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思想房间”之后

阅读新学和西学，给毛泽东打开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房间”。那么，他又是如何在这些“思想房间”里逗留、挑选，进而为寻找主义、确立信仰汲取营养的呢？

毛泽东寻找“主义”，不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书斋里和头脑中，而是习惯于把读书所得，拿来四处宣传，甚至拿到行动中来尝试和检验。比如，他读了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便在1919年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呼吁实行卢梭在小说中提出的“回到自然”的“自教育”，以脱离社会压力的“苦海”。胡适提倡多研究些问题，毛泽东就准备组织一个问题研究会，还写了一份《章程》，提出要研究七十一类问题，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面。他看到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随即到周作人家里去请教，回到湖南后，又起草一份《新村建设计划书》，还跑到岳麓山一带去找地方，想邀约一些朋友到那里建个“新村”，做个实验。1920年，他读到拉丁美洲有一种叫工读主义的时潮，就在上海组织几个人半工半读，靠给人洗衣服维持生计。这年在上海见了陈独秀，受托回湖南宣传新思想，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就办起了文化书社。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选择“主义”是件大事，必须经过比较研究和慎重思考。他当时不断地选择，不断地抛弃，恰如住旅馆一样，他在不同房间留住过，随之便匆匆离去。其中，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欧文等人的合作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尼采、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罗素的社会改良主义，还有社会进化论，等等，都是他或长或短徘徊过的“思想房间”。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认为其他主义都行不通，没有更好的办法，才逐渐确立起来的。他在1920年12月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采用“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奈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这个说法，符合那一代共产党人寻找真理的客观实际。毛泽东说他在此前关注过、宣传过甚至尝试过的一些主张，总是“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即使在跨进马克思主义门槛的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放弃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再做比较，表现得很谨慎。

1921年1月初，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五种“主义”，供大家讨论，然后进行最终选择。这五种“主义”是：

社会政策（社会改良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

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

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

无政府主义。

参加会议的谢觉哉，在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从保留下来的会议记录看，毛泽东在会上就他提出的五种“主义”，分别做了一些分析：

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尽管有这样一番比较和解释，参加会议的新民学会会员还是不得不举手表决。结果是：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主义，二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毛泽东从五四到建党期间的读书经历，不由得使人感慨：那时，为新思潮推波助澜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正是这些原本以读书为业的人，通过阅读和相应的实践，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中坚。这种通过阅读和比较最终确立信仰的现象，很值得思考。

在那个年代，阅读确确实实与寻找真理有关。一旦寻找到真理，并真正懂得和理解，就不轻易改变，于是坚定地守望它、维护它、实行它。拿破仑有一句名言：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剑，一种是思想。需要补充的是，剑从来都是由思想来指挥的。因此，思想的力量是最根本的，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实践，才能科学有效地改造世界。

当然，阅读与信仰的关系也很复杂。读书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者说，读书不是衡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高下的唯一标准，而只是联结实践和信念的一个中间环节。这个环节，可以引向不同的实践和信念。

例如，蒋介石也曾经读过马列主义著述。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10月18日又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11月21日还写，“看《列宁丛书》”。看来，蒋介石当时确实用了些心思读马列，也算是国民党进步阵营中的人物，但他的信仰和实践，终究相去甚远，背道而驰。

有文化的政治人物多半喜欢读书，但是，读什么书并不意味着就信仰什么，就能在实践中做什么，关键在基于什么立场来吸收书本内容，并且要看是否有实践书本理论的兴趣、勇气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