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经典送来一场“及时雨”

逆境中读书，是可贵的机遇。因为外界的压力，也因为内心的苦闷，常常会获得比顺境中的阅读更深刻、更具体的感受和启发。

打下漳州所得的马列著作，就像一场及时雨，使毛泽东初步获得经典理论武器。在这些书中，当时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三本：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据《反杜林论》的译者吴亮平回忆，1932年11月他在中央苏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一看见我就说：‘你是吴亮平，《反杜林论》不就是你翻译的吗？’我说，是。他说：‘这本书我看过好几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兴。’然后，他又讲了《反杜林论》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本书”。此后，他多次同吴亮平探讨《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不仅注重书的内容，而且说吴的译文“还比较像中国语言”，对译得较好处做了肯定。例如该书“哲学编”第十一节末，吴亮平用了“太过沉溺于杯中”，毛泽东说：“这样好，有味。”长征到达陕北后，他还对吴亮平讲：“你看，我把这本书（指《反杜林论》）带过来了。”

的确，在马恩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比较频繁的厚本书，当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他不光在战争年代阅读，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阅读《反杜林论》，外出视察也带上它。在1964年和1970年，他两次批示印发大字本马列经典著作时，都特意叮嘱，要把《反杜林论》多分装几册来印，以方便老同志阅读。他读过的《反杜林论》，有精装本、平装本，还有大字本。所读次数，不好统计。

《反杜林论》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分别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哲学编”第一次连贯地阐明了辩证法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这三大规律。“政治经济学编”对生产、交换和分配的相互关系做了分析，提出生产和分配是统一的，分配从属于生产。“社会主义编”论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提出一切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只有到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去寻找，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并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有计划的控制。

毛泽东当时读《反杜林论》，比较重视有关唯物辩证法的论述，这正是他当时比较缺乏的理论工具。否则，就不会被别人贬为“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了。

初读《反杜林论》的收获，比较多地反映在他到陕北后的一些论述当中。比如，1937年他在“抗大”讲授《辩证法唯物论》时，基本概念和观点也主要依据《反杜林论》，并大量引用了该书的论述句子。诸如关于辩证法是自然、社会、人类思维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关于思想逻辑与历史进程的一致性，关于运动是物质存在的形式，关于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等等。他写的《矛盾论》，为说明矛盾的普遍性，也大段引用了《反杜林论》“哲学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中的论述。

读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情况又有不同。这两本书对毛泽东当时认识中国革命实践的是是非非，直接、有用，读起来特别“解渴”。

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社会各阶级都在考虑如何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问题，不同政党和派别也都在考虑自己的策略。列宁这年写的《两种策略》，完整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要和农民联盟，争取领导权。书中还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问题。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初，认为世界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主张实行进攻的战略，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与此同时，欧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搬用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实行关门主义，不利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去争取大多数，拒绝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反对任何妥协，否定党的组织纪律，等等。1920年列宁发表《“左派”幼稚病》，批评了这股“左”倾思潮。

1933年，毛泽东把《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读，附信说：“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两种策略》主要论述无产阶级政党怎样看待和怎样参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书中提出的争取领导权、同农民组成联盟等策略，恰恰是此前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没有处理好的问题，由此犯了右倾错误，导致大革命失败。

不久，毛泽东又将《“左派”幼稚病》送给彭德怀，又附信说：“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两种策略》），叫作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他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左派”幼稚病》所反对的如关门主义这样一些“左”倾思潮，在1933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颇为泛滥，“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正走向高潮。初读列宁这两本书所得的启发，表明毛泽东是联系中国当时的革命实际来领会其要义的。

不少人回忆，在千难万险的长征途中，毛泽东在担架上或宿营时，仍时常阅读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三本经典。即使如此，在遵义会议上，有人对他的理论水平还是不以为然。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凯丰就说他照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来指挥打仗“并不高明”。言下之意，你虽然能打仗，但在军事上依然没有马列主义的“味道”，其他方面，就更不用说了。此事对毛泽东刺激不小，成为他到陕北后那样发愤“研究一点学问”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