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为“主义的结合”

青年毛泽东从湖南一师毕业后，职业理想有两个：教师和记者。1921年1月初，他在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上明确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这年秋天，在参加中共一大后，他补填《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终生志业调查表》：在“终身欲研究之学术”栏中，郑重填写“教育学”；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中，填写的是“教育事业”；在“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栏中，填写的依然是“‘教育事业之月薪酬报’及‘文字稿费’”。

历史没有让毛泽东去当一名教师或记者。他从湖南一师毕业时，新文化运动渐近高潮。随后爆发的五四运动，猛然间把他推入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毛泽东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领导湖南学生和教育界爱国运动，为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四处奔走，倡导湖南自治，参加建党建团活动，创办自修大学培养进步青年，等等。虽然公开和正式的职业一度是长沙修业小学历史教师和湖南一师附小主事，但他事实上已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毛泽东依然钟情书本。可以说，恰恰是这个时期结合社会实践和政治活动的阅读，使他的探索异常活跃。逡巡于不同的“思想房间”，他的认识不断提升，思想飞速地奔跑，在三年左右的时间里，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8年夏天，毛泽东到北京不久，便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和策源地北京大学，得到图书管理员助理职位。这对他来说，就像是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可以放开肚皮啃吃新鲜的“知识青菜”。他在这里认识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邵飘萍、梁漱溟等文化名人，和傅斯年、王光祈、陈公博、张国焘、邓中夏一干进步青年也多有来往，这无疑是难得的幸运，一下子就站到了接触新思潮的高点上面。

1920年夏天，为了在湖南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文化书社。他在《发起文化书社》中说，“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从而期望“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毛泽东很敬业也很职业地经营着这个书社。他以特别交涉员的身份请胡适、陈独秀这些名人给他担保，从各个出版公司选进图书，还列出推荐书目，撰写售书广告，招募读书会友，发布营业报告，很有些像今天的民营书店或个体书商。在此期间，除领导新民学会活动外，毛泽东还先后发起成立和准备组织健学会、问题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等等，大力推荐和阅读各种新书。

当时的阅读，使他先前脑海中那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本大源”，同寻找现实的救国方案和各种“主义”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实现了阅读目的的一个重大飞跃。

“主义”为什么重要？毛泽东在1920年11月25日的一封信中说得很透彻：“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因此，一班刻苦励志的人，最紧迫的是“要变为主义的结合”。“主义”无疑是他此前追求的“本源”的具体化。

“主义”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理论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可以互换的表述。1921年元旦期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便主张把原来的宗旨“改造学术与人心”改变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读书的目的，变为寻找“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主义”了。

当时人们所说的“主义”，大多要从新学、西学中寻找。毛泽东曾说，他的治学之道是先读古籍，“然后下山涉其新”。为寻求主义，他果然“下山涉其新”，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19年7月，他发起成立健学会，目的就是研究新学，特别是新学中的“主义”。他说，中国思想界已经“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陈独秀等人“首倡革新”，“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洲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

研究新思潮中的各种主义和学说，是1918年从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这段时间，毛泽东极为迫切的阅读和探索主线。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他提出，西方社会的变革运动，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主义为倡导，“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这才“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7月21日，他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10月23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注重研究之主义”。“下列”者有：哲学、伦理、教育、宗教、文学、美术、政治、经济、法律、科学，一共10个领域的“主义”。

1920年，新民学会不少成员陆续赴法国留学。毛泽东也表示，自己这一生，“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这话是1920年3月14日给同学周世钊的信中说的。在这封信中，他还表示，自己虽然暂时留在国内，但从新学、西学中寻求主义的心情更加急迫：“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为此，他打算把有关主义学说的文章“编成一本书”。

1921年2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有人提出新民学会的宗旨既已确定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可以不讨论主义的问题了。毛泽东不以为然，明确表示“还有讨论的必要”。理由是，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前者如陈独秀诸人，后者如梁启超、张东荪诸人”。因此，学会的共同行动还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和此前不同的是，他这时强调要研究的主义，已经聚焦到了政治层面。他希望会员们在看书的基础上，定期研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实验主义等“五六个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