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论》:“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抗战初期,不少人在军事战略上存在轻视游击战争的倾向,重视阵地战,把希望寄托在正规战争和正面战场上。为此,毛泽东请罗瑞卿、萧劲光、刘亚楼、郭化若等人开座谈会,专门研究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还给郭化若写信,做了详细布置: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参考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他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务把军事理论问题弄出个头绪来。
这时候,能够接触和阅读的军事战略方面的书籍,虽然比初到陕北时丰富多了,但毛泽东依然觉得不够。1938年1月,他让郭化若以他的名义给林伯渠和叶剑英写信,请他们代买所缺军事书籍。
那时候,立足于全国抗日战争的大局和走势,来分析战略问题,是毛泽东考虑的头等大事。1938年3月30日,他在抗大演讲,明确提出:“抗大要上战略课,讲大局、大兵团的战略。”
为理出军事理论和战略问题的头绪,毛泽东当时研读最细的书,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战争论》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著作。作者克劳塞维茨作为普鲁士高级将领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他研究了1566年至1815年间发生的一百三十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三卷本《战争论》。除了论述战略战术的一些基本原则外,书中还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战略包括精神、物质、数学、地理、统计五大要素,进攻和防御相互联系和转化等重要观点。恩格斯和列宁都细读过这本书,评价甚高。列宁很欣赏该书提出的“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个论断,还进一步发挥说,“战争是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政治的继续”。
毛泽东在1938年3月读《战争论》,1938年5月写出把军事理论和战略“弄出个头绪”的《论持久战》。这篇论著,吸收和发挥了《战争论》中的一些观点。诸如把《战争论》说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改造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同时发挥列宁的说法,认为战争的政治性具有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的特点。此外,《战争论》强调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最高目的,没有把保存自己作为战争目的,毛泽东则把战争目的规定为“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两个方面,进而探讨了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辩证关系。这个发挥改造,显然是来源于中国革命战争中,我方始终处于弱势一方的实际经验。
写完《论持久战》,毛泽东继续读《战争论》。1938年9月间,他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莫文骅、郭化若、萧劲光、萧克等将领,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据莫文骅1993年写的《永不磨灭的怀念》回忆: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他还用秦始皇先后派李信和王翦领兵灭楚,一败一胜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
从这个回忆看,毛泽东组织阅读《战争论》,喜欢联系中国古代历史上和中国战争中的具体战例经验。
毛泽东热衷研究《战争论》,带动一批将领学习这本书。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就是一个典例。1941年,陈毅送他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在书上留下用红、蓝、黑铅笔做的各式各样的标记多达十七种,还写下一百二十九条批语,总计约三千字。1942年7月8日,彭雪枫依据自己读《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心得,撰写了《〈战争论〉和〈孙子兵法〉之综合研究》,提出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战略战术的主张。1943年夏,他把《战争论》和《思想方法论》送给九旅政委韦国清,并附信说:“这两本书我已读了两遍,现赠送给你,请你也读它两遍。”1944年8月,淮北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赵汇川奉调到淮南华中局党校学习,彭雪枫又把《战争论》一书送给赵汇川。赵汇川一直珍藏着这本《战争论》,1986年把它交给全军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收藏。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还不时提起这本书。比如,1960年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1975年会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都和他们谈论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认为克劳塞维茨“讲过很有道理的话”。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主要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和中国历史上的战争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从思想资源上讲,则比较明显地受益于中国古代《孙子兵法》和西方近代《战争论》。在许多场合,他常常把这两本书相提并论。有的国外学者由此认为,毛泽东作为“非常谙熟克劳塞维茨的人和其军事哲学的爱好者”,“同样也是继承和发展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胡适曾发表过有趣的看法。他在1951年5月31日写信给蒋介石说:“我这一年来研究近代史实,颇感觉斯大林确实是一个战略大家,而毛泽东确实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好学生、好徒弟。他们都得力于克劳司威次(克劳塞维茨)的战略,所以我要我公略知克氏书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