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演论》和《物种起源》：唯物史观前奏曲

在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过程中，有两本进化论著述对毛泽东的影响不能小觑。一本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一本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

达尔文《物种起源》中文全译本，由马君武于1919年译出，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分别以《物种原始》、《达尔文物种原始》为书名出版。1920年毛泽东创办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达尔文物种原始》便是他两次重点推荐的新书，并在报上刊登售书广告，把它列为“书之重要者”。

达尔文《物种起源》提出的进化论学说，基本观点是：栖居在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从一个或少数几个原始类型进化而来，在生存斗争中不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趋于灭绝，而具备有利变异的个体则被选择保存下来，通过一代代自然条件的选择，变异逐渐积累，形成新的物种。进化论刚刚创立的时候，受到主流学术界怀疑，甚至被讥讽嘲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发表《进化论与伦理学》，为达尔文进化论辩护并有所发挥。该书上卷依据达尔文学说阐述自然界生物竞争、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下卷论述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关系，认为人类具有相亲相爱的先天本性，因而高于动物，进化规律不适用于社会发展。

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由严复以《天演论》为题译成中文，于1898年出版。全书糅合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三人的理论，对原著作取舍增删和重新排列组合，近6万字，严复写的“按语”就有一万七千字左右。《天演论》事实上是严复运用进化论学说，来解决中国近代社会实际问题的再创作。他在书中表达的主要观点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自然和人类社会共同的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是违背进化规律的；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是进化的必然结果，中国人若以千年文明古国自诩，不改弦更张，奋发图强，难逃悲剧结局；“以人持天，与天争胜”，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在于可以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1912年秋冬，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期间，第一次读到《天演论》。显然，他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了解，是读《天演论》在先，读《物种起源》在后。事实上，《物种起源》是比较忠实地翻译过来的生物学著述，在非专业读者中，影响远不如《天演论》。1941年12月，毛泽东把自己保存的一批图书捐赠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图书室，其中就有严复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上面还盖有自己的藏书章。由此推断，他自1912年读到《天演论》后，在延安时曾保存此书，或继续读过。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找主义，大多把进化论作为最深刻、最有力的理论支撑。马君武在《达尔文物种原始》译者序言中便称：达尔文以天择说解释物种原始，“其在科学界之价值，与哥白尼之行星绕日说，及牛顿之吸引力说相等，而对人类社会国家影响之巨大则远过之”。严复译述《天演论》，用意更为明显，把进化论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目的是警醒国人在竞争中求生存，自立、自强、自主。这本书问世后的短短十多年中，就发行过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当时任何其他西学书籍无法比拟的。“天演”、“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很快充斥报纸刊物，有的学校以《天演论》为教材，有的教师以“物竞”、“天择”为作文题目，有的人干脆以“竞存”、“适之”作为自己或其子女的名字。这本书对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作用，对塑造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实乃功莫大焉。

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他当时喜欢这两本书，可视为接受唯物史观的前奏。进化论思想，特别是严复关于“物竞天择”的解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史观，确有暗合之处。达尔文和赫胥黎，和马克思是同时代人，一个比马克思大九岁，一个比马克思小七岁。马克思夫人燕妮曾听过赫胥黎的演说，称自己听到了“真正充满自由思想的勇敢的演讲”。恩格斯把进化论、细胞学说和能量守恒定律，并称为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马克思在1861年1月16日给斐迪南·拉萨尔的信中，便明确说过：“达尔文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甚至表示，《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这些，都反映出唯物史观和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潜在关联。

1912年毛泽东读了《天演论》，1920年读了《达尔文物种原始》，1926年发表的《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可隐约感受到他把阶级斗争史观和进化论学说联系在一起的习惯。他说，“现时国内颇有些人怀疑或反对阶级斗争的，这是不了解人类进化史的缘故”，“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

此外，毛泽东服膺进化论，与他的个性及经历有关。敢于斗争，在矛盾和风浪面前迎难而上，在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是他的鲜明个性和政治理念。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认识，自然远远超越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但终其一生，确实也强调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必须通过奋斗才能立足，进而由弱到强。这是否属于人们一直诟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呢？恐怕不好这样说。完全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或者把人类社会的追求和发展目标仅仅定位在进化论上面，才叫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是不科学的，但生物进化论作为具有重大影响的自然科学成果，不能不影响人们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这也是事实。进化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发生那样大的影响，也说明人们把自然科学成果运用到社会发展领域，甚至被当作社会科学成果，是可能和必然的。否则，就不好解释为什么许多并不懂生物进化论的人，那样明显地受到达尔文学说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达尔文和进化论依然不能忘怀。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讲话中，他列举古今中外青年创造发明的事迹，便举达尔文为例，说他是“大发明家，青年时开始信宗教，也被人轻视。他于是研究生物学，到处跑，南北美洲、亚洲都跑到了，只是没有到过上海。创造进化论时也是个年轻人”。1961年，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读《社会进化简史》、《物种起源》，并拿着一本《物种起源》对当时在中办机要室工作的一位年轻人说：“这本书，值得一读，可以了解社会发展史。”

从社会发展史角度来阅读进化论，从进化论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史，或许就是开通毛泽东和《物种起源》、《天演论》逻辑关联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