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古为今用的“工具书”

史沫特莱在她的文章中，还写下这样的内容：“他（毛泽东）在抗大和陕北公学上课，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和他的谈话一样，都以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丰富历史为根据。涌到延安的知识青年，习惯于从苏俄的少数作家的作品中汲取精神养料，毛泽东则对学生讲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民族的历史和大众文艺。”

此为确言。毛泽东在抗战前期频繁到延安“抗大”、陕北公学、延安“鲁艺”、中央党校等学校讲课，作报告。据目前留存下来的报告记录，尤以1938年为多，达到了三十次。考虑到毛泽东当时的活动没有日志记载，实际讲课次数会比三十次要多。

由于干部们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发挥自己的阅读优势，习惯和擅长借用民间家喻户晓的故事，特别是流传甚广的中国古典小说，来宣传解释党的现实政策，谈论对中国革命的一些认识。比如：他用《三国演义》中“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即俗称的“古城会”，来说明革命队伍里讲严肃性和原则性时，有时出现点误会是难免的；用《红楼梦》中贾宝玉、林黛玉生活的“大观园”，来比喻人生舞台，要求干部们不要满足于狭小的工作和生活圈子，到抗日根据地的“大观园”中锻炼提升自己；用《西游记》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僧不同的性格，来说明党的干部要有信念坚定、机动灵活、踏实肯干的作风；用《封神演义》中姜子牙上昆仑山拜见元始天尊，天尊为助他伐纣兴周，赠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来比喻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

这当中，毛泽东对《水浒传》谈得尤其频繁。

他阅读和看重《水浒传》的情况，略列三事，便知大概。一是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他急于要找一部《水浒》，结果一名小战士给他找来了一把水壶。二是1938年10月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一次休息时，他同贺龙、徐海东等人聊天，开玩笑地说：不看完《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红楼梦》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三是1970年代，他先后要过十二种版本的《水浒传》阅读。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水浒传》？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水浒传》描写的各路好汉被逼上梁山举旗造反的原因、过程和道路，梁山英雄们的精神、品格和能力，梁山干部集团的组织、策略和方法，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过程，或者有近似的同构，或者有直接的启发，或者有深刻的镜鉴。《水浒传》在毛泽东阅读中引发的共鸣，已远远超出文学欣赏。他通过对原著内容的提炼和提升，将其精髓融入时代变革，让这部描写古代农民起义的作品，在中国现代革命中，发挥出罕见的“古为今用”的作用。

伴随革命的风风雨雨，毛泽东同《水浒传》一路同行的情景，颇为精彩。不妨按时间顺序，把他一生的有关论述，择其要者列述如下。

少年时读《水浒传》，他视之为“造反的故事”，唤起他对梁山英雄群体的向往。

1926年，他在广东农讲所给农民运动骨干讲课时，不无深意地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至失败。但中国的皇朝崩溃，就是农民起来了，有领袖组织造反。

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时，瞿秋白请毛泽东到上海中央工作，他说愿意上山“和绿林好汉交朋友”。他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后，为说服部队上山，拿出的理由就是历史上的官军从来剿不灭土匪。在井冈山，他果然同农民自卫军首领袁文才、王佐交了朋友，并把他们融入到自己的队伍，站稳了脚跟。但远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对这种看起来有些像传统的造反方式，并不像毛泽东那样感兴趣，因此在1927年12月21日给朱德的一封信中，批评毛泽东等人所为，“在群众眼内看来是替他们打抱不平”的“梁山泊英雄侠义的行为”。毛泽东没有理这套批评，成功的实践让他依然故我。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他向陕北的哥老会写了这样一个宣言：“你们主张打富济贫，我们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双方可以“共抱义气”，一同奋斗!

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谈到“战略退却”的理由，他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1937年，他在《矛盾论》里讲起三打祝家庄的故事，认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举此例，意在提倡，解决问题必须从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

1937年和1938年在“抗大”讲课，为了说明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上山”建立根据地的必然性，他最爱说的话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他们被逼上梁山，就是官逼民反。我们现在也是逼到山上打游击。井冈山、鄂豫皖的山、陕北的山、四川通南巴的山，都来了游击队。新中国成立后，“逼上梁山”更被他经常用来说明“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原因。

1938年，针对延安的一些同志愿意上前线，不愿在后方做保卫工作的情况，他是这样做工作的：《水浒传》写的梁山政权，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为了强调合法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策略，他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讲话中，再次谈三打祝家庄故事，说其中第三打之所以成功，原因是“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些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宋江打到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4年，他看了京剧《逼上梁山》，认为“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极力推荐，目的是在党员干部中普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压迫引起反抗这样一些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还从《逼上梁山》的成功中受到启发，提出编演《三打祝家庄》，并对主创人员说：要写好梁山主力军、梁山地下军、祝家庄的群众力量三个方面。这个思路，显然与当时发展敌后抗战的背景有关。

1945年，召开中共七大期间，为了阐述党的一些政策思想，他反复谈及从《水浒传》里获取的启发。为了说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延安整风的重要性，他说：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不是自愿的。为了解除延安整风给知识分子干部带来的压力，他借用《水浒传》里吴用和萧让这类“秀才”的故事，来强调革命队伍不能缺少知识分子，要让他们发挥作用。为了说明抗战胜利后要用很大力量转到城市工作中去，他说：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为了让干部们辩证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山头”问题，他多次讲，《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会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率得好。借“水浒”，讲山头，与中共七大选举来自五湖四海的中央委员直接有关。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为了说明新中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性，他说：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1955年，他讲到对待犯错误的人，“要准许他继续革命”，不要心地褊狭，搞孤家寡人，并提醒说：不要当《水浒传》上的白衣秀士王伦，他也是不准人家革命。凡是不准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险的。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

1957年，为了提倡领导干部继续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他说：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

1959年2月，为了克服“大跃进”期间犯的主观主义错误，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再次讲三打祝家庄的故事：一打时石秀探庄解决了道路问题；二打时拆散三庄联盟，结成了统一战线问题；三打时孙立假投降，解决了内部斗争问题。由此引申出来的现实要求是：纠正“大跃进”在工作方法上的失误，要从调查研究入手去解决矛盾，要让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批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共产风”倾向，他想到了梁山英雄的劫富济贫：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做是错误的。

1964年，为了说明当时日益激化的中苏论战气氛，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水浒传》第一回叫作“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现在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放出来的妖魔。

1965年，谈到三线建设部署的必要性，他说：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我们搞的小三线就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

从上面这些罗列，不难看出，毛泽东一生与《水浒传》的关联，何其紧密。概括起来，他在《水浒传》里发掘和重视的观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梁山英雄一样，都是“逼上梁山”；革命的道路都是先建立一块一块的“山头”根据地，然后让星星之火，汇成燎原之势；各个“山头”的革命力量汇到一起，要齐心协力，克服山头主义，形成一支统一的力量；梁山起义军在壮大过程中，展示了许多可以借鉴的策略方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同梁山英雄一样，都需要各种各样有特点的人才；梁山英雄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值得学习。凡此等等，《水浒传》几乎成为毛泽东在不同时期可以随时翻阅的“工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