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东西”：成为思想领袖

毛泽东在抗战前期的阅读研究，在马列著作方面，仍然是一以贯之地投入。比如，他当时对曾志谈到，“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这个话也表明一个事实，他的理论阅读是和研究现实进而作理论创新连在一起的。

在1938年10月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眼光从来不离开现实运动的“新东西”。

红军长征，无疑是中国革命创造的“新东西”。到陕北不久，毛泽东就发起征稿，要参加长征的官兵，“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断”，目的是编辑出版一部《长征记》，宣传红军奋斗历程，扩大党的影响。后来由于形势变化，出版事宜拖延下来，到1942年11月才印制出来，书名为《红军长征记》。谢觉哉在1945年11月2日的日记中说到一个细节：“读《红军长征记》完，颇增记忆。没有一篇总的记述。总的记述当然难。毛主席说过，‘最好我来执笔!’毛主席没工夫，隔了十年也许不能全记忆，恐终究是缺文。”

或因事过境迁，毛泽东没能写出《红军长征记》的总序，但为总结和宣传抗战以来陕甘宁边区建设的经验，他让身边工作人员李六如、和培元写了本《陕甘宁边区实录》。读了初稿，他觉得需另请人修改，就给周扬写信说，此书“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需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陕甘宁边区实录》于1939年12月出版，生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边区的政制和组织、边区政府做了些什么、边区的统一战线、边区的抗战动员、边区的群众团体这样一些“新东西”。毛泽东不仅题写了书名，还题词说明该书的主题：“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为研究“新东西”，毛泽东还提议成立了一个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了一套《时事问题丛刊》。1939年10月，丛刊第二辑《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出版时，他为这本书写了篇序言，里面说：“这样系统地研究时事问题，并为一切抗战干部们供给材料，实在是必要与重要的了。‘瞎子摸鱼’，闭起眼睛瞎说一顿，这种作风，是应该废弃的了。”这些说法针对的正是党内那种不注重现实调查研究的学风。

学习的目的，既是为了掌握科学的理论，以说明现实运动，也是为了创新理论，以指导现实运动。毛泽东当时研究的最大的“新东西”，是中国革命运动各方面的发展规律。正因为有结合现实运动的深入阅读，才使他的理论思维和理论创造异常活跃。1938年5月他写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应该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针，贯穿了出色的军事辩证法，对敌后根据地和全国的抗战具有很强的战略指导作用。1939年10月他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回答了在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历史大课题，创造性地提出了获取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他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具体特点。这些论著，加上全面抗战爆发时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代表论著。

关于这时期的理论创造，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有过客观的说明：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没有胜利和失败两方面的实践经验，要掌握中国革命运动的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探索中，全党都有认识局限，不是哪几个人的问题。这或许是理论创新的规律所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单单是毛泽东，而不是别人，在那个时候有如此的理论创新呢？这不能不说与他的阅读，与他使用的“思想工具”有关系了。

把毛泽东这期间的阅读研究，放到更大的视野里来衡量，其最大收获，是确立了他看待实践、分析问题的两个最根本的“思想工具”：一个是实事求是，一个是对立统一。

关于实事求是。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这个传统概念做了改造。《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说的“实事求是”，主要是讲读书做学问的态度。毛泽东的新解是：“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由此进入思想方法的最高层面，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和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本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1987年陈云在《身负重任和学习哲学》一文中说：“在延安，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我都看过，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要实事求是。”

关于对立统一。毛泽东读哲学书籍，最感兴趣的是辩证法中的三大规律，他认为三大规律其实就是一大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他延安时期的理论著述：《实践论》讲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的关系；《矛盾论》讲矛盾事物的同一性及其转化，讲矛盾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论持久战》讲中国和日本力量的强弱转化，讲抗日战争的几个阶段的关系；《新民主主义论》讲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讲民主革命中各阶级的关系。这些著述都鲜明地贯穿着“对立统一”这个分析“工具”。

到陕北以后的阅读和研究，使毛泽东逐渐成为掌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分析问题的大师，进而使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成为中国革命领袖的最后一段路程。这里说的“领袖”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陕北之初，毛泽东在党内绝不是以理论见长的领袖人物。红四方面军的将领和红一方面军的将领，就争论过到底是张国焘学问大，还是毛泽东学问大的问题。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被不少人视为党内第一理论家，以至于有“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周恩来的风度，毛泽东的实际”这样的说法。在党内领导层，毛泽东当时似乎还是一个偏实干的人才。中国共产党是靠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掌握理论水平的程度，对党的领袖人物来说至关重要。这几乎可以说是个传统。

到1940年代初，毛泽东有了一系列理论创造，而其理论既有马列主义依据，又能够说明中国革命的实际，全党上下都佩服。这就使他从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时的军事领袖，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成为政治领袖，再到1941年9月延安高级干部整风开始后，成为了思想领袖。

对毛泽东完成如此艰巨的身份跨越，党内其他领导成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中肯的评价。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他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他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被全党选为领袖，阅读和理论创新可以说是最后一道重要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