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学经验

毛泽东曾明确表示，“不太喜欢看”斯大林的著作，因为他总是“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但有三本书例外，是他喜欢的，即《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联共党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与中国革命的关联实在紧密，恩怨复杂，毛泽东实际上读了不少他的著作，但下功夫琢磨的，也确实是这三本。

《论列宁主义基础》是斯大林1924年系统阐述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论著。1925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即以《列宁主义概论》为题发表全书译文。该书从理论方法、战略和策略、工作作风等九个方面阐发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下了一个经典定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论列宁主义基础》写于列宁逝世不久，斯大林的地位和权威不像后来那样被神化，论述还比较实在。

《联共党史》由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写，斯大林为该书撰写《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并审阅了全书。1938年出版后，在各国共产党人中广泛流传。其中文版是1939年经博古校阅后出版的。全书共十二章，以列宁和斯大林的活动为主线，叙述1883年至1937年联共（布）的历史，注重阐述列宁和斯大林的理论，以及联共（布）的战略和策略。

学习了解列宁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推进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比较能够满足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需要。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把《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列为干部学习读本。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研究马列主义，应以《联共党史》“为中心的材料”，因为该书“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随后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中又讲：“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1945年4月在七大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还说：“《联共党史》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著述和谈话中，经常引用、借用和化用这两本书上的一些论述，重点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认识和利用帝国主义时代的基本矛盾。

1937年毛泽东写的《矛盾论》，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关于帝国主义时代基本矛盾的分析判断，来说明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他说：《论列宁主义基础》“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怎样看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后世界和中国的形势，摆在了党的面前。毛泽东在七大作的那篇《愚公移山》的著名讲话，又以《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为依据，提出：“现在依然如斯大林很早就说过的一样，旧世界有三个大矛盾：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个是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这三种矛盾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发展得更尖锐了，更扩大了。由于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所以虽有反苏反共反民主的逆流存在，但是这种反动逆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

二是联合一切阶级力量反对帝国主义。

《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批判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提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转归论”是要求搞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不断论”是强调毕其功于一役。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克服党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和急性病等“左”倾思想，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中，根据《论列宁主义基础》的论述提出：“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主张经过民主共和国的一切必要的阶段，到达于社会主义。”“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经的桥梁。”

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又面临一个要不要继续联合和领导其他阶级力量的问题。在中共七大的结论报告中，毛泽东提醒全党：“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中曾经讲到，阿富汗的国王是维护封建制度的，但他为阿富汗的独立而进行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埃及的商人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埃及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也同样在客观上是革命的斗争。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时代，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我们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大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可以成为我们的同盟军，有些时候就在我们的领导下。”

三是强调理论与实践、革命胆略与求实精神相结合。

《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两句名言：“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称赞这两句“说得好”。延安整风时期，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和《〈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等讲话和文章中，他总是引用这两句话来强调和说明：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取消他的“理论家”资格；虽然此前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但“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因为“斯大林的话说得对：‘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

毛泽东读《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联共党史》，不只是着眼于运用书中的观点词句，根本上还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结合本国的实际，勇敢地发展马克思主义。1942年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演讲中，他点出此题：“我们读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它告诉我们……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

1942年毛泽东提出“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比1938年讲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又进了一步，在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个纠结多年的问题上，他似乎更加自信了。