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读哲学书籍是为了甩掉“狭隘经验论”的帽子，读军事书籍，也复如此。毛泽东当时阅读军事书籍的急迫之情，可从下面几则电文来感受，从中也看出他研究军事所关注的重点所在。

1936年9月7日，他致电在红军和东北军之间做联络工作的刘鼎：“前电请你买军事书，已经去买否？现红校（指红军大学）需用甚急，请你快点写信，经南京、北平两处发行军事书的书店索得书目，择要买来，并把书目附来。”提到“前电”，说明这已不是第一次请刘鼎买军事书；“需用甚急”、“快点写信”，急迫心情溢于言表。

9月26日，他再次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代兵法书《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0月22日，大概是发现刘鼎寄来的军事书不是他想读的，他又给叶剑英和刘鼎写信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对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这段往事，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回忆：“到陕北，我看了八本军事书，看了《孙子兵法》。”“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等。”他当时读军事书籍，重点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战略，而非一般的战术内容。这是他作为战略家的一个显著特点。1965年1月2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坦陈：“我从来不研究兵器、战术、筑城、地形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那些让他们去搞。”“我只研究战略、战役。”

初到陕北，如此集中阅读军事书籍，还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动因。1936年初，李德不同意红军当时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在3月间开会决定，“战略决定由毛泽东写”。这个委托，促使他下决心研究战略问题。重要成果就是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读军事书籍，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同读哲学书籍，写《实践论》、《矛盾论》一样，和教条主义对毛泽东的讥讽有关，和下决心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有关。对这两个缘由，他后来曾明确表达过。

针对教条主义讥讽毛泽东只会按《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来指挥打仗，1958年6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答复那个中央苏区的军事教条主义”。1959年4月5日，他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又说，教条主义的这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关于总结经验的问题，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5日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讲，他“那时看这些（指军事书——引注），是为写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1961年3月，他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又说：“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因为要写这本书，倒是逼着我研究了一下资产阶级的军事学。”

很明显，答复教条主义和总结经验，一个是阅读的主观动力，一个是阅读的客观动力，这两个缘由，难以分割开来，都是为总结土地革命时期的经验教训。也只有把经验教训总结清楚了，才能真正答复和克服教条主义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