成人之美与夫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亦并不在义务以上，盖吾欲如此，方足以安吾之心。

稍有中文常识，便不难明白，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不仅不是回避对他人的责任义务，而且是更高境界的知行合一的义务观。其核心是把“偿债、践约，及勿偷盗、勿诈伪”、“履危蹈险舍身以拯人”这类事情，当作自己必须去实现的义务。如果不去做，内心就会感到不安；做了，也不是为了别人，更不是要沽名钓誉，完全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是为了发展自己的精神能力。显然，《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的作者，把毛泽东的原意弄反了。或许作者没有看到原文，或许看到了原文，为表达自己先入为主的认识，只摘取开头两句，下面的话就不管了。

毛泽东当时的人格追求，确有让人称奇的地方，有人理解不了，也有可能。阅读《伦理学原理》这样的书，不仅激发了毛泽东认识和改造世界的雄心，也促进了心性修养的提升，为他“立奇志、创奇事”，做“奇杰”、“奇男子”，做了人格心性的准备。

1917年阅读批注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后来的遭遇也颇为有趣。毛泽东投身革命后，曾将他在长沙求学期间读过的书籍和笔记、日记送回韶山老屋放置，土地革命时期，乡亲们担心它们落入敌手，均烧毁了。这本《伦理学原理》因借给他人，幸免此劫。1950年，一师老同学周世钊应邀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另一个叫杨韶华的同学听说后，托他将几十年前借阅的这本《伦理学原理》归还毛泽东。杨韶华在该书扉页上写下缘由：“此书系若干年前，毛主席润之兄在小吴门外清水塘住所借阅者，嗣后各自东西，不复谋面，珍藏至今，深恐或失!兹趁周敦元学兄北上之便，托其奉还故主，借镜当时思想之一斑，亦人生趣事也。”

据周世钊记述，当他将此书交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所谓“启发和帮助”，实际就是思想启蒙，使他能够跳出中国传统典籍来思考一些理论问题，促成他在中西文化思想的比较中，做出求变求新的选择。

1918年4月，即将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毛泽东，写了首《送纵宇一郎东行》诗，送给准备赴日本留学的罗章龙。他在诗中很自信地宣称：“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读书学习，把握本源，管好身心，保持胸中日月常新常美，沧海横流的人间之事，似乎就不难打理了。此番理路，呼应了刚刚成立的新民学会“改造学术与人心”的宗旨，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学生时代求学宗旨的一种概括。

书本导引着他的脚尖的方向，而脚尖将决定他未来的人生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